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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记载：“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 安史之乱前的中国物产丰盈，国泰民安，边疆稳固，物华天宝，一派盛世景象。那是唐朝相对最美好的时光，藩镇割据还未形成。唐朝杰出的5位医学家 唐朝五大名医：孙思邈、孟诜（shēn）、 甄立言，陈藏器、王冰。 
孙思邈（581年-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区）人。唐代医学家、道士，中医医德规范和大医精诚的制定人。 孙思邈自幼多病，故立志于学习医学知识。青年时期开始行医于乡里，其提倡并践行以“大医精诚”之医德对待患者，不管贫富老幼、怨亲善友，都一视同仁，无论风雨寒暑，饥渴疲劳，都求之必应，一心赴救，并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深为群众崇敬。605年-618年间，孙思邈游学四川，后隐于终南山炼丹。与沙门道宣律师交厚，写了不少道家炼丹方面的著作。唐太宗、高宗曾多次招他任国学博士、谏议大夫等职，均谢绝，唯于673年时任承务郎，执掌尚药局，掌管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等事务。次年，因病辞退。 孙思邈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编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反映了唐初医学的发展水平。 晚年还主持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孙思邈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法改为按方剂主治及临床表现特点相结合的分类法，成为以方类证之指南；提倡的脏腑虚实、寒热辨证，对后世脏腑辨证影响深远；总结妇、儿科成就，提出应独立设科，对后世妇、儿科形成专科有促进作用；提倡保健灸（足三里），按摩、导引、散步，轻微劳动及食治、讲求卫生等结合，为老年病的防治也留下了宝贵经验。孙思邈逝世后，被后人尊为“药王”，并将其故乡的五台山改为药王山，还为其建庙塑像，树碑立传。 
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晚年一说隐居于故里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五台山（药王山）专心立著，直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一说隐居于河南济源王屋山中，采药种药，为民治病。在王屋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去世后葬在王屋山天坛峰下。 唐太宗即位后，召孙思邈入京师长安，见到他7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太宗想授予孙思邈爵位，但被他拒绝了，仍回到乡间为民医病。
孟诜（shēn）（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省汝州市)人。唐朝学者、医药学家、食疗学家，孟子第31世孙。精通医学，进士及第，授尚药奉御，累迁中书舍人。失言得罪武后，贬为台州司马，入为礼部侍郎、相王侍读，出任同州刺史。神龙初年，年老致仕，隐居于伊阳山，炼制方药。开元初年，去世，享年九十三。著作《食疗本草》，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汇集古代食疗之大成，与现代营养学相一致，为我国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世誉为世界食疗学的鼻祖。有一天，孟诜（shēn）在凤阁侍郎刘祎之家里见到武则天赐给刘祎之的银子时说：“这是用药（银）水涂抹的假银子，一烧便知。”刘放火中一烧，顷刻化成锡水。武后知道了这件事，对孟诜很不满意，便将他降为台州（在浙江）司马，后又升为春官侍郎（礼部副职）。太子相王李旦仰慕孟的才学，召他为侍读，负责讲解经学。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拜同州刺吏，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公元705年－公元707年）中，告老还乡，致仕归伊阳之山，日以药饵为事，卒年九十三岁。 发明代茶饮。从文字记载看，最早的代茶饮出自孟诜的《食疗本草》，其中载有专治“热毒下痢”“腰痛难转”的饮方。发明黄疸试纸。孟诜的另一部治疗疑难杂症的医药专著《必效方》，提出了用麻布配药水对黄疸性肝炎诊治进行测检的方法，被赞为最早的pH试纸。《补养方》是孟诜致仕后，为了在平民中推广治病和养生知识，将前人的医学专著中食治部分的药方抽出，并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编著了《补养方》3卷，先在家乡传抄使用。孟诜去世后，僧医张鼎于开元年间将《补养方》补订改名为《食疗本草》。孟氏原书收载本草138种，张氏补入89条，合为227条，记载了许多唐初本草书中未载的食用药物。书中按物类为序排列，并分析食性，论述功用，记载禁忌，鉴别异同，附载单方。所列食治药物，多系人们常用的食物、酱菜、果品、肉类等，反映了以食养脏、脏器疗法的思想。此书内容丰富，切合实用，是我国唐代较为全面的食治专著。
甄立言，古代医家名。甄权之弟，生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545)，卒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唐武德年间(618-626)升太常丞，与兄甄权同以医术享誉当时。立言医术娴熟，精通本草，善治寄生虫病。 唐太宗命他为杜淹看病，患的是“风毒”发肿，立言为他看诊，云再过十一天的午时将死，果然十一天后就死。立言曾经作《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旧唐书·甄权传》：“权弟立言，武德中累迁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太宗令立言视之，既而奏曰：从今更十一日午时必死。果如其言。时有尼明律年六十余，患心腹鼓胀，身体羸瘦，已经二年，立言诊脉曰：其腹内有虫，当是误食发为之耳。因令服雄黄，须臾吐出一蛇，如人手小指，唯无眼，烧之犹有发气，其疾乃愈。”
他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本草音义》7卷、《本草药性》3卷。《本草集录》2卷、《古今录验方》50卷，均己散佚，部分佚文尚可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见到。他的《古今录验方》在诊治疾病和鉴别诊断方面有突出成就。如《外台秘要》所引“消渴小便至甜”是我国有关糖尿病的最早记载。
