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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金水 2024-04-22 导语 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领导行为的本质就是要处理“人”与“我”的关系。 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一个“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的人，其领导行为一定是自我的、尖刻的、排斥的、抗拒的、敌对的、盛气凌人的。这样的领导行为是无法得到别人心甘情愿的追随与合作的。曾国藩的“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正是对过去过分自我的超越。一个“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的人，其领导行为往往是超我的、谦和的、吸收的、包容的、合作的、平易近人的。这样一来才能得到更多、更优秀的人的帮助，最终成就一个全新的大我。 曾国藩“一生三变”，其实曾国藩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圆通无碍的境界。 对于领导者来说，仅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仅有对价值的执着是不行的，还要有与现实妥协的智慧。 曾国藩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也走了我们都走过的弯路，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的失败，也犯了我们都犯过的错误。 一般人在经历那样的失败后基本就完了，而他能够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并超越了自己。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 在中国人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重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 曾国藩领导力十二个字要诀 重、耐、浑、明、辣、慎、勤、实、暇、裕、恕、强  “重”，厚重、稳重。 “耐”，耐烦、耐心。 “浑”，浑含、浑厚。 “明”，明白、清醒。 “辣”，泼辣、果断。 “慎”，谨慎、自制。 “勤”，勤奋、勤恳。 “实”，扎实、朴实。 “暇”，空闲、从容。 “裕”，宽裕、坦荡。 “恕”，恕道、宽容。 “强”，倔强、刚强。 第一讲 重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 一个领导者如果轻浮、浮躁，就会失去对组织的掌控力。 稳当从容，可当大事。 最理想的人格形象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君子”理想的威仪就是宽容有度，从容镇定，行事举止恰到好处。《礼记·玉藻》有一段论述：“君子之容舒迟”（君子平时的体态非常舒缓从容），而在重要的场合，则“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步态要稳重，手势要恭敬，目光要端正，口不妄开，声不乱出，头不乱动，气息收敛，站立时有品德高尚者之气象，面色庄重，坐姿端正）。 谋定后动，审定而行 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 对于用人者来说，“不轻进人”才能“不轻退人”。 对于领导者来讲，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决策过于随意。这是伤害领导权威最好的办法。因为手下很快就把你的话不再当回事了：反正你明天要改的。你在下属心目中也就没有了分量，飘了起来。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端庄厚重是贵相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如果一个领导者说话太多、太滥、太随意，下属很快就不再拿他的话当回事了。 不同的文化中，领袖魅力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文化中，这种魅力可能来源于领导者的激情、雄辩或者个性。在中国文化中，这种魅力更多地来自领导者的修为、品格和德性。曾国藩所说的“重”，就是这样一种由内到外散发出来的厚重品性。从根本上来说，“重”是一个领导者德性成熟的最高体现，它表明了一个人修为的深度与厚度，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大任。这就是“端庄厚重是贵相”的深层含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中的很多价值观念都传到了中国，像平等、活力、随性、自由、张扬，等等，对今天中国的领导力的内涵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今天的管理行为与曾国藩时期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平时可以很自由，很随性，很张扬，可以跟下属打成一片（对于今天的下属来说这些都是为他们所追捧的品质），但是在关键时刻，你依然需要体现出一言九鼎的分量，因为这是对领导者最基本的要求。可以说，如何在张扬自我的个性和稳重历练的内涵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今天的领导者在领导力上所必须接受的挑战。 第二讲 耐 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耐”就是“耐烦”，就是耐得住烦躁、控制好情绪、调整好心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绪管理。 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一个领导者最忌讳的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轻易地发牢骚。尤其向下属、客户和合作方传递消极的情绪，更是领导者的大忌。曾国藩说： 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 对于领导者来说，当你不断地怨天尤人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不可能平和，你的决策就不可能妥当，你的行为就不可能得体，你的发展也就不可能顺利。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 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遇到不顺、不公就情绪化，就感到委屈，就愤愤不平，非但于事无补，反而自乱阵脚，受到最大伤害的一定是你自己。 许多人无法成功，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能，而是因为耐心不足，一遇到挫折就想逃避。 如果你能坚守住一个“耐”字，时间一长，自然会走上顺利的大道。 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 对于这些一流领袖的成功来说，智商所起的作用占7%，而情商所占的比例达93%。 一个人的职位越高，就越没有办法单靠自己的能力打天下。要想实现大的目标，关键是让更多的、更优秀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你所用，而这需要情商。 