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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中国玉文化的材质与谱系——远古至夏（上）的引言中，已说明本文是从2019年拙文《从“东、西”到“南、北”－九千年玉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改写，又分为“远古至夏”与“商至清”两篇，刊登于巫鸿主编，中国材质艺术丛书第二辑与第三辑中。近日第二辑已问世。因文长而分（上）（下）刊于公众号。 在书稿复印后，笔者又对史前华东地区扉牙演变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的“'介’字形扉牙”，在该文化晚期演变出“鸟翼式扉牙”；由于移民、征伐等因素，颇多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玉器被带至黄土高原。因此在本文增加图99石峁出土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玉戚，并略作说明。 史前华西发展了“天体崇拜”与“璧‧琮礼制” 从马尔他文化分布的贝加尔湖区直直南下，正是黄河上游、上中游[1]。或因黄土堆积厚，玉矿的发现不易，直到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中才出现颇多闪玉制作的带刃器[2]。公布较全的遗址有两处，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的第二至四期（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2900年），各出土數件闪玉制作的玉锛[3]。陕西汉中市南郑县（现南郑区）龙岗寺[4]，出土二十六件闪玉制作的凿、锛、斧、铲、刀等带刃器[5]。 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或称“庙底沟文化”）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公元前3637年-公元前2920年）[6]，出土一件完整的石璧，两件无射口的方筒形石琮的残块，三者分三个坑单独埋藏。石璧的外径16.9厘米、孔径5.5-5.9厘米、肉宽5.5厘米、厚0.6-1厘米（图44），两件石琮均為残块，
图45这件残长4.9-5.3厘米、厚1厘米[7]。
图44、图45 仰韶文化中期 石璧、石琮 杨官寨出土 大地湾第四期遗存（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900年）中出土一件方圆形玉璧[8]，长9.2厘米、孔径2.8厘米、厚0.7厘米，质地为夹有钠长石的阳起石，也就是不纯的真玉[9]（图46）。
图46 仰韶文化晚期 玉璧 大地湾出土 2009年笔者在宁夏博物馆目验兩件在海原征集的风格古拙的石璧，直径约6-7厘米，说明牌注记为“菜园文化，距今约4500年”（图47、图48）。宁夏海原是菜园文化的核心地区，这或是博物馆将两件征集品定为菜园文化的原因。但是它们所呈现的制作风格甚至比图44、图46更为古拙。不但尺寸小、厚薄不匀、轮廓上各留有长短数截直条边，应是用“截方取圆”的技术制作[10]，图47石璧的圆周与孔缘均磨薄，故“肉”的剖面呈柳叶形，这是公元前第四千纪常见的工艺[11]；所以，从形制学的角度分析，图47、图48两件的制作年代可能还早于图44、图46。故本文暂定为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800年，这期间宁夏南部先、后主要分布马家窑文化、菜园文化，前者是后者的主要源头之一。
图47、图48 马家窑－菜园文化 石璧 约公元前3500—前2800年 外径约6-7厘米 宁夏海原征集 作者摄于宁夏博物馆 过去的三十多年，受制于考古出土与公布资料的极度不均衡，许多考古学者既不真正辨识玉料与制作技术，又完全摒弃早年已收入博物馆的重要传世器[12]，仅关注近年考古发掘报告，主要以排比线图的模式作研究。所以难窥历史真相。然而近年对黄河上游、上中游史前文化有了较多的发掘与研究，提供我们更多的遗物，可较客观地探索远古文化的真相。 前文已论及庙底沟类型的杨官寨遗址出土石璧及无射口的原始石琮（图44、图45）。图49、图50是齐家文化早期甘肃天水师赵村第8号墓出土的成组璧与琮；该遗址第七期年代约公元前2300年[13]。笔者曾多次仔细观察此组玉璧、琮，二者都是用前述第二种华西玉料制作，只是此两件的玉料上外围的白边与被围着的绿色部份的分界不很明显。璧甚大，外径18.4-18.6厘米、孔径4.8-5.1厘米、厚0.4-0.5厘米，器表留有两处切割后又经抛磨的痕迹，可知剖料的片切割工具甚薄，且与璧面平行切割。琮甚小，高3.4-3.9厘米、边长5.2-5.5厘米、孔径4.2-4.5厘米、射高0.4-0.8厘米。从两者尺寸观之，璧之中孔很可能能套于琮的射口外[14]。
图49 齐家文化早期 玉璧 师赵村出土 前述出土圆璧、方琮的杨官寨和师赵村，都是渭水流域有时空定点的遗址：可据以推测公元前3600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的一千三百年，应该就是“璧琮组配”礼制在黄河上中游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时期。
图50 齐家文化早期 玉琮 师赵村出土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结束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此后至公元前2300年间的数百年，在六盘山周围，也就是青海东北、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陕西中西部，分布多支彼此关系密切的考古学文化，如：常山下层－菜园文化（公元前2930年-公元前2200年）[15]，半山文化（公元前2650年-公元前2450年）[16]，客省庄文化（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等[17]，李水城、王辉两位教授都认为齐家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15年到公元前1529年，但集中于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900年[18]。 如上所述，由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300年间，六盘山周围的文化面貌复杂，各考古学文化间有迭压、并存、相互消长的关系，但在公元前2300年以后形成齐家文化独盛的局面。所以笔者创“先齐家诸文化”一词，统称常山下层-菜园文化、半山文化、客省庄文化等；因此，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玉器可泛称为“先齐家系玉器”。谢端琚研究员认为甘肃东端的广河（旧地名为“宁定”）半山瓦罐嘴是个典型半山文化遗址，出土玉璧、琮、璜[19]；他和罗丰所长都认为宁夏南部的海原、固原、隆德、西吉一带主要是菜园文化范围，此区出土不少玉器[20]。 图51、图52是1924年时，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半山瓦罐嘴向一位老者购买十余件玉器中的两件，从彩图观之，应属闪玉质。该批玉器均藏于瑞典的东方博物馆，1943年曾正式发表英文报告[21]。插图51玉璧外径14.9厘米、孔径6.3厘米、厚0.4-0.6厘米，一条与器表垂直的，断面呈“V”形的深槽留在器表，显示当时切割工具颇厚；与图52的齐家文化早期玉璧上遗留扁薄的片状工具的切痕相比，此件的工艺显得古拙些。图52的玉琮，宽约7厘米，还保留方琮创形之初无射口的古拙面貌。
图51 半山文化 玉璧 瓦罐嘴出土 瑞典东方博物馆藏
图52 半山文化 玉琮 瓦罐嘴出土 瑞典东方博物馆藏 齐家坪是甘肃广河的另一处遗址，主体已是齐家文化，但出土的玉璧、玉琮仍流露较原始的面貌。玉璧外径9.1厘米、孔径3.5厘米（图53），器表也有明显的用厚片工具造成的垂直切割痕；玉琮，高3.7厘米、长3.9厘米、宽3.7厘米，也没有射口（图54）[22]。两者与图51、图52的风格相似，不排除是半山文化玉器遗留到齐家文化遗存中。
图53、图54 半山文化 玉璧 玉琮 齐家坪出土 图55石琮是笔者2009年于固原博物馆拍摄，石琮高3.8厘米、宽4.5厘米，出土于宁夏南部固原市隆德县沙塘镇页河子，中孔制作十分粗糙，固原博物馆展示说明卡定为“约5000年前”。如前所述，宁夏南部属菜园文化范围，该文化与常山下层文化关系密切。