陈藏器（约687—757年），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唐代中药学家。开元年间（713年至741年间），任京兆府三原县尉。以为《神农本草经》虽有陶（弘景）、苏（敬）补集诸说，但遗逸尚多，因汇集前人遗漏的药物，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撰《本草拾遗》10卷（今佚）。明代李时珍评此书“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佚文散见《证类本草》等。将中药的药物性能归纳10类：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作为临诊处方基本法则，发展成后世“十剂”方剂分类法，为中医界应用。其自幼聪慧过人，八岁起随父辈涉外采药，辩识百草，对许多相似药草过目不忘，有随行老中医赞道：“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十岁时，便开始帮父亲熬制中药，学习如何将各种本草植物入药。陈藏器十三岁时，其母疾病缠身，父配百方而无策，母不日即逝，陈痛苦万分，随立誓研习本草，以表丧母之痛，解万民疾患。据载，陈十五岁医术精进，邻里求医，均悉数痊愈。此后，陈藏器更是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官宦生涯亦不忘钻研中医理论，撰《本草拾遗》10卷，其“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论述中提出“本草茶疗”概念。唐玄宗赐其“茶疗鼻祖”，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本草茶疗领域的杰出地位。是中国首位将（鸦片）罂粟列为有药用价值的人。《本草拾遗》
相传，陈任三原县尉时，勤政爱民、仰不愧天。布衣韩氏，家境贫寒，久病不得医，经陈府衙，咳血晕阙。陈门丁见状，速告其。陈诊其肺疾，命家饲备神秘“药茶”，嘱其日饮二次。半载有余，布衣病愈，陈赐药茶解顽疾之事，流传于市井，一时，八方患者，均慕名而来，陈皆施之。文史地方志《三秦志》记载：“病家云集，门庭若市，日有感恩者众，或携子叩首致谢，或响鞭不绝于耳，屋外金匾林立、室内锦旗无数。”陈藏器声名鹊起。开元726年，玄宗十八子李瑁怪病，只觉腹饥，倦恶进食，瘦骨嶙峋，终日卧榻，气血全无，药剂万方，未见其效，玄宗盛怒，罢太医数人。陈闻之，进殿玄宗，奉君秘方“药茶”，谓曰：“寒者温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定奇效。玄宗初疑，告陈曰：若数日内未见其效定诛九族。未料，晨时饮，午时食，半载余，李瑁即愈。玄宗大喜，赐封嘉奖，无不授予，瑁亦设宴三日，以表陈功。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茶疗鼻祖”。陈藏器一生致力钻研本草，调配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其倡导的本草茶疗法在当时繁荣的唐代外交中更是影响到东南亚等国。纵观中国茶疗文化历史长河，陈藏器犹如一颗明星，照亮后世，造福万年。
王冰，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805年)，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王冰年轻时笃好养生之术，留心医学，潜心研究《素问》达12年之久。他著成《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为整理保存古医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后人的《素问》研究多是在王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王冰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某些问题，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夫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遇草而芮，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故逆其性气以折之攻之。病之大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不识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削，焰光扑灭。”王氏认为人火与龙火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火。前者属一般的火热，其性质属阳热而伤阴液，可以用寒凉药物治疗。在论述水液的输布代谢时，他谈到了肺、脾二脏的重要作用，其注释尤其强调肺、脾、肾三脏在水液代谢方面的功能。他所提出的 “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者相资，故能有子”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
他把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概括为四类：“一者始因气动而内有所成；二者不因气动而外有所成；三者始因气动而病生于内；四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所谓 “气动”，是指脏气的变乱，即把病变分作因气动和不因气动两类，而每类中又辨其为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方法将病因病机结合在一起，有别于三因学说，备受后世宣扬。王冰在“治病求本，本于阴阳”的原则指导下，临证强调应明辨阴阳水火。对于真阴虚损者，主张“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对于阳气不足者，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认为“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就是说用寒药治疗热证无效，就要考虑是否属于阴虚水亏所致的虚热；“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就是说用热药治疗寒证无效，就要考虑是否属于阳虚火衰的虚寒。此外，他还就有关“正治、反治”问题加以探讨。如说：“逆者正治也，从者反治也。逆病气而正治，则以寒攻热，以热攻寒。虽从顺病气，乃反治法也。”对于五郁之病的治疗，王氏分别采用吐、汗、下、渗、泄等方法，使《素问》五郁治法更加明确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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