要想带好兵，就要把握住两条：第一贵在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 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 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必不能妥善。 在愤怒、情绪化的时候与在平和、冷静的时候，人会做出十分不同的选择。人不但用理性和直觉决策，还在用情绪决策。一旦情绪压倒了理性，是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失去大局的平衡，这是最忌讳的。 一个人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取决于一个人的胸怀与修养，即所谓的“德器”；而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才有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即所谓的“后福”。做大事之人，尤其要有这样的胸怀与修养。 情绪化的反应一定是不成熟的表现。 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反映的是领导者的成熟程度，反映的是领导者修养水平与度量的大小，并最终会决定领导者事业的成败。因此，领导者的成熟，就是从有效地控制情绪开始的。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耐”的功夫不断提升的过程。对于领导者来说，“耐”这个字，是值得用一生去修炼的最基本的功夫。 第三讲 浑 才智英敏者，宜加浑厚学问 "浑"就是浑含、内敛、包容、大度。“水浑则不清”，“浑”就是难得糊涂，不是咄咄逼人，不是锋芒毕露。“浑”字所着眼的是领导者的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和沟通之道。 别人有了缺点，你看得很明白，但你公开讥讽、到处宣扬，别人对你轻则疏远，多则忌恨。如果能有一种包容的胸怀，替别人掩藏几分，替别人保全面子，别人就会非常感激。这样的人，才有大的境界、大的格局，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才智英敏者，宜加浑厚学问。 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下属老是跟不上你的期望、思路和步伐，做的事情老是无法让你满意，你就会很烦躁，就很容易会训斥、讽刺他们，不给他们留面子，从而在你和下属之间产生怨恨，造成隔阂，形成离心，导致管理失败，这时一定要学会一个“耐”字。以“耐”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用一种善意的耐心帮助下属理解、执行，从而把事情做好。 敢讲固然重要，会讲才更加关键。沟通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考虑好沟通对象可能的感受。 不要咄咄逼人、不近人情，而要把精明的见解以浑厚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一来才能保证你的沟通有更好的效果。 你布置了一个任务，手下老是完不成，拿不出结果来，你就会很焦躁，经常斥责下属，甚至羞辱下属，由此就会导致下属对你的怨恨以及离心离德，最终引发管理上的失败。这种情况下，“耐”字是很重要的一种品质。作为领导者，需要耐心地等待别人跟上来。下属毕竟是下属，他不如你，所以他才是你的下属，你要给予他更多的耐心。 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 别人有了优点，有了成就，有了收获，你要在公开的场合表扬他；别人有了过失，有了缺点，有了错误，你要在私下的场合提醒他。 人都是需要肯定的，哪怕最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人都是需要面子的，哪怕最卑微的人也是如此。你在公开的场合表扬他，给足了他面子；你在私下的场合提醒他，保全了他的面子。这样一来才能“人服其明，而感其宽”（别人才会佩服你的明白事理，更关键的是，他会非常感激你的宽厚、善意，才会真心实意地认可你）；否则；你说的话再正确，一旦被认为是一种恶意的羞辱，还是会导致别人的怨恨，导致你管理的失败。所以对于领导者来说，要有犀利的眼光，是为“明”；更要有宽厚的胸怀，是为“浑”。二者一定要并用，才不会伤人伤己。 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拥有良好的自我感觉。 “浑”则无往不宜 “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浑”这个字如果你悟透了、用好了，做什么事情都会非常妥当。曾国藩在这里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跟人争论一个问题，不要把道理都争到自己这里来。不要非让别人承认你百分之百是对的，他百分之百是错的。你非要把人家逼到墙角，人家一定会反弹。 二是“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判断一个人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是黑是白，不要过于绝对。 大抵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斯可耳。 一般说来，天底下没有完全没有缺点的人才，也没有完全没有缝隙的交情。再优秀的人才也会有自己的问题，再亲密的交情也会有你我之分。这就是人性的本质，这就是世界的本质。领导者所能做的，就是在大的方面要把握住原则，在小的方面则要学会包容。 “浑”这个字，对于富有才华的聪明之人来说，尤其重要。君子以厚德载物。包容别人，其实就是在成就自己。 第四讲 明 “明”就是明白、清楚。 “浑”并不是让你真糊涂，而是难得糊涂。真正的“浑”，是必须以“明”为基础的。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凡是想做成大事的，见识是第一位的，才能是第二位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再有能力的人，如果对大势的判断出现了问题，也很难成事。在大势面前，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很卑微的。 不要跟趋势作对。 杰出人物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身过人的努力，更取决于他们超乎常人的见识。一个人的能力能否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取决于能否对大势有清晰的判断、能否对人情世故有清醒的认识。 “识”，就是把握时势和人心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处人处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 曾国藩说：“余于大利大害所在，均悉心考究。 把握大利大害的意识和能力，是曾国藩领导力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质。 处人、处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 你行得不当，是因为你知得不明、知得不全，知得不深。如果你知得明、知得全、知得深，自然就会行得当了。 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 三达德”，即儒家经典《中庸》所说的“智、仁、勇”，所谓天下通行的品德，其中第一项即是“明”的意思。 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 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 高明，就是站得高、看得远。组织中的领军人物，就是要比常人看得长远，把握住组织的方向。 