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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1938年8月，周保中为加强对松花江南岸依兰、方正及勃利地区抗联部队的领导，率领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警卫部队及第9军第2师部分队伍，由宝清向依兰、方正地区转移。随着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的转移，敌人以围歼第二路军总部和第5军军部为目标，动用约一个师团的兵力对依兰、方正、林口、勃利等地进行'大讨伐'。11月下旬，为避开敌人'搜剿'，周保中率总部指战员在夹皮沟附近利用森林蔽障，四处转移，或倒走，或绕行，或在山洞隐蔽，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为此，周保中曾率部在山洞里隐蔽达20天之久。12月下旬，周保中率队跨越牡丹江，摆脱了敌人的'追剿'之后，在距莲花泡15公里的山谷修建密营，休整队伍。 由于形势极为严峻，斗争生活异常艰苦，第5军部队中出现了动摇情绪，投敌、叛变、逃跑者不断出现。周保中为此感到十分焦虑，但他坚信大浪淘沙，艰苦的斗争淘去的只是渣砾，留在抗联队伍中的都是民族的精英与抗联的骨干。然而，这天，第5军军长柴世荣报告说：吉东省委委员、第5军第1师师长关书范叛变投敌。闻知此消息，周保中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器重的爱将关书范会叛变投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周保中的痛苦来自于对关书范的斗争履历了如指掌。后者是吉林宁安人，1929年就参加了共青团，成为宁安县青年学生中最活跃的革命分子。'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工作出色担任了共青团吉东省委委员。1934年中共吉东局遭破坏，关书范转任宁安县团委委员，不久被日寇宪兵逮捕，虽遭酷刑，仍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后以嫌疑犯身份保释在家，随即弃家出走，参加第5军，任第1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冬，关书范参加了第5军第1师对敦化、额穆的西征，骁勇善战，开始在第5军指挥员中崭露头角。李荆璞赴苏学习后，关书范奉命率第1师北进下江，开辟勃利、穆棱、依兰新区，曾两次负伤，多有战功。1937年，周保中提议他担任吉东省委委员、第5军第1师师长，此时关书范只有25岁。每个高级指挥员手下都有几名爱将，周保中的爱将除了被派到第4军的王光宇，再一个就是这位青年师长关书范了。周保中可以想到任何人动摇、叛变，绝不会想到关书范也会叛变。关书范在敌人监牢里、在枪林弹雨中都没有皱过眉头，怎么能想到他会叛变！ 关书范的内心变化发生在西征归来之后，第二路军西征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他对抗战胜利所持有的信心。1939年1月，'讨伐'第二路军总部和第5军军部的日伪军总数超过万人。周保中和柴世荣率领的第5军军部不得不分开行动。关书范带第1师余部与军部一起活动，他认为现在到了最后关头，投降可生，不投降则朝夕可死，终于下定了投敌的决心。关书范悄悄地在部队中散布自己想好的投敌理论：在险恶的情势下，应当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则，允许同敌人进行暂时的妥协，实行假投降，保存实力，以图再举。 关书范如是想，也是如此做的。一天，他借口深入侦察敌情，未经任何领导的允许，秘密前往敌据点三道通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小林、齐腾，并同他们一起赴佳木斯，面见日军顾问北部邦雄。柴世荣闻讯后大惊失色，急忙向周保中报告。1939年1月6日，在周保中的主持下，吉东党组织召开了临时会议，研究了处理关书范问题。周保中严厉地指出：关书范的'假投降'就是'真投降'。斗争形势越严峻，对待这种投敌行为越要严厉打击。如果打击不力，一旦开了口子，不仅会加剧第5军现在的叛逃行为，还会祸及整个第二路军。会上立即做出决定：开除叛徒关书范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如其归来，立即逮捕，就地枪决。会上还决定成立吉东省委执行部，周保中任执行部主席。 关书范对山上的情况一无所知。由于身为抗联著名将领与重要领导成员，关书范在三道通和佳木斯受到了日军北部邦雄顾问的热情款待。他有点儿飘飘然不知东南西北了，同日军达成投降协议：接受抗联第5军军部和第1师的投降，'保证'投降官兵的生命安全；以第5军为中心收编牡丹江地区各抗联部队，编成1个独立旅，驻守刁翎，以后日伪方面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这支部队。