图55 菜园文化 石琮 页河子出土 齐家文化可能是在陇东黄土高原和宁夏南部地区逐渐发展而成[23]。齐家文化早期时，以甘肃东、宁夏南，渭水上游、西汉水上游、白龙江流域一带为中心，向西可分布到甘肃中部。出土玉器知名的地点有：宁夏固原沙塘页河子、甘肃天水师赵村、武威皇娘娘台。近年发掘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上限也在齐家早期[24]。发展到中期时，齐家文化已覆盖甘肃全境，包括宁夏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端的渭水上游遗址变少。有名的遗址如：秦魏家、大何庄、新庄坪、喇家等都出土玉器。发展到晚期时，齐家文化在甘肃河西走廊基本消失，齐家文化朝向东、东北、东南方向挺进，向东进入陕西宝鸡地区，取代客省庄文化，形成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25]，分布直达西安附近。更向东北挺进至内蒙中南部朱开沟、白音浩特一带；向南经白龙江、岷江到四川盆地大渡河流域[26]。 也有学者根据出土陶器分析，认为齐家文化晚期已分布于陕北高原西部直至河套地区，在陕北的神木石峁与内蒙古朱开沟那儿与石峁文化形成犬牙交错的分布态势，内蒙古白敖包就是单纯的齐家文化遗址[27]。并直指从仰韶晚期到夏商时期，有个西部文化长期东进的历程[28]。 笔者曾梳理各种考古资料，确知从“先齐家阶段”到齐家文化阶段，整个黄河上游至上中游都有玉作工艺。尤以齐家文化阶段最为兴盛；除了实用的带刃工具以及简单装饰品外，与“天体崇拜”信仰密切相关的圆璧、方琮、多璜联璧是最重要的器类[29]。 值得强调的是，华西先民是真正“原生性璧琮礼制”的创始者，当时应是在类似巫术“同类感通”的思维下[30]，认为要制作具有“圆”形的礼器，来感应具有“圆”的属性的自然神，也就是“天神”；要制作具有“方”形的礼器，来感应具有“方”的属性的自然神，也就是“地祇”；所以华西史前先民从一开始制作的琮，就具备真正的“方形”特征，中央圆孔应是象征“贯通”。 前节已提及史前华东地区崇奉“动物精灵”的良渚文化先民，在该文化早期及中期前段（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700年），并无真正具有礼制意义的玉璧（只有成串的小圆牌或当作腕饰的大孔璧），亦无真正具有“方形”意义的礼神玉琮，巫师套戴在手腕的，如前文图33、图35器壁呈圆弧至圆方形的“镯”，只是“神祖灵纹的载体”。在当时是以“神祖灵纹”作为沟通感应神祖的媒介，所以不能将玉镯称为“琮”。 从吴家埠出土未完工玉方镯上的丁线痕即可知，切割成方筒的坯料，还须将平直的边壁再加工成圆弧壁，才能符合作为“镯子”的要求[31]。但由于清末吴大澂、端方等金石学家的误导，良渚的考古学家将“镯”误命名为“琮”[32]；良渚文化中期晚段至良渚文化晚期时，确实出现大量如图41、图42那样，不可能作为人体配戴的大璧、高琮；甚至在大璧、高琮上，出现用极轻浅的断续细阴线刻画与天象有关的符号，如图43；这些符号可能是沟通神祇的密码[33]。良渚文化中，只有这种大璧、高琮是“通神秘码”的“唯二载体”，所以笔者认为良渚文化晚期，可能曾发展“次生性璧琮礼制”[34]。 前文曾介绍五种典型华西玉料，第一、二两种玉料较常用以制作璧、琮。该处史前先民肯定相信：是“圆形”“方形”以及“中孔”这些形制特征产生“同类感通”的法力，让伟大的神祇能体察民情，降予福祉；所以这些崇高的礼器是应该保持纯洁光素，更应该祭祀后直接“坑埋”于地，而不该与世俗之人，或世俗之物如陶器等同埋。而这种在大自然里祭祀后就地掩埋祭品的仪轨，也常施行于后世，並记录于古文献里[35]。 远古先民质朴的思维与行为，导致历代常在无人骨、无陶器的“野地”里出土璧、琮[36]。这些资料多散落民间，或辗转进入皇家收藏，或被当作玉料改制。即或近年考古学发达，但考古学家习惯于只关注墓葬资料，这类非墓葬资料，多成为地方文管单位的征集品。 目前我们可先依据有时空定点的出土品，建构从“先齐家时期”到典型“齐家文化”两个阶段，璧与琮的器形发展脉络；再进一步了解当齐家文化向东传播至晋陕高原，在接触来自华东雕纹传统后，所发生的变化。 前文师赵村出土带浅射口的矮琮（图50），可作为“齐家文化早期”的标准款式，因此那些无射口，或射口极浅的矮琮，应属“先齐家时期”作品。 图56、图57是陕西宝鸡客省庄文化双庵遗址出土的石璧与石琮，两者为质感相同的白石，琮的射口极浅，璧残存约一半，两者如图58般上下叠压，被置于还混有碎陶片的灰坑土中。双庵遗址测年数据约为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000年[37]。但这组璧与琮显然是作为废品，与陶片等杂物同样地被“扔”在灰坑中。
图56、图57 客省庄文化？石璧、石琮 双庵出土 图57石琮的质地与极浅射口的形制，颇相似于前文图55菜园文化石琮，推测此组白石璧与琮制作年代甚早，粗估约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500年间，曾被先民用作祭器后埋于双庵；等公元前2200年以后客省庄文化先民继续在此区活动时，从土中翻出了这组古董白石璧、琮，而当作废品扔进灰坑[38]。
图58 图56、57石璧、石琮出土时的叠压状况 这样极浅射口的矮琮，在甘肃、陕西出土不少，清宫旧藏也有，限于篇幅，此处仅介绍一组：图59a,b是早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陵后村东北二华里的“土梁”上，相关资料清楚记录：成组出土且无其他文物。两者玉质一致，是青黄泛绿的闪玉；玉璧外径21.6厘米、孔径10.7厘米、厚0.7厘米；玉琮高7.1厘米、射口外径约6.4厘米、射口高0.46 厘米[39]；图60即是将玉琮放在玉璧上，璧的中孔可以套在琮的射口外。
图59 客省庄文化 a.玉璧 b.玉琮 陵后村出土 图60 陵后村玉璧琮组合 总之，“先齐家系玉器”的特征主要有三点：
笔者甚至怀疑公元前3000-2300年“先齐家时期”，这种“天圆地方”、“制器尚象”的观念[40]，通过不接壤的上层交流网传播到长江下游，引发高度“物精崇拜”的良渚文化产生突变，才有两圆璧夹一方柱体造型的所谓“玉琮王”的出现[41]。 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以后，齐家文化逐渐蓬勃发展，或因各种玉矿被发现利用，“璧‧琮组配”的祭仪广布于六盘山周围；随着制作技术的进步，璧与琮的体积日益增大，成组同埋的璧与琮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从目前已知的征集资料可知，除了前述师赵村资料外，渭水流域的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案板坪村，咸阳市武功县杨凌李台乡胡家底、西安市长安区上泉村，都有一璧一琮同时出土于非墓葬的纪录；其中以案板坪村出土一组公布较早，玉质完全一致，璧外径12.3厘米、孔径6.1厘米，琮高6.7厘米、孔径5.3厘米，璧之中孔恰巧可以套于琮之射口外（图61）[42]。
图61 齐家文化 玉琮、玉璧一組 案板坪村出土 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凤翔县范家寨镇柿园村出土二璧、二琮；在陕西武功县杨凌李台乡胡家底出土三璧、三琮[43]：这两笔资料都是早年乡民劳动时发现后上缴，未有详细资料。上个世纪八０年代，在甘肃静宁治平乡后柳河村，村民在“山脊”上劳动时，在一个有石板压着的坑中发现四璧、四琮，其中一件玉璧破损，其它七件上缴到静宁博物馆。1997年首度报导时被称为“静宁七宝”[44]。直到2009年笔者访问该馆时，获知还有一件破璧未上缴。经笔者向该馆阎惠群馆长核实后发表于2010年论文中[45]。 综前所述，齐家文化时不但可在“土梁”“山脊”上直接掩埋成组玉璧、玉琮，“极可能”随着文化的昌盛，时代越晚，玉器的体积越大，也越增加璧与琮的“组数”，目前资料至少确知静宁后柳河村是：四璧、四琮同坑，其中一件玉璧可能是刻意被“毁器”以表达对神祇的诚意，这也是上古常有的祭仪[46]。 1986年，宁夏隆德沙塘和平村同出一璧、一琮[47]，2009年笔者亲自探访，在隆德文管所、固原博物馆分别拍摄了图62、图63[48]。二者玉料极相似，很可能是用同一大块，具明显团块文理的浅灰色闪玉制作。玉璧外径36厘米、孔径5.56厘米、厚1.5 厘米，玉琮高19.7厘米、宽8.1厘米、射口高3.2厘米、孔径6.4厘米。二者都有被敲击残破之处。
图62 齐家文化 玉璧 和平村出土