精明就是战术与执行层面的精准。精明需要分析、计算，精明就是不含混了事。 古来才人，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 古往今来才华出众之人，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做事情是粗疏潦草，还是缜密入微。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凡高明之人，应该克制自己的心志，以便逐渐趋于平实）。 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实矣（如果能事事精益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就会渐渐扎实了）。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当局则迷，旁观则醒 天下事：当局则迷，旁观则醒；事前易暗，事后易明。 旁观者之所以是清醒的，是因为他们不受胜负得失的影响，可以从对弈双方的角度看问题，因此可以保持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可以跳出局限，更容易看清局势。而当局者因为胜负得失与自己息息相关，反而不容易跳出来。 人只是怕当局。当局者之十，不足以旁观者之五。智臣以得失而昏也，胆气以得失而奋也。 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 得失之心越重，人就越容易没了主意。只没了得失心，则声气舒展，此心与旁观者一般，何事不济？ 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尔曹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任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置身利害之外，是为出局；设身利害之中，是为入局。入局和出局、精明和高明，反复结合，才能把事情做好。 如果领导者仅仅从自身和局部的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无法看清问题的全部和本质的。这时就要主动地跳出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事前易暗，事后易明 毛泽东当年刚上井冈山的时候，也是“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并不懂如何打仗。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二过”，他非常善于从胜利与失败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上升到规律的高度。尤其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他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的文章，揭示出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并以此教育全党全军，从而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二者皆从不忠不恕生出。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实践出真知，事须做方能明。“明”字一定是从实践中一步步历练出来的。 第五讲 辣 殊为眼明手辣 “辣”是果断、干脆，关键时刻敢拍板、敢出手、敢做决策、敢承担责任。 “辣”就是决断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在佛家看来，只要满怀慈悲，不起嗔恨，威即是德，大威即是大德。惩恶就是扬善，惩恶才能扬善。制恶伏恶，就是导善行善。有时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必须采取果断的手段；有时为了全局的利益，必须牺牲局部的利益。这就需要领导者分清大道大义与小仁小爱的区别，关键时刻必须有硬的心肠、辣的手段。一味以宽厚为怀，只会造成对恶行的纵容。 合之以文，齐之以武 《孙子兵法》在谈到治军时有一句话：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厚爱士卒却不能使用，溺爱下属却不能听令，违法乱纪而不能惩治，这样的军队就像惯坏了的孩子一样，是不能用来同敌人作战的。 爱禾者必去稗，爱贤者必去邪，爱民必去害民之吏，治军必去蠹军之将，一定之理也。 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法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刻薄寡恩”，没有人情味。中国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如果领导者被认为是没有人情味的，那么他的领导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对于领导者来说，“辣”往往要跟情感的因素结合起来使用，这样才能既达到目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降低“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辣”与“情”的结合，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恩威并用、刚柔兼济。 优秀的领导者，往往可以在严明果断的管理风格和富有人情的关怀之间，取得恰如其分的平衡。这种平衡的能力，本身就是高明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第六讲 慎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慎”就是谨慎、小心、节制、谦卑、低调、不张扬，就是自控能力。 曾国藩说：“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虔恭’，曰'谨’，曰'祇惧’，皆'慎’字之义也。”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古来多少英雄，功高名重，其后非败于骄，即败于贪。 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曾国藩不相信医生，不相信方术，不相信风水，但是他相信天命。 天命、人言、君父，三者都是你无法控制的力量。 要想保持敬畏之心，曾国藩认为，一定要提醒自己“三不”：“不与、不终、不胜”。 所谓的“不与”，就是不参与、不介入的意思。其实你与你的角色并不是一回事儿。能够调动资源、做成事情的，并不一定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因为你的角色和权力。一旦失去了你的角色、你的位置、你的权力，你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每个人一生都在扮演某个角色，时间长了不免会入戏太深，但所有的大戏最终都是要散场的，最大的英雄也要谢幕。 “不终”，就是不能善终的意思。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闲境，老年经不得逆境。少年时不能太顺利，太顺则容易心高气傲，视事太易，形成浮躁的心态，经历一番逆境的洗礼反而更利于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中年是做事的黄金时期，如果中年太闲，一辈子一晃也就过去了，到老一事无成。老年则最怕逆境，老年一旦陷于逆境的打击，往往就再难有翻身的可能，而一生也只好以凄凉而终了。 “不胜”，就是不胜任的意思。 