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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嵩:坚守诗词之正道 祛除创作之“三巧”

 杏坛归客 2024-07-05

坚守诗词之正道 祛除创作之“三巧”

张 嵩

诗词创作必须坚守正道。正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之正。道者,历代优秀诗词传承传扬之道、新时代新诗词自觉自信之道。新时代新诗词的创作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守正创新,摈弃糟粕;与时俱进,拒绝媚俗,方能迈向更为广阔的境界,开辟出一片属于这个时代的全新天地。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现在诗词创作者的队伍虽然庞大,但真正能称得上诗人词家的却还是不多,这是由一个写作者的社会责任、使命担当、理论修养、创作水平所决定的,不是谁想对号入座就可以坐得上去的。正是因为现在的诗词创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怪象,严重影响着诗词的健康发展,使真正的诗词家少了,而伪诗人、伪词家却越发多了,必须引起诗词界的重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个伪诗人伪词家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诗词创作上诗观不正,一味地追求“三巧”。所谓“三巧”:

一是在意境构设上“弄巧”

现在的一些诗词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看似莺莺燕燕,桃红杏白,近乎雅然;进而却离愁别绪、伤心怀古,缠绵悱恻,尤显哀感顽艳。细读之下,就会感觉到他们的诗词在风格、意境、语言上完全设置的是古代的场景,诗追晚唐,词效五代花间、两宋婉约,但只得其表象,而丧失了时代背景,虽说辞藻华美,色彩艳丽,但题材狭窄,内容空泛,甚至“气格卑靡”(陆游)、音色凄厉(龙榆生),风格柔媚、画面迷离,手法多有模仿雷同之处,似乎要把我们带回到一千多年前的时代,这其实是所谓的古典唯美构置的一个陷阱,掉在里面走不出来,却感觉良好,一直在模仿古人、却始终没有超越,在诗词的内容上意境中企图复古“弄巧”,殊不知弄巧成拙,只留下了一堆脂粉颜料,丧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和本色。常常看到一些平台推出的女词人,一把香扇、一袭旗袍,看似斯文装扮,气质典雅,实则是心在宋而身在清,一首首花红柳绿、“绮罗香泽”的词作,从来就不曾介入现代生活,不仅与现实脱节,更与新时代搭不上边。真是“纤云弄巧,飞星传恨”。词作意境“纤巧”的让人不忍卒读,这其实是悲哀的。以脱离时代的方式自娱自乐,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但以诗人词家自居,在诗词界拥有不少“知己”,甚至一些诗词名家为其站台,作品屡屡在刊物上发表,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检讨吗?反用一句孟子的话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如果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词家,还需要脚踏实地、植根于现实,树立起现代人意识,从刻意营造的虚幻的场景中、从沉湎于意境“弄巧”的颓靡里脱生出来,放下“唐装宋服”的身段,直面生活,吸受地气,涵养修为,脱胎换骨,回归到主流的创作道路上来,不负时代、不负才情,或许才会走得更远。

二是在语言表现上“讨巧”