图63 齐家文化 玉琮 和平村出土 1984年，宁夏海原县山门村也同时出土一大璧、一高琮[49]，限于篇幅，不多详述。 当成组璧、琮发展至此，玉璧中孔不可能套于玉琮射口之外，推测祭祀时若要上下叠压，可能需在二者中孔内插以长竿。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圆璧、方琮的礼制很可能萌芽于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经过先齐家阶段的常山下层-菜园文化、半山文化时，极可能是为了稳固祭祀时圆璧、方琮的垂直摆放，玉石琮从无射口方筒形，逐渐发展出浅射口。齐家文化相当繁盛，“璧‧琮礼制”发展达于高峰。 与圆璧、方琮同属“天体崇拜”信仰的玉礼器还有“多璜联璧”。按照多年从事黄河上游史前考古的谢端琚研究员分析，这种玉礼器应该在半山文化时就出现。因为早年在瓦罐嘴征集品中有一组三璜联璧，外徑12.8厘米，三片大致等大[50]。齐家文化早期遗址师赵村第七期遗存在同一地点出土三组三璜联璧，报告中称出于“地层”[51]，笔者曾请教参与师赵村发掘的叶茂林研究员，他也认同该出土地点可能是“祭祀坑”性质。 约齐家文化中期的喇家遗址第17号墓，在墓口不同高度的位置，分别埋有一组三璜联璧；一组平放、一组竖插在填土中（图64、图65）[52]，可能是埋葬后举行墓祭时所留[53]。
图64、图65 齐家文化 三璜联璧 喇家第17号墓出土 从师赵村、喇家出土的三璜联璧可知，齐家文化先民将多璜联璧用作祭祀的礼器，而非人体饰物。很可能是观察联璧上璜片之间的缝隙作幅射状，有似图66陶罐上太阳光芒，而用联璧作为祭祀日神的礼器。
图66 马厂文化 太阳纹彩陶罐 柳湾出土 总之，多璜联璧可能是半山文化先民的创作，齐家文化时最为兴盛。笔者大致统计多璜联璧出土或征集情况，发现在甘肃、宁夏至陕北地区出土的三联璧或四联璧，每片单璜大致等大；若玉料上有深色班块，从色块分布可推测，最初应是一块厚玉璜，平剖为三或四片，再斗接成圆（图67）[54]。
图67 齐家文化 四璜联璧 沙塘出土 但是在山西陶寺等遗址出土的多璜联璧，常以不同玉料、不同尺寸的玉璜杂乱拼接，且常用作腕饰[55]。山西境内无原生玉矿，亦无原生性玉文化，所出土玉器多来自外地，或改制，或直接使用。 如前所述，齐家文化中晚期，持续向东北、东、东南方向发展。目前从考古聚落群的统计资料显示，或因为黄河下游发生灾难，而有东夷族群西迁；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陕北高原成为东、西两方文化的交融之地[56]。 图68至图71四件[57]，都是这样东西交融的产物，在此暂称为“晋陕龙山系”。除图68外的三件，笔者都曾仔细目验实物。
图68 晋陕龙山系 玉琮 安塞出土 图69、图70的玉质都是前述第一种华西闪玉，但夹杂大片灰黑班。图71质为滑石，甚松软。图70出土时滑落在墓主手部，应是戴作腕饰；图71平放在墓主左手部位。
图69 晋陕龙山系 玉琮 宽7.4厘米 芦山峁出土 由于陶寺、清凉寺两件玉琮（图71、图70）图片公布较早，且最初对两件所属墓葬的分期与可能的年代均甚混淆，导致近二、三十年不少学者误以为它们是良渚文化玉琮向西北传播，解构出光素齐家文化玉琮的中间产物[58]。
图70 晋陕龙山系 玉琮 宽7.3-7.5厘米 清凉寺出土
图71 晋陕龙山系 玉琮 宽7.1厘米 陶寺出土 事实上图70清凉寺这件玉琮出自该墓群第三期，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050年[59]。图71这件出自陶寺文化晚期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至前1700年[60]。由此可知，它们的制作年代远晚于前述师赵村出土齐家文化早期的玉琮，（图50）后者宽约5.2-5.5厘米，体小、歪斜而古拙。 分布图B、C分别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末期早段（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华东、华西玉器的差异情况。
分布图B 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玉器分布图
分布图C 公元前3000至前2300年玉器分布图 简言之，推估华西地区史前先民在观察日升月落的经验中思索宇宙空间结构，而发展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他们相信形制相似的对象间会产生感通的法力。所以用美玉制作圆璧、方琮，用之作为祭祀自然神与祖先神的礼器。这种“制器尚象”的感应哲学传递后世，记载于应属华西先民的论述《周易‧系辞》中[61]。 明白这个时空背景，就了解为何华西的史前玉器多光素无纹？而华东史前玉器多纹饰繁复？因为华西先民发展“天体崇拜信仰”，强调玉礼器的“形制”会产生感应神祇的法力。而华东先民发展了“动物精灵信仰”，强调神灵动物的“纹饰”才是产生法力的泉源。 总之，由于生态差异，自远古起，华西、华东的人文景观也明显不同。 “万国玉帛”的夏时期 广袤的华夏大地，因各地玉料特性及文化传统的差异，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玉礼器。到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或因气候变迁等因素？地理上位居核心的黄河中游，逐渐成为四方英豪的逐鹿之地。《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即描写约于夏王朝崛起时，周围分布很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各有其通神礼器。 分布图D及附表二列出龙山时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800年）与夏时期（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华夏大地数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玉礼器内涵。笔者曾撰长文详细分析之[62]。
分布图D 公元前2300至前1500年玉器分布图 今日豫西一带在龙山时期主要分布先后衔接的王湾三期文化（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870年），与新砦-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870年-公元前1550年）；目前多认为后者即是夏王朝中晚期遗存。
表二 龙山至夏时期中原及周边用玉的比较（年代均公元前） 中原之外分布大大小小的考古学文化，或可称之为“方国”，所用玉器较有特色的，在华西地区有石峁、齐家、月亮湾[63]、陶寺四个文化；在华东地区主要为山东龙山、肖家屋脊两个文化。所制作的玉器主要分为：璧琮类、带刃器、神祖灵像类三种。 如前所述，齐家文化盛行“璧·琮礼制”。事实上当时绝大多数文化中都有玉璧的踪影。陶寺遗址里，玉石璧可奠基于宗庙基址下、可盖于特殊彩陶罐的口部。（图72）[64]。璧与琮均可套于男性墓主右臂，或平放于胸腹、手臂之上[65]。石峁遗址正式发掘较晚，但被发掘主持者目验确认应属石峁文化遗物的盗掘品中，出现用大孔玉璧、牙璧各一，中间套叠五个铜环、一个铜箍的腕饰（图73）[66]。
图72 陶寺文化 玉璧 直径15.6厘米 陶寺出土
图73 石峁文化 玉璧、玉牙璧、铜齿轮形器、铜箍组成的腕饰 在夏时期的纪年里（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属华西地区的月亮湾文化，属华东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基本上都出土被称为璧和琮的玉器[67]。近年来更增加较多广富林文化玉琮的资料[68]。 如前节所述，笔者认为作为礼制意义的方琮萌芽、成形于黄河上中游。约公元前2700年以后，华西地区发展的“天体崇拜”信仰与“同类感通”哲理，可能通过上层交流网影响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才促使太湖北岸的寺墩遗址群的先民，发展了“次生性璧琮礼制”。既少量制作可当作腕饰的方镯（如前文图35），又大量制作如前文图42那般的多节玉琮以及小孔大璧；甚至以高琮、大璧这两种玉器作为刻画通神符号的载体（如前文图43）。 所以在华西地区的先齐家-齐家文化，与华东的良渚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出现了混有东、西两边特征的所谓“混血儿玉琮”。有的有分节、有的有直槽、有的有眼纹。山东龙山、肖家屋脊、广富林文化里的所谓“琮”就是这种文化融合下的产物（图74）[69]。