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圣贤成大事者，皆从战战兢兢之心而来 领导者的地位越高，越成功，就越会有人说你的意见正确无误，这会导致你缺乏自我批判的思维，难以看清真相。位高权重的人往往自以为是，保持清醒的头脑非常困难。卑躬屈膝的人会讨好掌权者，掌权者的愿望和要求会被满足。领导者因此就会习惯于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习惯于自己被视为非同寻常之人。 权力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头脑。权力会带来过度自信、过于冒险、对他人不敏感、形成固定看法，并倾向于把他人看作满足掌权者的手段。 圣贤成大事者，皆从战战兢兢之心而来。 优秀的企业家必须要学会敬畏，包括对市场的敬畏，对客户的敬畏，对资本的敬畏，对员工的敬畏，对同事的敬畏，对合作伙伴的敬畏，等等。 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 越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往往越是不张扬的人。伟大的企业一定是谦卑的企业，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充满危机意识的企业家。 英文中，“谦卑”（humility）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的泥土（humus）。谦卑就是脚踏实地。领导者往往是高高在上的，然而谦卑的领导者虽然身处高位，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来自何方，始于何处，他们永远不会和一线员工失去联系，知道如果没有这些人，自己不会到达现在的位置，因此他们不会炫耀自己的财富，不会滥用自己的地位。 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 对于领导者来说，最好的品质就是低调，最糟糕的表现就是张扬。 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依靠自己的才能去盛气凌人，是不可能得到人心的；有才能却非常低调，没有得不到人心的。）“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叔本华说：“财富就像海水，我们喝得越多，就越渴。” 名声也是如此，权力也是如此，所有的欲望都是如此。人的狂妄、贪婪，无一不源于此。人在巨大的成就和欲望面前往往很难控制住自己。 俾斯麦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领袖有三个重要的标志，谋略上的大度、行动中的仁爱和胜利后的节制。”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盛时常做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最好的境界。物极必反，贪得无厌只会前功尽弃。人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知止”。 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自控的能力。曾国藩的“晚场善收”，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 “慎”才能生明，保持内心的谨慎与危机意识，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慎”这个字，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修炼的基本功夫。 第七讲 勤 “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 “勤”就是勤奋、勤恳、勤劳、勤快、勤苦，就是持续的付出。 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 练兵之道，必须是带兵的人日夜操练，才能逐渐练出一支成熟的队伍来，就像母鸡孵蛋、道士炼丹一样，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百处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趋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 管理就是这样，你想偷懒，你的下属比你还想偷懒；他想偷懒，他的下属比他还想偷懒。你会发现，一念之差，再想恢复组织的效率就非常困难了。领导者一时的偷懒，往往导致整个组织的管理效率变得极其低下。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激发起下属对工作的热情与投入。然而在大多数的组织中，大部分人只是服从而已，最多就是多一点点认真，关注一点点细节，对工作远远没有达到全力以赴的地步。慵懒的组织是不会有效率、有执行力的。要让组织成员全力以赴，领导者自己首先要全力以赴。这就是“勤”字的基本内涵。 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 天下事也莫难于为官，“官”者“管”也，领导者身上，担负着组织赋予的责任，担负着苍生的疾苦。要做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好官，自然是难上加难的。曾国藩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封建官员。他曾经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的完人。曾国藩还经常引用顾亭林“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下属。在曾国藩看来，既然为官，就不能做那种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的庸官。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当常常提其朝气。“'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 曾国藩在军中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是未明即起，黎明后巡查营垒，检阅士兵操练，白天则清理文卷，接见客人。其余的时间，则是博览群书。 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关于“勤”字，曾国藩有一个“五到五勤”的理论。 五勤 当官者，一曰身勤，二曰眼勤，三曰手勤，四曰口勤，五曰心勤。 五到 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 “五到”，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身到”，就是遇到事情一定要亲自到位，要到现场，不要偷懒。 “心到”，一定要用心地去想，用心地去做，真正一心一意地扑上去，事情才能做好。“心到”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心劲儿要到。不能光想着给自己找借口，想找借口的人一定可以找到无数个借口。 “眼到”，就是一定要随时留心，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 “手到”，手要勤快，有什么事要随时记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领导者在领导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随手记下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一个个的片断最终就会形成成熟的体系。