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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想到人类到 2010 年将有能力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当时无法想象的更多物质资源？人类依然无法有效利用它们，建造更加靠近真正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为什么在建设真正人道的世界、向任何类型的乌托邦梦想前进上面，1870年以前，人类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缓慢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被不断膨胀的人口吞噬。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明创造加速推进，技术能力每过一代人得以翻番，最终改变了全球经济生活的面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副助理部长的布拉德福德·德龙研究了从1870年到2010年跨越140年的经济发展史，他将这段时间称之为“加长版20世纪”。在新书《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中，德龙认为工业实验室、现代公司组织和全球化如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物质繁荣，它们给人类和全球带来了何种变化，以及为何没能帮助我们建立起理想社会，反而使全球陷入了气候变暖、经济衰退、不确定性与不平等加剧的困境。这期间人类在实现经济增长和追求公平理想两个方面徘徊前行，在曲折中迈进。 
文 | 布拉德福德·德龙 来源 | 中信出版 1870 年, 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随着工业实验室、现代公司、真正廉价的远洋和陆地运输以及通信的出现，我们的世界从相对稳定的普遍贫困的经济模式，转向经常性自我革新的经济模式，进入了借助新技术的发明、开发和应用不断增进繁荣的状态。这一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进程让人类的生产潜力每过一代人就几乎翻番。在之后的岁月，社会的基础和支柱被反复动摇和碎裂。显而易见，类似1870-2010年这样的漫长世纪是由许许多多重大时刻共同构成的。加长版20世纪的重要时刻是由创造性破坏以及相应的动摇和碎裂过程推动的。这里我再强调两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它们都位于加长版20世纪的中间时点附近。第一个关键时刻是在1930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 的演讲。他得出了如下结论：经济问题不会是困扰人类的最永久性的难题，一旦经济问题被解决，真正的困难是如何利用摆脱经济压力之后的自由……来过上智慧、惬意与幸福的生活。第二个关键时刻与第一个几乎同时发生，即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掌美国政府，打破美国政治僵局，着手用政策实验来解决大萧条的经济问题。1933 年 3 月，就任总统后的次日，罗斯福宣布禁止黄金出口，银行放假一天。四天之内，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召开会议。众议院一致通过了罗斯福提交的第一份法案《紧急银行法案》，安排有偿付能力的银行重新开业，对其他银行实施重组，并批准罗斯福全权控制黄金流动。罗斯福提交给国会的第二份法案即《经济法案》也立即获得通过，该法案计划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并基本恢复预算平衡。罗斯福提交的第三份法案则是《啤酒和葡萄酒税收法案》，其预兆着禁酒时代结束，也即废除禁止出售酒类的宪法修正案。3 月29 日，罗斯福呼吁国会对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国会于次日批准设立他提议的民间资源保护队。4 月19 日，罗斯福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制。5 月12 日，国会批准了他提出的《农业调整法案》。5 月 18 日，罗斯福签署《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法案》，创立美国第一家政府拥有的大型公用设施企业。同一天，他向国会递交了作为新政百日核心议程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部法案满足了罗斯福新政府内部各个派系的一些诉求：企业界获得了共谋的能力，通过制定“操作规则”，更容易维持高价格，并通过“计划” 让产能与需求相匹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规划师利用该法案要求政府批准为各个产业制定的发展规划；工会获得了组织集体谈判的权利，并且可以把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等规定纳入产业层级的发展规划；支出扩张论者则得到了价值约 33 亿美元的公共工程。罗斯福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加上美元贬值确实打破了市场对未来通缩的预期；存款保险的创立与银行体系改革则恢复了储户把钱存入银行的意愿， 启动了货币供给重新扩张的进程；社团主义措施和农业补贴扩大了损失的分摊面；把预算平衡从议程中去掉是件好事；对失业救济和抵押贷款纾困的承诺能够带来帮助；对公共工程的承诺同样有所助益。