图74 肖家屋脊文化 玉琮 高7厘米 湖南澧县度家岗出土 但在中原地区的新砦-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不但没见到完整成形的璧或琮，还出土数件用现成玉璧改制而成的玉钺、玉戚，它们的柄端与刃端几乎等厚，只是刻意将与柄端等厚的器缘磨出刃部，估计也难有杀伤力，应是武士在祭典乐舞中执拿的仪仗（图75、图76、图77）[70]。此一现象说明，在夏族的礼制中，完全没有“璧圆象天”以及“礼神者必像其类”“同类感通”等观念。夏人获得一件异文化的玉璧时，只认为那是一块现成的玉料罢了。
图75 新砦文化 用璧改制的玉钺 长11.7厘米 花地嘴出土
图76 新砦文化 用璧改制的玉钺 宋家嘴遗址祭祀坑出土
图77 夏晚期 用齐家文化玉璧改制玉戚 径8-9.1厘米 二里头四期遗存出土 从地图D及表二可知，夏王朝的玉礼器主要为带刃器，以及与神祖像有关的器类与装饰元素。前者有较多的华西因素，后者主要来自华东。 夏王朝的玉质带刃器尤以戈、牙璋、长刀最具特色，明显地受到陕北石峁文化的影响。图78、图79、图80是征集自石峁的玉戈、牙璋、多孔玉刀[71]。图81、图82、图83则是出土于二里头的玉戈、牙璋、多孔玉刀[72]。
图78 石峁文化 玉戈二件 上：长21厘米 下：长29.4厘米 石峁征集
图79 石峁文化 牙璋（线绘图） 残长34.5厘米 石峁征集
图80 石峁文化 玉刀 长54.6厘米 石峁征集
图81 夏晚期 玉戈 长21.9厘米 二里头三期出土
图82 夏晚期 牙璋 长46-48厘米 二里头四期出土 如图83这般两端等宽，器表带“二里头式网格线纹”的多孔玉石刀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玉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两件[73]。这种在并行线框内刻较密集的交叉网格线纹，可能是承袭石峁文化玉器上两个并排交叉网格线纹，（图79）又作了变化。
图83 夏晚期 七孔大玉刀 长60.4-65厘米 二里头四期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当夏王朝灭亡后不久，多件带“二里头式网格线纹”大玉刀被新王朝的统治者改制成大玉戈，被破坏的文化符码仍残留在戈柄上。充分显示这是胜利者对亡国者“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的作法。 这类大刀改制的玉戈常过于长大，超过实用的勾杀兵器该有的尺寸，且常在器表留有原在大刀上的斜格纹。河南许昌大路陈村商早期墓出土两件，图84为其中之一[74]。湖北黄陂盘龙城商早中期墓出土一件，长达94厘米[75]。图85是早年征集品，出于郑州白家庄[76]。光绪年间出于陕西岐山有刻铭的“太保玉戈”（长67.2厘米），器柄上也残存“二里头式网格线纹”。推测应也是商早中期改制夏晚期大玉刀而成，到了周灭商以后，被周天子赏赐给召公[77]。
图84 商早期 玉戈 长43厘米 大路陈村出土
图85 商早期 玉戈 57.2厘米 郑州白家庄出土 柄形器的造形特殊，20世纪考古学家面对商、周遗址出土这类玉器时，不知道它的真正意涵，仅凭外观定名为“柄形器”。目前的资料显示，它可能是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中的玉雕神祖面纹嵌饰器，经窄长化后发展而成（图86、图87）[78]。所以柄形器根本就是“玉雕神祖牌”，应称之为“玉神主”，商晚期安阳后冈第3号墓出土六个朱书祖先名号的柄形器可为明证（图88）[79]。
图86 肖家屋脊文化 玉神祖面嵌饰器 高3.7厘米 肖家屋脊出土 图87 肖家屋脊文化晚期 玉雕神祖纹嵌饰器 高8.73厘米 芝加哥博物馆藏
图88 商晚期 玉柄形器（六件） 器表朱书：（左起）祖庚 、祖甲、祖丙、父辛、父□、父癸 高6.6-8.4厘米 后冈出土 二里头遗址出土颇多柄形器，有带神祖面纹与光素无纹两种。如图89出自二里头二期（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明确为肖家屋脊神祖面纹嵌饰器，只是整体更被窄长化，头顶的“气束形高冠”仍在[80]。图90、图91、图92三件均出于二里头三期（公元前1610年-公元前1560年）[81]。或是在肖家屋脊文化影响下，二里头文化先民的作品。“气束形高冠”已简化成光素的“气束形节”。
图89 肖家屋脊文化晚期 玉神祖面嵌饰器 尺寸不详 二里头遗址二期 值得注意的是：图89的神祖没有雕琢出具体的眼眶、眼珠，令人怀疑图90残器上所雕琢是进一步简化的神祖面，这样“极简化的神祖面”，也可以与“具象神祖面”轮替铺排于柄形器器表（图91）。 如图90、图91上“极简化的神祖面”，也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柄形器上常见的纹饰，过去通称为“花瓣纹”，由于图89的出土，应已解开此纹饰的真正内涵。
图90 二里头文化三期 柄形器 残高4.5厘米 图91 二里头文化三期 柄形器 高17.1厘米 图92 二里头文化三期 玉柄形器 高9.8厘米 第8号墓出土 前文已介绍河姆渡文化陶钵上的双鸟神祖面纹（图32），祂戴着“'介’字形冠”，左右各一只神玄之鸟。如前文所言，这种中央有向上尖凸的冠顶，可能具有“通天”的内涵。有名的良渚文化“神徽”（图36b），头上的大羽冠也是“'介’字形冠”。 良渚文化的男女贵族头上都出土如图93那样的玉器[82]，最初不解此物的用途，故命名为“冠状器”；1999年浙江海盐周家浜出土玉冠状器的下方还有未腐朽象牙梳齿，大家才知道“冠状器”是“梳背”。前文图34冠状器的中央雕琢神祖面，左右两端还雕琢飞鸟的侧面。
图93 良渚文化 玉冠状器（梳背） 上宽5.8厘米 新地里出土 事实上，以“'介’字形冠”为基础造型的“冠状器”，其轮廓即为“展翅飞鸟”；插在巫觋头顶，象征巫觋具“通天神鸟”的法力。“'介’字形冠” 也可出现于玉弧刃刀、玉镰的柄端（图94）[83]。
图94 良渚文化晚期 玉弧刃刀 宽11.4厘米 姚家山出土 此一具有神秘涵义的“'介’字形”母题向北传播至海岱地区，被雕琢在玉钺、玉环、牙璧的器缘，形成“'介’字形扉牙”[84]（图95、图96、图97）。但是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晚期，逐渐演变出较繁复且优美的“鸟翼式扉牙”（图98,99）[85]“'介’字形扉牙”与“鸟翼式扉牙”都是“华东式扉牙”，可能分别流行于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公元前2300-前2150-前2000年）与晚期（公元前2000-前1800年）[86]。
图95 山东龙山文化早期 玉戚 长16.7厘米 丹土采集
图96 山东龙山文化早期 玉环 器缘琢“'介’字形扉牙” 径8厘米 丹土采集
图97 山东龙山文化中期 玉牙璧（残） 西朱封采集
图98 山东龙山文化晚期 玉牙璧 长11厘米 石峁征集 中国考古博物馆藏
图99 山东龙山文化晚期 玉戚 长12.4 宽8.5（尾）~10.2（扉）厘米 陝西石峁出土 图98牙璧是早年张长寿在石峁征集的三件玉器之一，浅青黄泛绿色，曾经地质学家闻广鉴定，確知其质地为真玉中的透闪石玉[87]。1976年戴应新也在陕北神木石峁一带征集几件相似玉质的牙璧残片[88]，图99玉戚出土于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门塾倒塌石墙内[89]。图98,99两件的质地都是质感细腻，微带半透明的黄绿色闪玉，也就是前文已介绍的第二种典型华东闪玉。 笔者曾论证晋陕高原出土的牙璧，有来自山东、辽东的原生性牙璧，也有将现成的圆璧挖切改制的次生性牙璧[90]。笔者也曾论证约公元前2100-2000年左右，有大批移民从山东半岛迁徙至黄土高原[91]。所以，龙山时期晋陕高原上的玉器面貌纷陈，如何解析出土与征集玉器的文化归属？除了器形、纹饰外，玉料也是重要线索。 虽然迄今在山东境内考古出土牙璧、玉戚的器缘上，多雕琢“'介’字形扉牙”；但是许多传世器、流散品，以及在晋陕高原出土的玉器，如图98牙璧、图99玉戚，除了玉料与器形都呈现典型山东龙山文化风格外，更在器缘发展出较为繁复的“鸟翼式扉牙”：以中央凹槽为中心，向左右延伸出有韵律感，对秤斜翘的鸟翼，很像鹰鸟展翅平飞，翱翔天际的样子。 “鸟翼式扉牙”应流行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迄今山东境内似乎尚未发掘到龙山文化晚期的大遗址，不排除某些大遗址被石峁文化先民组成的远征军摧毁，所以有多件雕有“鸟翼式扉牙”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出土于石峁，而典型石峁墨玉牙璋也随远征军埋葬于山东。前文图12海阳司马台出土牙璋即为明证。 图100是出土自二里头遗址，编号82YLⅨM4：5的玉戚，目前暂定为二里头三期墓葬出土[92]。过去学术界多认为它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93]，近日因石峁皇城台出土玉戚（图99），引起少数学者怀疑石峁玉戚是二里头玉戚的源头，而推论图100玉戚不是一件外來的旧物，是二里头文化先民制作[94]。