最后，北部邦雄为表示对关书范完全信任，还决定在关回到刁翎山中说降第5军军部和其他部队时，暂停对这一地区的'讨伐'行动。 关书范得意洋洋地离开了佳木斯，临行前和四个随员全部换上了日军的新军服，还刮干净了脸上的胡子。下山时他还有一点心虚，此刻却真以为自己为山上的'弟兄'做了好事。他的'假投降'正在奏效，日本人答应了他的条件，在目前这种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山上的部队不会不觉得他为大家找到了一条'生路'。他认为自己可以大着胆子回去'说降'柴世荣，不必担心发生什么不测。 关书范回到刁翎第5军密营时没有见到柴世荣。第5军军部和第1师余部在他走后，早被周保中召去了第二路军总部。关书范有些害怕了：在佳木斯他可是向日本人打了保票的，一旦'失信'于日本人，对方会怎样对付他是可以想象的。他下决心投降归根结底是为了活命，现在将第5军军部和第1师招降下山则成了他活命的保证。关书范不甘心他导演的这场'假投降'失败，活命的愿望和那种为抗联部队做了一件好事的奇怪感觉使他再次下定决心，去寻找第5军军部，一定要将队伍带下山！ 1939年1月15日，关书范终于在他熟知的牡丹江边的一座密营里找到了第5军军部。他发现自己还找到了与第5军军部分开已久的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一见周保中眼睛里透出的杀机，关书范的腿就抖起来，一向能言善辩的他，好半天才哆嗦出一句话：'总指挥，你……你也在这里！' '你这个叛徒！'周保中目眦尽裂，'给我捆起来！' 关书范扑通一声跪下了，连声喊道：'总指挥，你听我说！' '你要诱骗第5军投敌，你要葬送第二路军，你死有余辜！'周保中怒发冲冠，一步步逼近关书范，厉声痛斥叛徒。这时，与仇恨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对这个坚持抗战多年、今日却丧失了民族气节的青年的痛悯之情。 关书范注意到了周保中愤怒中包含的复杂感情。此时，这个动摇、叛变的青年又'悔悟'了。以柴世荣为审判长的第5军军事法庭随即开庭，对关书范叛变投敌的行为进行审判。关书范一五一十地供认了下山后与日寇进行的全部交易，还告诉周保中，日本人已从他这里了解到第5军大部分密营的地点，'建议'第5军和第二路军总部立即转移。次日，周保中在第二路军密营内主持第5军军人大会，当众宣布关书范叛变投敌的罪行，下令对关书范执行枪决！事后，他又让人把关书范的罪行与吉东省委及第5军军部对关的处理印成文件，以省委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发到吉东各级党组织和抗联各军，明确指出：当此国难深重、斗争形势极其残酷的时刻，对于任何人的动摇、叛变，都将不予宽恕！ 关书范被处决了。第5军内部的动摇之风也被刹住。周保中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第5军和第二路军的大崩溃。 关书范被处决的第二天，1月17日，周保中在一向写得简短的《游击日记》里，用长达两千五百余字的篇幅记述了关书范的生平、斗争经历、他最后的动摇叛变与下场。在周保中百万余言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中，这是一则独特的、耐人寻味的日记。 然而，周保中的'铁腕'并没有阻止住谢文东率领的第8军、李华堂率领的第9军的相继叛变。这两支部队虽然改编为抗联部队，也曾在一段时期内积极主动地打击日伪军，部队中的多数共产党员与广大爱国士兵与敌人奋力拼杀，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由于谢、李两人极力阻挠党组织在其部队中建立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这两支部队总体上思想政治基础不够牢固，加上部队的领导人本身就缺乏为民族、为国家而战的牺牲精神，所以这两支队伍一遇危险情况，部队就会产生动摇情绪，甚至逃跑、投敌现象不断出现，最终走向叛变的不归路。 抗联第8军一些领导人的投降与部队的溃散是从1937年冬开始的，它是在敌人加紧军事'讨伐'与政治诱降、中国共产党挽救第8军的斗争遭到挫折的过程中逐步瓦解的。 最先投敌的是抗联第8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赫奎武，他原是伪满军第29团的团长。1937年9月11日，他率部反正，开赴到第8军军部所在地五道河子之后，正是处在敌人1937年11月伪三江省军事'大讨伐'的前夕，日伪军正在源源不断开往这一地区。敌人发觉伪满军第29团哗变后，立刻出动大批飞机沿牡丹江岸不断地进行侦察与轰炸，并从三道通、二道河子、土城子一带抽调大批日军封锁牡丹江，尾随第7师进行追击；同时利用叛徒孙仁宇的口供，把赫奎武在哈尔滨的家属逮捕，进行诱降工作。在1500名日军的进攻下，第8军军部在警卫营与第1师第1团的掩护、阻击下，与第7师赫奎武部一起向方正县撤退，一直退到第8军第2师密营方正县无影山。日军得此消息后，立即调动依兰、方正、延寿三县的兵力，向无影山发起进攻，围困达半月之久。