所有这些政策行动都避免了形势进一步恶化，并明显产生了即期效果，很快令美国经济大有改善。然而除汇率贬值、货币扩张、结束通缩预期，以及消除进一步财政紧缩带来的压力之外，罗斯福的“新政百日” 的其余部分效果如何呢？这段时期推出的其余措施的净效果是好是坏，我们并不太清楚。美国没有真正尝试或许能够让国家迅速走出大萧条的充分扩张性货币政策与大规模财政赤字，而这种策略确实让希特勒的德国很快摆脱了困局。美国消费者抱怨说，国家工业复兴总署导致了价格上涨；劳动者抱怨说，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充分表达；商人抱怨说，政府对自己发号施令；进步主义者抱怨说，国家工业复兴总署制造了垄断；支出扩张论者担忧，企业之间的共谋导致价格太高、产量减少和失业增加。胡佛及其同党则宣称，假如罗斯福像前任那样行事，美国的一切问题本来都会很快好转。罗斯福还尝试了其他政策：反垄断政策以及拆分公用事业垄断机构；累进程度更高的所得税；犹犹豫豫地接纳赤字支出，不再将其当作难以避免的暂时坏事，反而视为有积极意义的好事。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临近，罗斯福的关注点自然转向了战云密布的欧洲以及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新政博士” 变成了“胜仗博士”。总体而言，第二批新政措施对美国走出大萧条或许没有产生太大效应，但确实把美国改造成了较为温和的欧洲式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新政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罗斯福属于中左翼而非中右翼，漫长的大萧条意味着由其形塑的制度能够持久发挥作用，美国成为世界新兴超级大国，并且是唯一没有遭到二战沉重打击的强国，所有这些因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二战之后，美国有实力和意愿在铁幕一侧改变世界的面貌，也确实这样做了。这意味着世界将按照新政的模式而非某种反动或法西斯主义的模式来改造。凯恩斯和罗斯福的例子都是对后人的有益提醒：在特定时刻按照特定方式行事的个人不仅是在思考问题，而且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发挥影响，这至关重要, 哪怕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也是如此。
我把加长版20 世纪的历史主要理解为四件大事的进程：4.随着各国政府对政治经济难题的解决，人类至少能够缓慢地向乌托邦靠近。尽管这一蹒跚前行的过程伴随着不平衡、不平等和不公正，且视人们的肤色和性别等差异而不同，但在加长版20 世纪的两个时期，即 1870-1914 年和 1945-1975 年，被过去世代视作接近乌托邦的某些东西确实快速实现了。不过，这两个经济理想国时期未能更长久地持续下去，背后有个人、思想和机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1870 年之前，只有狂野无羁的乐观主义者会相信人类能够找到通向乌托邦的道路，即便对他们而言，这条道路也充满崎岖，要求对人类的社会和心理做深刻的改造。人类在 1870 年之前已经在摇动前方的铁门，1870 年的一些重大变化终于打破了枷锁。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以及全球化的到来，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启了解决我们的物质需求问题的机遇。此外，人类在当时足够幸运地拥有即将成形的全球市场经济。天才的哈耶克敏锐地观察到，市场经济对于自己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利用激励与合作的众包式解决方案。到 1870 年后，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是，为掌握有价值的财产资源的富人服务，提供他们想要或自认为需要的丰富多样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于是，通向人类物质繁荣与乌托邦的道路变得清晰起来，可供通行甚至奔跑。其他的一切应该随之发生，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1870 年左右盛行的悲观主义，到 1914 年即使不算完全错误，也似乎已经过时。刚过去的那几十年对全世界来说无疑是人类经济进步的非凡岁月，而且有一切理由认为将会继续下去。人们似乎已可以展望一个真正富足的乌托邦，未来的更多科技发明将在各个工业研究实验室中开发出来，通过现代企业应用到全球范围的经济生活中。
然后一战爆发了，此后显而易见的是，乐观派视为反常和可鄙的东西其实才是常态，深层的顽疾无法回避。民众并不满足于市场经济提供的结果，发现政府也没有能力调控经济以保持稳定和年复一年的增长。有些时候，民主国家的人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专制主义的煽动家。还有些时候，世界上的富人群体和军事领袖觉得统治地位值得一搏。技术和组织的进步让暴政膨胀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各国内部与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越拉越大。世界人口向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的大转型推进得很快，但并不足以阻止 20 世纪的人口大爆炸给社会秩序的改变施加额外的压力。