图100 山东龙山文化晚期 玉戚 长7.7厘米 二里头三期遗存出土 但是前文已说明，图99玉戚虽出自石峁，但是从玉质、形制、扉牙等分析，它是一件典型山东龙山文化遗物。而笔者也不只一次目验过图100玉戚，虽然因受沁而通体白化，但仍可从其色泽看出，它的本质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真玉。且其轮廓弧度优美，扉牙作工精湛，推测它直接来自山东龙山文化。但在二里头三、四期，也出现不少加雕扉牙的玉质带刃器，如前文论及的图77玉戚、图83玉刀，前者是齐家文化玉璧改制，后者是硬度甚低的似玉之美石制作，这二件器缘的凹凸扉牙，才可能是二里头先民对华东扉牙的模仿。 总之，当夏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时，周围并存多个使用玉礼器的方国。 前文分析了新砦-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玉器的种类、数量，也解析夏族常将齐家系玉璧改制成玉兵的现象；更理解商灭夏以后，商王族甚至将刻有可能被夏王族视为具通神法力的“二里头式网格线纹”的玉刀，当作玉料改制它器；诸多现象显示，夏王朝的文化底蕴与陕北石峁方国最为相近[95]。这也契合《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的记载。 但是夏族在中原建立王朝后，也吸收来自南方、东方的神秘信仰，因此柄形器、华东式扉牙也进入夏王朝的礼制圈。（全文完） 注释 (滑动阅读) [1]从青海的黄河源头到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为黄河上游，以下至河南郑州桃花峪为黄河中游。陕西境内属上游还是中游？说法不一。本文将甘肃、宁夏及青海东北称为“黄河上游”，将陕西境内称为“黄河上中游”。 [2]按照杨亚长的报导，早於仰韶文化的老官台文化（公元前6000-5000年）出土玉珠、玉片等装饰品。但似乎未经正式质地鉴定，不知是否为闪玉。见：杨亚长，《陕西史前玉器的发現与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05-706页讨论分期年代。第938页有玉器鉴定资料表。 [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5]陕西的西安半坡、西乡何家湾等遗址也出土闪玉制作的玉器。见：杨亚长，《陜西史前玉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中称“闪玉”为“软玉”。 [6]杨利平，《试论杨官寨遗址墓地的年代》，《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4期。 [7]王炜林，《庙底沟文化与璧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6期。笔者请教杨立平副研究员，确知三件各自坑埋。 [8]此处年代数据见《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9]笔者核对《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附录六：闻广，《大地湾遗址玉器鉴定报告》与闻广的专论，《大地湾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之七》（发表于：《玉文化论丛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页140-151。确知该玉璧（QDO:224）为阳起石（ac）与钠长石（ab）的混合。即夹杂钠长石的阳起石玉。闻广称这类夹杂其它矿物的真玉为“半玉”。《秦安大地湾》中对闻广报告中的代码有校对错误。 [10]就是连续多次地将一块玉石方片轮廓上的方角切去，就会慢慢变成圆片。但常会在轮廓上留下长短不一的直条边。 [11]公元前第四千纪即是公元前3999-前3000年。新开流文化、哈克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凌家滩文化中，都见这类剖面呈柳叶形玉璧。但进入公元前第三千纪时，只在辽东小珠山上层文化中，继续制作剖面作柳叶形的小玉璧、牙璧，这可能是艺术风格的刻意传承。 [12]譬如在以典藏清宫旧藏为主的两岸的故宫博物院，以及典藏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半流散至欧美的中国文物的几个博物馆中，华西玉器占很大比例。关于海外藏中国古玉的系统整理，见：邓淑苹，《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页233-276。近年也有带彩图专书出版，但所收仅为部分精品：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13]两彩图均为江美英教授于2015年摄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玉泽陇西”展场。线图取自考古报告《师赵村与西山坪》，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根据师赵村遗址发掘者之一的叶茂林研究员建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页282、283，该遗址第七期适合参考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有二：T307（4）的校正年代数据为BC2317-2042，T406（3）H1的校正年代数据为BC2335-2044。但是1990年代对齐家文化年代认识偏晚，考古报告撰写统稿時曾将前述标本归入第六期。 [14]目前两者固定在中国社科院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厅，希望日后能实际检测其套合关系。 [15]被认为最可能是齐家文化前身的常山下层文化，年代上限約公元前2930加减180年。菜园文化年代为西元前2500至前2200年。見：王辉，《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銅時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水涛认为常山下层文化与菜园文化是同一种文化，年代可早到公元前2930年左右。见氏着，《甘青地区青铜時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型態研究》，1993，收入水涛，《中国西北地方青铜時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193-327。 [16]半山文化最初被称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年代数据引自：《马家窑文化早期半山类型》，中国考古网2008-10-21，引自新华网。也有些资料认为半山文化年代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300年。 [17]《中国大百科全书》“客省庄文化”条。 [18]李水城，《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严文明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王辉，《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19]这三件玉器均于2013年12月在良渚文化博物馆举办之“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中展出。图75、图76由黄翠梅教授于展场拍摄。图77引自：首都博物馆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谢端琚，《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故宫学术季刊》十九卷二期，2001年。第8, 19页。 [20]谢端琚，同上注，第12页。罗丰，《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以馆藏宁夏地区玉器为中心》，《故宮学术季刊》十九卷二期，2001年。 [21]J. G. Andersson (安特生J. G.）, 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中国史前史研究》）,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rt Antiquities.（《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No.15. Stockholm.本文图52b引自此报告。本文图51引自：袁德星，《中华历史文物》，（台北：河洛出版社，1977）。图52a为臧振华教授摄于该馆。这批玉器于2015年再度出版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等，《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 [2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45引自：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图46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23]叶茂林，《史前玉器与原始信仰——齐家文化玉器一些现象的初步观察与探讨》，黄翠梅主编，《南艺学报》第一期创刊号，台南艺术大学，2010年，页77-88。 [24]喇家遗址已经测定的碳十四年代资料，有近30个，绝大部分属于齐家文化的遗存，绝对年代都在公元前2350-1870之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29）》，《考古》2003：7期，640-644页；《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31）》，《考古》2005年第7期，57-61页。张雪莲、叶茂林等，《民和喇家遗址碳十四测年及初步分析》，《考古》2014年第11期。页91-104。 [25]陕西境内有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的观点见：张天恩，《陕西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26]王辉，《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编《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页210-243。 [27]马明志，《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界定及其意义——兼论西部文化东进与北方边地文化的聚合历程》，《文博》2009,5。 [28]马明志，《石峁遗址文化环境初步分析—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29]笔者论述较重要的有：1.《论黄河上中游史前玉器文化》，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2.《交融与创新－夏时期晋陕高原玉器文化的特殊性》，成都金沙博物馆，《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9。3.《史前至夏时期“华西系玉器”研究》（上）（中）（下），《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2022年第1,2期。 [30]中国文化里有很强的“感通”的思想。语本《易·系辞上》:“《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 [31]王明达，《介绍一件良渚文化玉琮半成品—兼谈琮的制作工艺》，钱宪和、方建能主编，《史前琢玉工艺技术》，台湾博物馆，2003。 [32]当代考古学界误命名的玉器还有“玦”“牙璋”等。 [33]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第3期，1993年，页1-50。邓淑苹，《刻有天象符号的良渚玉器研究》，宋文熏、许倬云、李亦园、张光直主编，《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页123-145。 [34]邓淑苹，《“六器”探索与“琮”的思辨》，《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邓淑苹，《考古所见《周礼‧六器》的形成》，徐州博物馆编，《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中国·徐州）》，科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晚期虽制作颇多大璧、高琮，二者也是“神秘符号”的载体，但墓葬中看不到二者有明确的组配关系。 [35]《礼记·祭法》：“瘗埋于泰折，祭地。用骍犊。”古代祭祀后处理祭品的方法除了“瘗”埋于地外，还有“燎”与“沈”等。 [36]目前只有甘肃天水师赵村第七期第8号墓出土成组璧与琮，即本文插图049, 050。有人怀疑该墓是祭祀坑，笔者认为该处有二次葬的人骨等，应是正式的墓葬。 [37]秦岭，《龙山文化玉器和龙山时代》，《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2年10月。图六。 [38]双庵遗址是2013年由北京大学秦岭教授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的发掘，承蒙秦岭教授提供讯息与图片，过去笔者的有关论述，误以为埋藏于未经扰动的祭祀坑。最近读到秦教授的论文，得知是出于有碎陶片的灰坑。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客省庄文化”条，该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 [39]此组璧与琮第一次由王桂枝发表于《文博》1987年第6期。1995年再由高次若撰文《宝鸡市博物馆藏玉器选介》《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清楚说明此组璧与琮单独出于宝鸡贾村陵厚村东北土梁上。插图059, 060由宝鸡青铜博物院提供彩图，特此申谢。 [40]“制器尚象”语出《周易·系辞上》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41] “玉琮王”的考古编号即是反山M12:98，本文插图036。 [42]案板坪村资料首发于：刘云辉，《周原玉器》，中华文物学会，1996年。图61引自：周原博物馆，《周原玉器萃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胡家底、上泉村资料见：刘云辉等，《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陈星灿、唐士乾主编，《2016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论坛论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43]凤翔、武功两地出土资料见：刘云辉等，《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丝绸之路》2022年第3期。 [44]杨伯达，《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 [45]邓淑苹，《史前至夏时期璧、琮时空分布的检视与再思》， 《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页156-200。 [46]祭祀时将祭品毁坏后放入墓葬或祭坛，是基于特定观念的行为。一说：将祭品毁坏而后受祭者才能在另一个世界享用。一说：是表达举行祭礼的人的诚心，表示绝不会把祭品取回再用。 [47]首次报导见2001年罗丰，《黄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馆藏宁夏地区玉器为中心》，《故宫学术季刊》十九卷二期，2001年。第43页。 [48]该次与台湾学者们共同组团学术参访，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研究员的全程协助，宁夏境内更蒙宁夏考古研究所罗丰所长安排，各地方管所的鼎力相助，至为感谢。 [49]首次报导于2001年罗丰的论文，同上注。和平村、山门村出土成组璧琮彩图都发表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等，《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可惜策展者在展场中以及在出版品中，都未正确将它们组配展示。 [50]首度出版于：J. G. Andersson, 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中国史前史研究》）,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rt Antiquities.（《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No.15. Stockholm. 笔者于1977年论文转引图片：邓淑苹，《圭璧考》，《故宫季刊》第11卷第3期，1977年，图版捌之5。2015年出版的《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同上注）第206页亦出版該件。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三组九片的编号最开始均为T403②:冒号以后还有分号。 [52]图64引自：叶茂林，《史前灾难－喇家村史前遗址考古》，《大自然探索》2006年第2期。图65引自：杨晶，《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53]阎亚林，《西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54]图66引自：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柳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页114，图81：4。图67引自：许成、董宏征，《宁夏历史文物》，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56]邓淑苹，《史前至夏时期“华西系玉器”研究（下）》，《中原文物》2022年第2期。文中引述两篇论文所作的结论：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张莉，《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考古学的视角》，《中国文化研究》，2018秋。 [57]插图060引自：段双印、张华，《延安出土史前玉器综合考察与研究》，《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插图061引自：Okamura Hidenori（冈村秀典），“The Diffusion of Ritual Jades during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龙山晚期作为礼器的玉器的传承）”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Xiaoneng Yang （杨晓能主编）,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中国过去的新视角：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P.161-169。图62是黄翠梅教授绘制。图63引自：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58]这种误解一直遗祸至今，主要是写过那样错误论述的人不愿意面对历史真相。笔者在《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拙文《史前至夏時期“华西系玉器”研究（上）》中已有清晰的分析。 [5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着，薛新明主编，《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邵晶根据报告，陶寺文化早期公元前2450至前2100年，陶寺文化中期为公元前2100至前1900年。见氏著：《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考古》2020年第5期。 [61]《周易》的《系辞》是从战国到汉初期间，众多学易之人共同完成的著作，是经过历代易学者们增补编修、集体创作的产物。《易经‧周易‧系辞上传》第十章：「以制器者尚其象」。 [62]《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页146-248。 [63]1927年四川成都广汉月亮湾居民燕道诚在自家院子发现一批窖藏玉器，包括牙璋、有领璧、玉琮以及从大到小依次排列的石璧等。被燕家散卖或分赠友人。1930-31曾由D. S. Dye 撰文报导。1979年冯汉骥的遗着经童恩正整理发表。1982年林巳奈夫据牙璋形制考证，认为月亮湾出土这批应当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相当。但林文并未受到学界该有的关注。1986年广汉三星堆出土两个商代大祭祀坑，亦出土牙璋、有领璧等。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未详加分辨，在后来的出版品中将早年月亮湾出土，以及后来发掘时代与月亮湾遗存相当的仓包包遗址，均归入商代的三星堆文化。误导严重。许杰于2006年论文中，对月亮湾遗址出土玉器做了较详尽的考证。见氏着：《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笔者建议将月亮湾、仓包包出土约当夏晚期遗存独立称为月亮湾文化。 [64]何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近年来出土玉石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8期，2008年。彩图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65]即前文图71。 [66]2013年12月24日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周勇院长在“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中首度报告。后发表于：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67]资料较为分散。但笔者做过较周详的资料整合。见：邓淑苹，《史前至夏时期璧、琮时空分布的检视与再思》，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页156-200。 [68]宋建，《中国东部地区距今4000年玉琮功能之讨论－以良渚文化为参照》，黄翔，《广富林遗址出土玉石琮》，以上二文均出版于：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中华玉文化特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69]图74为湖南澧县度家岗出土，图引自：张续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器》，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1998年。 [70]这三件玉器均于2013年12月在良渚文化博物馆举办之“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中展出。图75、图76由黄翠梅教授于展场拍摄。图77引自：首都博物馆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71]戴应新于“文化大革命”后前往陕北神木石峁征集一百二十余件玉器，均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其中多属石峁文化。全发表于：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1-6）》，《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第8期至1994年第1期，总号125-130期。