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显然是自己所能留下的最大的思想财富。 “口到”，也就是交代任务一定要到位，工作沟通一定要到位，甚至不惜反复地叮嘱，“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在管理的过程中，有时就是因为少说了一句话，或者少问了一句话，便会出现重大问题，一定不要嫌麻烦，不要怕啰唆。要苦口婆心，反复地讲。 五到之中，最关键的是“心到”。 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真正决定一个人成就的，在于后天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付出。 天赋所决定的不过是一个人事业的下限，个人的努力程度则决定了事业的上限。 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 大部分人的努力程度之低，还远远没有达到拼天赋的地步。 第八讲 实 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 “实”，就是朴实、扎实、真实，就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意思。 军事是极质之事。军事是非常实在的事情，是来不得半点儿取巧的。管理其实也是如此。组织当然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但更需要脚踏实地的管理。管理的特点就是把那些关键的细节一遍遍地做到扎实的地步。当你把所有的细节都反复做到完美的时候，也就奠定了走向卓越的基础。好的管理一定是朴实无华的。所以在组织中，管理者最重要的是做事是否真正用心，是否有一种踏实和实干的精神。很多管理者缺的不是聪明，而是脚踏实地的作风。很多组织缺的也并不是聪明的人，而是愿意下笨功夫的人。聪明人又肯下笨功夫，才是最可贵的。浮夸炒作、投机取巧，则向来都是领导者的大忌。曾国藩一生所倡导的，是“朴实”二字。 天道忌巧。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大致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 曾国藩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给他布置了任务，他就会拼死完成，即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他最不喜欢用的，则是轻浮圆滑的将领 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认为，治军是“力行”的功夫，也即是一步步做出来的。曾国藩用人，特别喜欢用那些办事从浅处和实处着手的人。 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实务，管理要回归到最基本的元素上。曾国藩的管理风格，表面上看去，好像给人一种很笨的感觉，但是非常扎实，这就如同垒水库的大坝一样，垒一层土就夯实，垒一层土就夯实，非常慢，但是一旦垒起来，再大的洪水都冲不垮。你也可以一夜之间就用推土机推出一个大坝来，但洪水一来，就会被冲得一干二净。 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所说的这个“实”字，除了选人、做事，还体现在他待人接物的真心实意、坦诚相待上。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曾国藩早年带兵的时候，也曾经想用一些权术，但是后来发现效果并不好。 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 人之所以玩弄权术，一定是因为有私心杂念。有了私心杂念，不敢告诉别人，所以只好编造假话来欺骗人家。如果心中没有私心杂念，又何必欺骗别人呢？ 能在一件事上玩弄权术，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玩弄权术。玩弄权术的人可能得逞于一时，却不可能永远得逞。想靠着自己的权术来用人，殊不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愚人。以权术来驾驭他人，只能驾驭那些一般的人才，而真正的人才都是有自尊心的，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受人愚弄。所以从长远来看，玩弄权术的人是得不到真正的人才的。 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就不敢跟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就会开始猜忌。而一个组织一旦陷入猜忌之中，这个组织就要出问题了。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 引发灾祸的各种因素中，没有比猜忌更惨烈的，这是古往今来管理上的老毛病了。一个国家的失败、一个家族的灭亡、一个人的离世，往往都是相互猜忌所导致的。 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打造一个坦诚的沟通环境。如果说“伪”“巧”只是小聪明，那么“诚”“拙”才是大智慧。 真心实肠，是第一义。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 跟下属相处，真心实意、坦诚相待，是第一条原则。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会体会到你的苦心。 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很困难的，人都会有防范之心，都会戴面具。别人戴着面具来，我诚心诚意地回应；别人戴着面具来，我再诚心诚意地回应。时间长了，那些戴面具的人也就会慢慢放下面具，敢跟你说实话了，彼此之间也就慢慢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形成一种相互信任、坦诚相见的关系了。 诚至则情可渐通，气平则言可渐入。 只要你诚心诚意，人和人之间情感的隔阂，是可以渐渐打通的。只要你心平气和，你所说的话，别人慢慢是可以听进去的。 曾国藩对下属的要求，也是一个“诚”字。他说： 凡道理不可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 不自欺，不欺人 坦诚以待，是领导者修养的需要。 曾国藩不自作聪明，不自欺，不欺人。不高估自己的智商，不低估别人的智商，以一片坦诚之心待人。他以自己真诚的品格赢得了下属无条件的信任，而信任正是领导力的前提与基石。 领导力的核心，不在于权谋，而在于坦诚。 在管理中，真实是一种大德，聪明则只能是一种小技。一个“实”字，恰恰是曾国藩能够最终成就“中兴名臣之首”大业之根本所在，恰恰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第九讲 暇 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 “暇”就是安详、从容、不慌不忙、不急不躁。 湘军名将王錱在谈到养心、治心之道时说：试观古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投，应之绰有余裕。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 你看古往今来能担当大任的，虽然身体非常劳累，内心非常繁忙，但他的心里一定常常会有一种自如安闲的意味。这样应付起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才会得心应手。因为自如才能平心静气，平心静气才能把问题看得明白。安闲才能见解深刻、说理透彻，见解深刻、说理透彻才能有活跃的灵感。明白与灵感，这就是领导者心中赖以处理种种事情的关键。而“明”与“灵”，靠的就是一个“暇”字。 大抵治兵与治心，事虽异而理则同。