在整个过程中, 南方国家落后得越来越远，虽然平均来说在增长，但并未保持追赶势头，因为在数十年中，它们的制造业发展不足，工程科技人才缺乏，而这些是经济体积累生产知识的基础。除两个幸运的圈子，即“马歇尔计划” 的受援国以及太平洋沿岸的亚洲经济体，南方国家甚至没有调整好起跑状态（启动比北方国家更快的增长），也没有迈出追赶的最初步伐，而是落在后面越来越远，直至 1979 年新自由主义转折之后的十余年仍是如此。发展表现最糟糕的还有受到列宁的号召，在1917-1990 年选择了现实版社会主义道路的部分国家。在二战之后，北方国家足够幸运地重新找到了自认为通向乌托邦的道路。随后辉煌三十年的有力经济增长（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走向终结时）让民众再度被成功弄得目眩神迷：更多的期待，对事后看并不严重的减速带和路障的极度不满。而且，只靠快速增长并不能满足右翼阵营，他们认为繁荣成果的分享过于平均，缺乏公正，令人感到可鄙。只靠快速增长同样不能满足左翼阵营，他们认为尽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纠正和调控，市场给出的解决方案仍没有带来他们追求的哪怕部分的乌托邦结果。于是，世界滑向了新自由主义。可惜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处方并未让我们向乌托邦的蹒跚前行有任何加速。从 1870 年到 2010 年, 共计 140 年的时光。在人类普遍贫困的 1870 年， 谁会想到人类到 2010 年将有能力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当时无法想象的更多物质资源？谁又会想到在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之后，人类依然无法有效利用它们，建造更加靠近真正乌托邦的理想社会？19 世纪上半叶最富有的人内森·罗斯柴尔德在 1836 年非常渴望拥有一剂抗生素, 以避免自己在 50 多岁时因为脓疮感染而死去。如今的我们不仅能够以大大降低的人力成本制造出 1870 年能生产的各种物品，而且能非常轻松地制造过去的便利品（如今被列入必需品）、过去的奢侈品（如今被列为便利品），以及过去不惜代价也无法获取的其他许多物品。说今天的我们比 1870 年的时候富裕 10 倍以上，恐怕远不足以概括其间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我们在 2010 年却依旧发现，自己并没有奔向乌托邦道路的终点。此外， 我们甚至不再能看清楚乌托邦道路的尽头，尽管之前曾认为它就在那里。始终位于后台、经常也现身前台的驱动这一切的力量，正是负责发现和发明的工业研究实验室，负责开发和应用的大型现代公司，以及实现协作整合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可是在某些方面，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多于解决方案。市场经济只承认财产权利，而民众需要波兰尼主义权利：结成相互支持的社群的权利，获得相应收入以购买必要资源的权利，实现保证持续就业的经济稳定的权利等等。回顾加长版 20 世纪取得的所有经济进步，这一历史告诉我们物质财富对于构建乌托邦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是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条件。这里正是我们需要重温凯恩斯的精彩洞见的地方：最永恒的问题是如何让人们“过上智慧、惬意与幸福的生活”。凯恩斯的演讲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他完美阐述了本质的困难到底是什么。
由凯恩斯撮合的哈耶克与波兰尼的勉强联姻是我们迄今得到过的最佳结果，它帮助了北大西洋地区的发展型社会民主主义在二战后兴盛。但这个秩序没有经受住自身的可持续性检验，部分原因是一代人时间的快速增长提升了期望，部分是由于波兰尼主义权利要求保持稳定，同等对待相同的人，区别对待不同的人，但无论是哈耶克- 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市场经济，还是推行全民社会保险权利的波兰尼式社会民主主义，都永远无法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在 2000 年前后的几十年间，四个趋势性事件结合起来终结了加长版 20世纪的历程, 并可能标志着人类向乌托邦蹒跚前行的时代画上了句号。第一个事件是在 1990 年，德国与日本的高创新性和高效率产业成功挑战了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削弱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础。第二个是 2001 年再度点燃的极端狂热的宗教暴力，我们之前普遍认为类似事件的退潮已过去多个世纪，而思想家们则在震惊之余谈起所谓的“文明之间的战争”，其实没有那样的事。第三个是 2008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衰退，表明我们已经遗忘了凯恩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留下的教训，并且缺乏能力或意愿去采取必要的措施。第四个是从大约 1989 年（当时科学研究的结论已变得比较清楚）至今，全世界还没有为抗击气候变暖采取建设性行动。上述事件汇聚之后的历史看上去与之前迥然不同，似乎需要一部新的宏大叙事来揭示其中的含义。