图78、图80均属此批。图78为笔者2011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库房，蒙准发表，特此申谢。图79、图80引自戴应新论文。 [72]图81、图82、图83b引自：周剑曙等，《偃师文物精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图83a引自：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2》，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73]另一件是三孔石刀，编号为“Ⅳ朱3:21”，刻纹十分轻浅。2913年时曾展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列室。 [7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许昌县大路陈村发现商代墓》，《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图84a,b分别为邓聪教授、黄翠梅教授在河南省博物院陈列室拍摄。 [7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图一一九-3，彩版一九-3。此件笔者曾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厅见过，其质地可能是第三种华西闪玉。但该报告的质地鉴定作得极为不科学，仅观看外表，相似似本文所称第一种华东闪玉，第一种华西闪玉的，就定为“和阗玉”。而这类不透明又有沈积岩文理的就定为“蛇纹石”。 [76]图85引自：吕章申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玉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77]太保戈长84.1厘米，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经流传转手，目前典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立尔博物馆。报导最详尽的为：闻广，《记召公太保二玉戈》，《故宫文物月刊》，2000年7月，总号208。 [78]此为林巳奈夫的重要考证，可惜发表在流通不广的期刊上。见氏着，《圭にづいて（上）》，《泉屋博古馆纪要》第十二卷，1996。图78引自：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肖家屋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图87根据：Alfred Salmony （阿尔弗雷德·萨尔莫尼）,Archaic Chinese Jad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Edward and Louise B. Sonnenschein（《中国古代玉器：爱德华和露易丝B.桑纳夏的收藏》），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52.绘制。 [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80]图89出土自二里头二期三区一号墓，目前整个墓圹展出于二里头夏都博物馆。承蒙二里头考古队两任队长：许宏研究员、赵海涛研究员同意笔者出版，特此申谢。二里头分期的年代数据引自：仇士华，《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81]图90、图91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插图092引自：郝炎峰，《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82]图93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地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83]王宁远等，《良渚文化两件特殊的「耘田器」》，《故宫文物月刊》2006年8月，总号281。「耘田器」是这类玉石器的旧名，实际上是刀子，刃部或圆弧，或作「V」形。 [84]本文的图4与图95为同一件玉戚。图96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玉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图22。 [85]图97是笔者2013年摄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列室。图98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223。 [86]分期年代数据依据：燕生东，《丹土及两城镇玉器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87]闻广，《介紹三件石峁玉器一古玉业谈（五）》，《故宮文物月刊》，总号131，1994年2月。图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88]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完结篇》《故宮文物月刊》，总号130，1994年1月。 [89]图99发表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等：《陕西神木石峁遗址2018年度新发现》，《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9年。邵晶研究员提供尺寸数据及出土位置，特此申谢。 [90]邓淑苹，《交融与创新－夏时期晋陕高原玉器文化的特殊性》，成都金沙博物馆，《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邓淑苹，《史前至夏时期“华西系玉器”研究（下）》，《中原文物》2022年第2期。 [91]邓淑苹，《史前至夏时期“华西系玉器”研究（下）》，《中原文物》2022年第2期。 [92]图100玉戚出土的第四号墓葬究竟该属二里头第几期？许宏曾做讨论，见氏着：《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2016年。王煜凡认为可暂归第三期，见氏着，《试论二里头文化玉器群的来源构成及其考古背景》，许宏主编，《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器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页493。 [93]栾丰实：《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中的东方因素》，《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邓淑苹：《龙山时期四类玉礼器的检视与省思》，《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文化讨论会论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94]王煜凡，《试论二里头文化玉器群的来源构成及其考古背景》，许宏主编，《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器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页494。 [95]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从何家村玉杯、兀鲁伯玉杯论西域玉作3、历史物证，文化结晶——介绍台北故宫所藏的和田玉笔砚匣5、我研究“痕都斯坦玉器”的心路历程6、探索“子刚”——晚明江南玉雕迷团的再思7、诗里乾坤 诗里乾隆——玉器诗文所见乾隆帝的三样情12、美玉里的神祖灵——四千年前华夏先民的信仰(视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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