……天下事，坏于玩怠者固多，坏于张皇者实亦不少。镇静二字，实任重致远、酬酢万变之本。几须沉，乃能观变；神必凝，方可应事。若纷纷扰扰，不惟自损，且负国负民矣。 大致说来，带兵打仗与养心、治心，事情虽然不一样，但道理是一样的。天下大事，固然有一些是因为当事者玩忽懈怠而失败的，但因为张皇失措而失败的也实在不少。镇静这两个字，实在是担当大任、成就宏业、应付各种变化的根本。只有内心沉静的人，才能捕捉到变化中的那些细微征兆；只有精神专注的人，才能处理好纷繁复杂的大事小情。如果心中纷纷扰扰，不仅有损于自己，也会有负于国家和民众。 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 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 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 善人固可亲，未能知，不可急合。恶人固可疏，未能远，不可急去。 优秀的人才当然要加以重用，但是在尚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不要急于亲近；邪恶的人物当然要加以疏远，但是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清除。无论是急于亲近还是急于清除，往往都会对一个组织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负面的影响。成熟的领导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至要至嘱。处事贵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曾国藩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静坐，他在日记里写道：静字工夫最要紧。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总是浮的。 留一分自在，方可容得大事 应事接物，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才见涵养。 规模先要个极大，意思先要个安闲。人生的目标一定要远大，但人生的过程一定要从容。 留一分自在，方可容得大事。 始终有一种自在、自如的感觉，这样的人，心中才容得下成就大事的空间。张弛有度，才能达到管理的最佳境界。如果你内心已经绷得很紧了，哪里还能再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呢？ 曾国藩为人还非常幽默、诙谐。他跟幕僚们一同吃饭后，经常和大家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这时曾国藩便会拿自己家里的事情开玩笑。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想得时，切莫缓，便要急急行。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兵贵神速，也须从此二字做出。然安详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凝定之中耳。……若先怠缓则后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岂得谓之安详？凡天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贵众，断之贵独。 天下的事情，思考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细致，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谋划的时候一定要听取众人的意见，决断的时候却一定要自己拿定主意。 详虑还要力行，详虑方能力行；众谋还要独断，众谋方能独断。此中真义，耐人寻味。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人是很难控制外在环境的节奏的。当无法控制外在环境的节奏时，就一定要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从而把握住工作与生活的节奏。在真正的领袖人物身上，一定要有这种游刃自如、不疾不徐、从容沉稳、气定神闲的气质。“暇”教给领导者的是要井然有序地忙、从容不迫地忙、抓住重点地忙，而不是浮于表面地忙、盲目无序地忙、充满焦虑地忙。有了这种从容的涵养，就可以以释然的心态去待人，以安详的心态去处事，从而达到真正成熟大气的领导境界。 第十讲 裕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 “裕”就是宽裕，就是身处逆境和挫折之时，要坦然以对，把心放宽，保持一种坦荡、活泼的胸怀。 对于得失成败，要放得下，看得开。 宦海风波，极无常态。得时则一岁九迁，失时则一落千丈。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古人身处患难、逆境，有“裕，无咎”的信条。“裕，无咎”出自《易经》的《晋》卦。 《易经》中《需》卦的二爻，身处困境的应对原则是“衍”。《晋》卦中的二爻，身处困境的应对原则是“裕”。“衍”和“裕”，都是把心放宽的意思。 宦海之风波，仕途之通塞，非意计所能预期，亦非人谋所可自主。运气之说，贤者所不屑道，而鄙人则笃信不移。故常劝人委心任运，静以俟之。《周易》“屯”、“否”、“蹇”、“困”等卦，但教人居之以“裕”，守之以“贞”。 尽其在我，听其在天 尽人事，听天命。 尽其在我，听其在天。 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 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有些东西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明智的人，就是尽力做好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所谓的“尽其所可知者于己”；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则要坦然接受，所谓“听其不可知者于天”。 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焦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天下之事，皆有因果。所有的果都必然有因，但未必所有的因都会有果。有时候是数种因才会产生一个果，有时候是一个因数世之后才会产生一个果。 天下事一一责报，则必有大失望之时。 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求立即有所回报，最后一定会非常失望。 明智者之所以明智，就在于会在因上致力，但在果上随缘。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经营生计而不求富有，饱览诗书而不求为官。修养德行而不求回报，作诗为文而不求广传。就好像饮酒喝到微醺而没有喝醉，闲适欢乐，留有余味。这其中包含着说不尽的意味，想要说出来却已经忘了怎么表达了。 人生之所以不快乐，往往是因为对于追求的结果过于执着，过于患得患失而无法自拔，反而忘记了生命的本质究竟为何。 把读书变成求官的手段，读书本身的乐趣便会荡然无存；把写作变成了求名的手段，写作本身的乐趣便会荡然无存。读书的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写作的过程本身也是快乐的，就如同人生做事的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一样。只有放下那颗执着的求报之心，才会真正有坦坦荡荡的心境。 做大事之人，一路走来，哪一个没有经历过怀疑、诽谤和中伤？哪一个不是伤痕累累？哪一个不是从逆境中走出来的？内心所受的委屈和伤害，往往不足为外人道也。但越是这样，越要放宽心。保持一颗坦荡的心。 