在加长版 20 世纪中，还有其他许多人曾试图构想解决方案：卡尔·波兰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贝尼托·墨索里尼、弗拉基米尔·列宁等等。他们或者建设性或者破坏性地背离了“市场给予……” 的信条，要求市场少做一些，或者完成某些特定的任务，而让其他制度多做一些。或许人类已找到的最接近成功的方案是二战后北方国家发展型政府主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凯恩斯的撮合下实现的哈耶克与波兰尼的勉强联姻。可是，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没有经受住自身的可持续性检验。随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兑现了对北方国家精英群体的许多承诺，却没有朝任何可行的乌托邦取得明显的进展。于是，我们的世界走到了一个与凯恩斯在 1924 年的描述有所相似的地方，他当时正在批评托洛茨基的如下设想：改造社会的道德和智慧方面的问题已经妥善解决——计划已经制订，只待将其付诸实施。凯恩斯则指出，这并不符合事实：“我们比平时更加缺乏一个连贯的前进计划，一个成形的理想。所有的政治党派都是植根于陈旧的而非新近的思想……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有哪些微妙的理由支持某个人依靠武力去传播福音，因为没有人真正掌握这种福音。下一步的行动依然是头脑的斗争，而不是依靠拳头。”经济上的进步是以蹒跚前行还是小步快跑的方式实现，关系重大。实现小康，即获得超出必需的热量、住房、衣物和其他物质产品，也关系重大。一旦达成这样的成就，即便悲观主义者也不愿意放弃。某些思想一旦出现，就很难被人们遗忘。这是人类有用知识全球价值量化指标的一个潜在收益。这些知识中既包含“市场给予，市场拿走，赞美市场的护佑”，也包含“市场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市场服务”。我还要加上：由于供给经常是由需求创造的，政府必须实施管理，实施有效的、某些时候强有力的管理。人们关于乌托邦的理念和憧憬各有不同：在地球上建造的天堂王国；向往和谐与自然的阿卡迪亚；追求奢侈感官享受与疯狂的锡巴里斯；崇尚严谨纪律和卓越成就的斯巴达；容纳喧嚣言论和行动自由的雅典；保证集体目标和良好秩序的罗马及其治下的和平时代。人们或多或少认同；物质上的匮乏使得上述梦想（除神学意义上的）在当时和今天都永远难以实现。人们几乎都把黄金时代想象为物质资源远为丰饶的远古时期或至少是遥远而神秘的其他地方的场景，而不太可能出现在将来。直至 1870 年，事情才开始发生变化。到 1919 年，凯恩斯便开始强调人类能生产的便利品、舒适品和愉悦品， “超出了过去时代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君王享受的水平”，尽管这种享受仍限于上层阶级的范围。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 350 年谈及，要取缔主人的权威和奴隶的依附，这种设想完全是幻觉，因为那要求人类掌握上帝一般的创造和驱使仆从的神力：例如代达罗斯锻造的雕像，火神赫菲斯托斯为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盛宴建造的有自我意识和自身动力的餐车等。然而到 2010年，人类的成就已大大超越了他们的憧憬和想象。在之前世纪中生活的任何人，如果见证人类在 2010 年的技术和组织力量，谁不会被震惊到目瞪口呆？但他们接下来会提出如下疑问：既然有如此强大的驱使自然和组织自身的神力，为什么在建设真正人道的世界、向任何类型的乌托邦梦想前进上面，我们的进展那样有限？
到 2010年，对美国霸主地位的不信任感因为中东地区的不幸进一步加剧。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急剧拉大，且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2008—2010年的大衰退表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已经彻底解决了经济管理问题的说法是多么荒谬。北方国家的政治组织甚至尚未启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应对，驱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却已开始停转。北方国家的伟人和好人们还将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忽略迅速恢复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并错误理解和疏导社会不满情绪，导致新法西斯主义和靠近法西斯主义的政客在世界各国沉渣泛起。或许它本不必在 2010 年终结。或许我们许多人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设想的光明未来其实始终是幻觉，如果当时的政策能够延续，随着信息技术浪潮的涌现，我们将可以恢复快速而公平的增长。假如时机和运气略有不同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抓住机遇。假如美国在 2008 年选出一位罗斯福式的人物，他或许会创造奇迹，正如罗斯福在 1933 年之后超出意料的表现。甚至或许在 2016 年，我们仍有机会让加长版20世纪的快速生产率增长、能够妥善应对这种增长给世界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的政府以及美国例外主义浴火重生。但实际结果是，2010 年之后的美国选出了唐纳德·特朗普，西欧国家的选择同样糟糕，从而彻底扼杀了涅槃重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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