在敌人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下，赫奎武带领二百余人，于1937年10月30日叛变，又回到敌人的营垒。 赫奎武回到日军的怀抱后，为表赎罪和尽忠孝之心，积极充当'围剿'的先锋，带领日军向抗联各军发起疯狂的进攻，并派出人员到抗联第8军进行破坏工作。在赫部投敌分子的破坏与影响下，第8军中的伪军人员，相继出现叛变投敌现象。如：第8军第2师第6团原有队员百名，在赫部投敌人员的引诱下，迅速下降到四十余名。在这种情况下，抗联第8军第2师被迫从方正无影山转移到刁翎、勃利一带活动。 随着1937年11月伪三江省'大讨伐'的开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逐渐进入了艰苦阶段。当时活动在依兰、勃利一带的抗联第8军，遭到了日军石川部队以及利田部队的围困与袭击。为了躲避敌人的进攻，他们不得不进入深山密林。由于山中没有人烟，缺吃少穿，生活极其艰苦，持枪投敌者日益增多。日军把这些变节分子作为奸细派回原部做离间、劝降工作，有的给日军带路进山'围剿'。1937年年底，第8军第4师出现了副官带领部分人解除了第4师政治部主任柴阴轩武装的事件，带走自来得枪6支、撸子6支、步枪4支、现款百余元以及抗联文件等，投降到依兰肖家屯日军据点。接着，他又带领日伪军二千余人进攻桦川县七星位子附近的联军密营，第4师政治部主任柴阴轩在战斗中光荣牺牲，队伍大部溃散。 在敌人进攻第8军第4师密营的同时，第8军第6师设在七星位子的密营也受到严重的破坏。自第6师师长赵庆祥于1937年冬阵亡后，第6师的部队所剩无几。赵庆珍接任师长后，以养病为名，躲进密营不出来活动。密营被破坏后，队伍四处受到日伪军的打击，师长赵庆珍、参谋长刘廉汉等经不住艰苦考验，带领23名部下，于1938年6月24日到勃利县投降了日军。不久，他们变成了敌人的走狗，带领日军到五道河子破坏了第8军的被服厂，杀死了被服厂的周主任。 1938年4月，第8军第2师第7团在依兰道台桥突然遭到日军石川部队江见队的袭击，团长李凤舞负重伤，在其部下曹洪洋舅舅的引线下，于5月底去依兰，投降了敌人。不久，第8军第1师第1团在勃利与敌作战中，副师长徐德明、政委贺成九牺牲，部队也随之瓦解。 这时，第8军在依兰的部队，除第1师秦秀权带领的部分部队与第3师王自争部基本上未受损失外，第4师只剩下一个团，即齐红林的第12团。谢文东为了恢复第4师的建制，于1938年夏，任命齐红林为师长，李延会为副师长，将原来第12团的3个连改为第11、12、13团。第11团团长许政，第12团团长周老五，第13团团长朱某某，全师只有四十余人。在第1师师参谋长秦秀权的指使下，他们把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留守在第1师后方的金壁洲等人解除武装，然后与谢团长带领的二十余名骑兵结合在一起，以七星河北岸稻田地为据点，任意绑架和勒索老百姓，收纳其他抗日联军的叛逃人员，制造挑拨离间的谣言，放出'在8月里抗联再不被日军消灭，大家就自讨方便'的空气，共达数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根本不与周围的敌人打仗，暗中却与日本特务横田联系，对我党领导的抗联各部队威胁很大。为揭露他们的阴谋，吉东党组织曾命令各部队，在必要时给予打击，以挽救第8军的剩余部队。他们的阴谋被识破后，秦秀权带领部下四十余人投降了日军。第4师齐红林、李延会部，逃跑到富锦一带的深山中隐藏起来。 在敌人的不断追击与打击下，第8军第5师师长董宪章于9月初率领余部15人至方正县投敌。此时，第8军第3师也在策划投降日军。自刘曙华遭残杀后，王自孚立即派团长王玉祥与勃利日本宪兵队接头。9月2日，日军宪兵队分队长至通天沟与王自孚相见，约王自孚去勃利县日本宪兵队商讨投降事宜。第二天，王自孚与王玉祥来到宪兵队队长吉宝家中，同意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3日返回通天沟。由于部队已四散，不能集合，他们只带领55名抗联战士于9月5日到勃利县日本宪兵队投降。携带武器有：步枪44支、轻机枪1挺、手枪13支、子弹2454发。他们投降后，成了敌人的爪牙，专门进行调查、破坏和收降抗联各部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抓住了当年策动叛变、杀害刘曙华的叛徒王自孚，于1957年在辽宁建邑县处以枪决。民族败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1938年冬，第8军第4师师长齐红林在富锦山区被伪吉林第二教导队打散，李延会等大部被俘投降，齐红林只身逃跑不知下落。这时，躲藏在西北楞荒沟里的关文吉，见到抗联第8军大势已去，加之天气十分寒冷，部队吃不上，穿不上，也带领第8军第2师七十余名部下，去双河镇据点投降了敌人，被日军改编为'讨伐大队'。 随着抗联第8军各师的先后投降与瓦解，一直躲藏在五道河子密营里的谢文东和滕松柏，在敌人的'围剿'和堵截下，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一天，关文吉带队前去山里劝降谢文东，他把部队留在山下，独自进山，正好与滕松柏相遇。滕见他穿着伪军服装，又突然听到山下有部队集合的号声，怀疑关文吉有诈，当即掏出手枪把关文吉打死，带着自己的亲信，离开了谢文东。