人的价值观念其实是多元的。你认为不得了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人生的悲剧在于，我们经常就是为了这样一些事实上一文不值的东西，付出了我们的所有，甚至因此而扭曲了自己的人生。 有多少事情，当时看起来大得不得了，多少年以后再看，却其实就是个笑话而已。所以人生的关键，是要时时刻刻保持一种豁达坦然的心态。 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越是顺利的时候，越是得意的时候，越是要提醒自己要战战兢兢，要小心谨慎，要学会自制，要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惕厉之心。要知道人间和地狱之间，其实就是一步之差。 越是在挫折之中，越是在失意之时，越是身处逆境，越是要提醒自己坦坦荡荡，舒畅自己的天怀。什么叫“天怀”？就是赤子的情怀，就是生命的本来面目。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没有忧虑，不会郁闷。这就是人的本来面目。人慢慢地长大了，走上了社会，开始有所成就。但就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人有了欲望，有了忌妒，有了焦虑，有了紧张，有了患得患失之心，内心逐渐变得抑郁，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从此再难真正地开怀。 人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坦荡荡的，就应该是活泼泼的。 人在得意时一定要学会收敛，在失意时一定要学会开怀。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人生一世，其实就是天地的过客。人生只能是单行线，因此，对待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该有一种“生命，借过”的意识，这样才会坦然地接受一切的考验，把逆境看成生命的提升过程。 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关键看你心的大小。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心宽天地就宽，心怡人方自在。始终保持坦荡的胸怀，才能体会到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蕴含着的一片勃勃生机。 第十一讲 恕 须从“恕”字痛下功夫 “恕”，就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一种同情的理解之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宽容心态。 “三凉德”，一是自私，二是自大，三是自是。 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家书中也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我过去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可屈可伸，可行可藏。眼中每每所见的，都是别人没有道理。自从丁巳年、戊午年大悔大悟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自己一点本事也没有。从戊午年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凡遇事情，看到的都是人家的道理。这跟我四十岁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恕”字，为曾国藩带来了心态的转变，带来了认知的转变，带来了待人处事风格的转变，从此以后，曾国藩的领导力才达到了真正成熟的境界，他的事业也才开始了真正的辉煌。 一言可以终生行 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生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严于自律，这就叫“忠”；推己及人，这就叫“恕”。 “恕”是达到仁的境界最快的道路，“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勉励自己以恕道行事，这就是求仁最近的捷径了）。 “恕”的第一层含义就是在内省的基础上，推己及人，它体现着对他人的仁爱之心； “恕”的第二层含义还包括尊重之意，包含了对他人感受、需要和利益的肯定； “恕”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宽容、宽恕，即所谓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当他人做得不对的时候，能以仁爱、宽大的胸怀加以包容）。 “恕”的核心，其实是反求诸己、推己及人的自我反省反思。当自己对他人有所要求时，先反思自己是否先行做到了自己所要求他人做的事。经由这种反省和反思之后，我们对他人的所作所为，就会有更为深刻的同情与理解。 经历过“不恕”的曾国藩，对于孔子所说的“恕”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回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饶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圣人之门中，喜欢谈论“仁”的境界，“仁”就是“恕”。富有、尊贵、成功、荣耀、赞誉、顺利，我喜欢这几样，别人也都喜欢。贫穷、卑贱、失败、耻辱、诋毁、逆境，我厌恶这几样，别人也都厌恶。我们兄弟几个一定要在“恕”字上痛下一番功夫，随时随地都提醒自己要设身处地替别人考虑。我想在社会上一步步站得稳，一定要知道别人也想站得稳，这就是所谓的“立”。我要在社会上处处都行得通，一定要知道别人也要行得通，这就是所谓的“达”。今天我处于顺境之中，一定要预想到以后也会有身处逆境的时候。今天我以骄横的气势压人，一定要预想到以后别人也会以骄横的气势来压我，或者压我的子孙。经常用“恕”字来提醒自己，经常给别人留有余地，那么就会少掉很多对立与烦恼了。 在管理的过程中，有一颗同情他人的理解之心，懂得设身处地，懂得利他之道，往往有助于领导者与他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形成良性的合作关系，从而获得他人的帮助，成就更大的事业。伟大的领导者之所以伟大，往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见识与胸怀。 舍己从人，大贤之量 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非如此则事必不济。 我得放下自我，才能更好地跟别人相处；我自己宁可受点委屈，也要给足别人面子。为了成就中兴大业，我必须学会包容，学会担当。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 功不独居，过不推诿。诿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众人事；让美归功，此君子事；分怨共过，此盛德事。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 凡是有利的事情，一定要注意分配。凡是有名的事情，一定要注意分享。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 “恕道”，可以说是中国式领导力的核心。 领导力的关键不在于权力，而在于影响力，而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可以改变追随者的价值体系、态度、行为和习惯。通过观念上的影响使其行为发生变化，这是影响力和权力之间的最大区别。 