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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孙元良兵团的中将军长胡临聪逃跑时，被民兵捉住，在押送途中逃脱，几天后，他又被民兵截住，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胡临聪是四川犍为人，早年就读于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川军田颂尧部任职，后又追随孙震，属于川军中资历较老的将领。 1947年5月，在孙震的推荐下，胡临聪升任整编41师师长，该师属于孙震的老部队。 194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取消整编军、师、旅的番号，整编41师恢复41军番号。同时，还组建了好几个兵团，其中以41军、47军、99军组成了十六兵团，孙元良任司令官。 41军、47军都是孙震的老部队，属于川军，装备差，人员不满编，编制也是两师制的乙种军，99军是中央军，但该军始终未到位。在徐州“剿总”的各兵团中，以孙元良兵团实力最弱，实有的两个军加兵团直属部队，兵力仅四万余人。 十六兵团是由川军组成的，黄埔一期的孙元良怎么能当上兵团司令官呢？原来，孙元良是孙震的侄子，和川军颇有渊源。抗战胜利后，孙震的二十二集团军所部相继编为整编47军、十六兵团，本已坐了数年冷板凳的孙元良，由于属于川军和南京都认可的人，于是摇身一变，成了整编军长、兵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打响后，在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后，杜聿明指挥邱清泉的二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试图解围，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则将十六兵团调到徐州，作为预备队。一方面，刘峙自战事开始后，就心神不宁，担心徐州遭到偷袭，特调十六兵团前来；另一方面，刘峙自己也清楚，十六兵团实力很差，只能用作防守。 11月30日，杜聿明带着“剿总”直属部队，及二、十三、十六这三个兵团的主力，撤逃徐州。至于刘峙，已先一步乘飞机逃去蚌埠了，本该归十六兵团建制的99军，此时也驻扎在蚌埠。 12月4日，胡临聪率41军快到永城了，突然接到孙元良发来的电报，让41军停止撤退，就地构筑工事，等候下一步命令。 只要过了永城，地势就开阔多了，更利于撤退，为何却突然不走了？原来，蒋介石给杜聿明空投了措辞严厉的手令，让杜聿明即刻指挥部队，掉头攻击前进，去解救被包围在双堆集的黄维之十二兵团。 杜聿明召集三个兵团司令官商议，三人都不愿主动承担违抗命令的责任，杜聿明只得执行老蒋的手令。 12月6日，解放军的追击部队大部赶到，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了陈官庄一带。杜聿明再次召集三个兵团司令官开会，商议突围事宜。会后不久，杜聿明又取消了突围命令，但却联系不上孙元良。 这是孙元良故意为之，他回到兵团部后，召集兵团的军、师长开了个短会，下达了各部队于傍晚六时统一向西北方向突围，在阜阳会合。担心杜聿明变卦，在散会后，孙元良下令关闭了和杜聿明总部联系的电台。 孙元良所谓的突围，由于关闭了电台，实际上变成了大溃逃，十六兵团四万余人，争相往西南方向奔逃，很快就乱作一团，别说各军、师长，即便是团、营长，也都控制不住部队了。 仅一个夜晚，孙元良的十六兵团就完全覆灭了，大部分不是被解放军俘虏，就是逃回去被邱清泉、李弥的部队缴械收编，能突围出去的少之又少。 到了第二天清晨，胡临聪的身边仅剩一百多人，他换了一件普通士兵的衣服，混在士兵群中试图趁乱跑出去。 胡临聪这一百多人，在途中遇见了几十个民兵，未及交火，他们便纷纷放下武器，主动当了俘虏。穿着士兵服装的胡临聪，在民兵的押送下，跟着俘虏群向战俘收容地走去，在临时休息时，他找了个机会逃走了。 这次，胡临聪不敢再穿军服了，路过一个村庄时，他掏出几两黄金，在一户农家买了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换上。 几天后，胡临聪在即将离开解放区时，因行迹可疑，不像一个普通老农，被盘查的民兵截住盘问，见他前言不搭后语后，送去解放军豫皖苏军区审问。 一开始，胡临聪一口咬定说他就是当地的农民，审问员说：“你一口四川腔调，怎么会是当地人？” 胡临聪见骗不过去，又说：“我是41军的一个军需官。” 解放军抓了十六兵团二万多的俘虏，这些人中许多都认识胡临聪，他的身份很快就被查实了，被送去华东军区的高级战俘团学习改造。 在高俘团，胡临聪遇见了在突围时就被俘虏的47军军长汪匣锋，两人谈到孙元良时，骂不绝口。 不知是运气好，还是逃跑功夫一流，在突围的十几天后，孙元良竟然出现在了距离陈官庄几百里外的河南信阳，被在那里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派人送去了南京。老蒋见到孙元良后，并未责骂，而是让他去四川利用关系，重建十六兵团。 1949年12月，重建的十六兵团官兵，在董宋珩等将领带领下，在什邡起义。孙元良先一步逃走，一路辗转，竟然又跑去了台湾。 胡临聪到高俘团后，学习改造的态度很好，1956年，他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被第二批特赦。 特赦的胡临聪，回到四川老家，担任省政协委员、文史专员等职务，后半生的他生活稳定，撰写了不少有史料价值的文章。1989年3月，胡临聪在成都病逝，年8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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