当下的一些所谓“诗人”不怎么读书、读诗,更遑论历代诗话、诗词理论著作,拿起笔来就写,写了就想发表。渐渐形成了实用性、技术型、讨巧型的圈子诗词。所谓讨巧,就是将诗词搞成一种设计,用别出心裁的语言制造渲染效果,以博人眼球,看似巧妙,一经细读,却很浅薄,看似标新立异,实是哗众取宠。试图通过语言布设的奇思来取胜,让人点评,风潮迭起,但忽视了内容的实际承载,新鲜过后,留下的只是一堆文字符号,如同从游戏机上卸下来的零件,已然生锈,再无活力。唐人的诗作讲意境、讲内涵、讲感情。《登鹳雀楼》王朝冉冉上升时期登高望远的喜悦心情、胸襟视野和无限哲思尽在其中;《静夜思》人在旅途,浓浓的怀乡之思布满感情空间;《江雪》特立独行,洁身自好,深深的孤寂笼罩着身心,人生的际遇、抱负、性情跃然纸上。这些诗作都有深刻的内涵,高远的境界、厚重的意象。我们在浪漫中发现美,在现实中发现批判,在豪迈和婉约中学会鉴赏,同时还要在历代诗话中学会“理论思维”,以指导创作。现在的一些诗作,一二句铺陈一下,第三句突兀一转,第四句制造惊喜,讨巧一合,如碟子盛水,一眼就看到底了,全无内涵,何来意境!写诗就是写自己,从一些人的诗中却看不到他的任何影子,这是写给谁看的?导师指导、平台点评,风起云涌。作此类诗词的人且好为人师,圈子不小,粉丝颇多,但不知失去的恰好是中华诗词的“正”、“魂”和“根”。因此上说,教育人者必须首先接受教育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写诗是要讲技巧,但只在文字上下功夫,语言上求诗味是得不到的,这样的技巧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学古人作诗,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探其内里方能知其深远,看其表象只能得其皮毛。许多古典诗词为什么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要深入思考它的深层次的东西。现在的好多诗词作品为什么肤浅,就是诗词写作者缺乏学贯古今的国学基础知识,缺失真才实学的艺术审美眼光,写诗而不知诗为何物,不知文学为何物,只知道写,不知道诗词背后的东西,不知道诗人的社会责任和现实角色,甚至不尊重诗词,不敬畏文学,以娱乐的心态消费诗词。诗词写作是一种生活积淀、知识积累、人生感悟、事物判断、文学审美、家国情怀的综合体现,不是靠挖空心思的语言讨巧来维系,诗坛也不是“出名要趁早”的名利场。在心为情,发表为诗,好的诗词真正是意境、心境、语境、环境、画境、情境等相融的高雅的精神产品,绝非随心所欲、遣词造句的游戏产物。

三是在写作行为上“取巧”

一些人以不择手段发表几首诗词为炫耀资本,混迹于文学殿堂,甚至以“诗人”自居,抬高身价,招摇过市,投机取巧,为自己脸上贴金,这其实是碰瓷诗词,有的人写了三五年诗词,就在追逐名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停不下来。缺的不仅仅是文学素养,而是道德操守。还有一种怪象,就是一些人专门参加各种赛事,为了获奖而写诗词,通过所谓的“深钻细研”,深谙大赛的一些门道,好多获奖名单中都有他们的身影,我们经常担任评委的那些人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赛事本来是促进诗词创作繁荣的,但一些大赛却渐渐偏离了初衷,已成为少数人博弈功利的场所。竟然还有人发文大谈如何创作获奖诗词,提出要“巧构思、巧立意、巧布局”等等,这个巧是个什么“巧”呢,就是投其所好、投机取巧,花言巧语、巧言令色,这种风气断然不能助长。举目四望,年年获奖的诗人又有几个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诗人?这一切都是功利思想在作祟,用使乖弄巧的手法、语言讨巧的技法、逞工炫巧的方法以获取名利。诗词创作是一个寂寞的事业,没有捷径可走,浮躁的心态永远写不出优秀的、传世的诗词作品。投机取巧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词家所要走的正道。

要坚守正道,破除“三巧”,还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始终坚守爱国思想、弘扬人文精神,坚决反对意境构设上的“弄巧”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诗词璀璨,前承后继。从诗三百首始,一直到现在,诗的生发、成长、成熟发展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守正创新的过程,历朝历代都在继承发展,同时也都打上各自时代的烙印,这是一个历史的不断递进过程,虽有反复,但终归是一路向前,面向未来。我们今天所要守正的就是数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诗词中的爱国思想、人文精神、进步文化、艺术魅力等主流意识及其精髓,是诗词中所包含的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及其文化自信;是通过发挥“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关注国家、倾情民生、针砭时弊的历史与现实作用;也是我们追索历代诗人词家诗德修为、家国情怀、思想境界、艺术追求,并从中获得灵感和觉悟,再融入我们时代的因子,借助优秀的诗词篇章把文脉不断地传递下去。这里有屈原强烈的爱国情思、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风骨,杜甫在历史大动乱背景下的人民立场、苏东坡遭逢苦难际遇却豁达达观的人生态度,辛弃疾、陆放翁始终怀抱恢复中原之志的大丈夫诗词,等等。传承、理解、弘扬、发展历代诗词大家的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核是我们这个时代新诗词应有的担当和写作者的责任。火热的生活、朴实的感情、宏大的场景是“弄巧”弄不出来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在内容布设上“弄巧”的做法,牢固树立起现代人写现代新诗词的文化自觉意识。