优秀的领导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魅力来感召下属，并保证下属的忠诚。因此，领导力的关键是怎样感动别人，真正让下属对你的行动不但表示赞同，而且心甘情愿地追随。曾国藩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体现的正是推己及人的“恕”字功夫，它所释放出来的，也正是一种足以打动人心的影响力。 “恕”则不蔽于私 伟大的领导者在很多情况下，必须接受让自己吃亏的事情。曾国藩“恕”字功夫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在别人做得不对的时候，总能以仁爱、宽广的胸怀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宽容别人。为了大局，哪怕自己会受委屈，也会做出自我牺牲，从而表现出极高的修养境界。 第十二讲 强 男儿自立，须有倔强之气 “强”就是刚强、倔强。“强”所强调的就是意志、毅力、定力。用今天流行的领导力词汇来说，就是“坚毅”，就是要具备逆商。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 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正在“倔强”。 过人的毅力是曾国藩最突出的品格。他的“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他的咬牙立志、不甘失败，他的历尽千难万苦而不改其志，都是超出一般人的。 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讲，他自己平生的长进，“全在受辱受困之时”。正是在与官场政敌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搏斗中，曾国藩养成了一种咬牙立志、不肯认输的性格。他自己称之为“打脱牙，和血吞”的“挺”字功夫。 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曾国藩非常看重在困境中能够咬牙立志、坚持定见的倔强之气。 曾国藩说，“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浮议摇撼”（凡是你提出一个计划，开始一个行动，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来动摇你的决心），关键是你自己必须有定见，即所谓的“是非审之于己”。“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功夫。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将毁誉祸福置之度外，这是最根本的第一层功夫。这个方面有了定力，什么事情就都容易做成了。） 因此，“凡是做事，没有志气是不行的，没有倔强的性格也是不行的”“艰难困苦，正是上天要将你磨炼成英雄的好机会”“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这也就是曾国藩一生所崇信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以“硬”字法冬藏之德 通过艰苦的磨难和逆境的洗礼，正好可以淬砺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古代的贤人，在困苦忧患之际，正是道德功业突发猛进的时候。其大处在于胸怀坦荡，其小处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关键都在于遭到过大的磨难。 天下事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要如何如何的。但是一旦进入局面，它就迫使你必须要做出一番成就，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洗去昔日的耻辱，这也是一种倔强。 在自修处求“强” 曾国藩所说的倔强，并不是刚愎自用。 结语 而困而知，而勉而行 曾国藩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毛病、弱点也很多。但是他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要做圣贤。 曾国藩年轻时的毛病非常多，包括为人浮躁，脾气暴躁，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曾国藩后来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 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和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见，必然越来越低贱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就会走得很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糊里糊涂，没有追求，那么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 曾国藩认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事业都是可以做到的：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人只要能自己立志，那么圣贤豪杰，什么事业做不成？何必借助于人？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那么日夜孜孜不倦，一心学习孔孟之道，别人谁还挡得住我呢？若自己不立志，那么虽然每天都与尧舜禹汤这些大圣大贤一起，也不过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而已。对我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人都是有欲望、有追求的。追求的大小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最终成就的大小。曾国藩的立志，就是用大的追求来克服和超越小的欲望。小的欲望只能满足小我，成为欲望的奴隶是成就不了大事的，只能日就卑污之地；大的志向才能成就大我，才能日就高明之境，才能做成大的事业。 曾国藩一生屡战屡败，三次自杀，他是在不断地与自我作战的历程中一步步完成他的“功业”的。 对于领导者来说，曾国藩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可能永远做不了曾国藩，但是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曾文正公嘉言钞 《曾文正公嘉言钞》系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辑录曾国藩名言而成的一部著作。 梁启超对曾氏推崇备至，认为他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伟人）；更重要的是，“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道理，字字都是从阅历中来的，切于实际，因而读来非常亲切）。 梁启超甚至认为，对于国人来讲，曾国藩总结出来的道理，就如同“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人要穿衣吃饭一样，是一刻也离不开的）。因而梁启超特地从曾国藩的文献中辑录嘉言，编成《曾文正公嘉言钞》，以供有志者诵读自省之用。梁启超不愧为国学大师，《曾文正公嘉言钞》数万言，全系千淘万漉之精华，本身就是一部国学经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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