谢文东听说以后，曾为此大哭一场。 1939年年初，日军用重兵包围了刁翎和三道通一带，追击谢文东的余部。伪三江省的军事顾问北部邦雄少佐，为了劝降谢文东，又把伪满军第29团赫奎武部编入'讨伐队'，并令其专做谢文东的劝降工作。当谢文东余部从牡丹江东、西两岸的深山密林游动到方正县一棵松时，赫奎武做通了谢文东的警卫营营长姜永茂的工作，在赫、姜的敦促、护送下，谢文东于1939年3月19日率领24名部下到依兰县上城子投降了日军。同年，副军长滕松柏在敌人的追击下，抛开了自己的亲信，独自一人躲藏在五道河子的一座炭窑内，后因饥饿难忍，也只身去佳木斯投降了敌人。至此，抗联第8军全部瓦解。 谢文东投降后，在1939年3月21日，随石黑部队长与北部邦雄顾问赴'新京'（即长春），奴颜婢膝地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与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张景惠表示谢罪。回来后，他居住在勃利县，充任城子河煤矿的把头，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煤矿资源和欺压、剥削我煤矿工人效劳。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帝国主义正处在寿终正寝的时候，谢文东还帮助日本法西斯分子逃脱苏联红军的追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反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民主政权建设工作，并在依兰、勃利一带，组织地主、土匪和伪军散失下来的军警宪特等武装，疯狂地向人民军队进攻，四处残杀地方干部与百姓。1946年11月，谢文东被合江省军民抓获，处以枪决。 滕松柏投降日寇后，曾充任伪三江省军管区情报科组长，带人赴牡丹江一带搜集抗联部队遗留下来的枪支。1939年10月，他被派到太安煤矿工作，1943年病死在佳木斯。 就在谢文东投敌后不久，1939年7月，李华堂带三十余人、1挺轻机枪在大罗勒密投敌。后来，李又把第9军埋在山里的5挺重机枪及1门迫击炮起出来献给日军。 李华堂投敌后，在佳木斯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板谷特谍班当密探，由特务机关发给营业执照，曾以三江公寓经理、福丰分区经理和开豆腐房等为名，给敌人搜集情报，以瓦解抗日联军，残害抗联战士。1942年伪鹤立县警备队谋杀赵尚志时，李华堂到现场，认定被害者是赵尚志，日特对此大肆宣传。1945年'九三'胜利后，李华堂在土城子、小河沿、达莲河、五家子一带又拉起反动队伍，不久，被任命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指挥官。李华堂利用他在依兰、刁翎、三道通等地的老关系为掩护，以他熟悉这一带地理环境、有多年山林生活经验等有利条件，继续残害百姓，与人民为敌。 1946年冬，在合江地区担负剿匪任务的东北民主联军第359旅部队，在活捉匪首谢文东、张雨新、车礼行后，集中全力对付狡猾奸诈的李华堂。当时李华堂已到了穷途末路，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他们企图通过东山口到勃利县的深山老林里隐蔽。第359旅掌握敌人动向后，事先设伏在距刁翎十余公里的东山口等待匪徒落网。李华堂率残部刚来到东山口时，遭到第359旅伏击，他在拼死顽抗中胸部负伤，死在被押往刁翎的途中。 李华堂投敌叛变，不等于抗联第9军的覆灭；李华堂成为人民的罪人，丝毫抹杀不了广大第9军指战员在抗日烽火中为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参谋长李向阳、第2师师长郭铁坚、第2团团长吴大成、金助一科长、萧指导员等等，及许许多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同志，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抗联第9军军史中最壮丽的篇章。这些好同志、好战士是第9军的中坚和栋梁。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在第9军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团结、扩大抗日阵线作了极大的努力。李华堂投敌后，郭铁坚率领第2师第5团的同志们，在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的领导下与兄弟部队配合，在广阔的黑嫩平原上坚持战斗。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以战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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