二是始终坚守文化底蕴、崇尚艺术境界,坚决摈弃语言表现上的“讨巧”

中华诗词为什么称得上博大精深,就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高远的艺术境界。大家喜爱它,使它不仅经典、广为流传,而且能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这种情结主要体现在古典诗词上,而不是我们现代人创作的诗词,为什么?我们要作深入思考。现代人创作的诗词能不能流传后世,就看造化了。但是否植根于国学底蕴之中,是否有独特的艺术情境,追及古人,涵养自身,复兴也罢、振兴也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优秀传统诗词中的气象、格局、视野、胸襟看似都在不经意间,但无一字没有来历。支撑它的是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底蕴。记得有人曾说过,大意是:唐诗的知识大多来源于四书五经,而今人理解的唐诗只是一些皮毛,写作就更不用说了。“于古今书无不精读,则天下事大有可为”。写好诗必须多读书,读先贤们如何驾驭文字、如何炼字用词,尤其是他们的经典作品、理论著述,只有不断学习鉴赏,才能逐步提升自我。当然,读前朝诗人的作品,还要读他所处那个时代其他重要诗人的作品,学会兼容并蓄。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把握,不能孤立地去读一个人,不仅要读他的背景、阅历,而且你也要在阅读中与诗人一起成长,更重要的是要读懂他的时代,然后再回过头来读自己、这样才能够读懂一个人的诗,才可以穿越时空与诗人对话交流,或者变幻场景思考,终极目标就是融会贯通,掌握诗词语言、切入时代,为我所用。在此过程当中要坚决摈弃语言表现上的“讨巧”,还诗词一个清朗用词、明白晓畅的创作环境。

三是始终坚守道德操守、注重文学修养,坚决拒绝写作行为上的“取巧”

古来作诗者,在文学史上留名者,哪一个不是饱学之士。哪一个不知“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深刻道理。道德操守、诗德人品终究还是第一,不论是受道家影响的李白,受佛家影响的王维,还是受儒家影响的杜甫,他们都把个体人格修养的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因而心中都怀有远大的抱负。唐代的诗人或以入仕施展襟怀,或是从军报效国家,即使是经历了无数挫折,理想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时,他们也会另辟蹊径,终究以诗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这种理想也更崇高。即使贵如宰相的张九龄,封侯的高适以及身居高位的白居易、韩愈,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孟郊、李商隐,终身布衣的孟浩然等人无不如此,虽然他们身上也有缺陷、有瑕疵,但文学的操守、情怀、素养从来都不是低下的。两宋诗词大家也多是谦谦君子,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理想和修养是相辅相成的,诗风与人格是相伴始终的。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第一篇《诗分唐宋》中说到,人的“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唐人重神韵,人人才华横溢,宋人重思辨,个个彬彬有礼,这就是“正”,是人格修养在两个不同时代结出的硕果。即便像宋之问那样诗德人品不正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并不代表主流。而今天这样的人一定就比古时候少吗,我想大家心中有数。风气不正,心烦气躁,必然写不出好的诗词;心怀异想,名利当先,迟早会被淘汰出局。任何时候都要坚决拒绝写作行为上的“取巧”,使诗词“复兴号”的列车在德才兼备的轨道上健康运行。

当然,“三巧”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生存的土壤和传播的条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祛除“三巧”的影响,以正诗词之风,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只要新时代的主流诗人们坚守阵地、守护良心,就会逐渐使“三巧”的影响力淡化,使他们的圈子越来越小,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

《英子评诗》微刊第9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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