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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二〇二四年七月，“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集中呈现黄永玉先生晚年的新作近160件，观者如潮。特推送黄永玉先生二〇〇二年做客现代文学馆讲述《黄永玉大画水浒》文字实录，以示纪念，本文为首次发表，标题为编者所加。 二〇〇二年十月，黄永玉先生《黄永玉大画水浒》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应邀到现代文学馆做客，讲述了创作这本书的故事，书里边有一百四十二幅图，画了一百四十个水浒人物，黄先生用漫画和妙语的方式对水浒人物表达出自己的独特理解，可以说是怪生笔端，人物的形、神、貌、相各异。 开篇第一页黄先生有这样一句感慨：“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原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二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啊！”木刻没有，但是这本《大画水浒》留下来了。
我一上台就紧张，跟朋友聊天，边喝茶、边侃，聊上五六个钟头是可以的，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我的联想力就没有了，幸好是坐着，要是站起来就更糟糕，所以我总是要先写个稿子。写稿子并不是代表我不会说话，如果问起我，我一定侃侃而谈，但要我自己来谈就一塌糊涂了。 年轻时在剧团我是管美术的，不会演戏，临时拉我客串一个传令兵，其中就一句台词：“报告，敌人来了。”这出戏排练了两三个月，上台时就卡住了。“上场慌”是我根深蒂固的一个毛病。画《水浒》有什么了不起，那只不过是动手而已，但动口就不行了。这个讲座我想了很久了，但我不会讲。所以只能讲一些我自己画《水浒》的一些经历和有兴趣的东西。 在座的有很多《水浒》方面的权威，因为《水浒》的权威类型是各种各样的，念过的那些书有关于《水浒》的生活、《水浒》的故事、《水浒》的武器，我在这儿谈《水浒》就是班门弄斧了。聊《水浒》也不是开玩笑的事，专家这么多，尤其在北京城，光靠胆子大、脸皮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画《水浒》是我的一个兴趣，如果在三四十年前说我这话，恐怕就要倒霉了。因为你凭兴趣搞创作是不行的。实际上我这一辈子从事美术这一行当都是因为我对美术有兴趣。 “文革”时有位老先生在斗争会上批判我，说：“黄某人画画完全凭兴趣出发。”虽然当时我正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但心里也不免忖度他：“你这个老狗子要是平时对我这么说，我一定请你撮一顿，一个人要是做一件事如果不是从兴趣出发，难道要从悲哀出发、从伤心出发、从愤怒出发、从失望出发吗? ” 做任何事都是要有激情、有兴趣的。我这个人就是从兴趣出发，工作起来像踢足球一样。如果有人问踢足球的人：“你累不累？”“当然累。”但踢的时候谁又想到累的问题呢?踢完了累得半死，问下次还踢不踢，回答仍然很肯定，“当然踢了，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我在“四人帮”垮台后，在毛泽东纪念堂画了一幅大画，二十七米长九米高，就是纪念堂毛主席坐像背后的那一幅。画完后拿到烟台用毛线织出来，做完这个工作后很多人对我感到有兴趣了，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有位记者来采访我时问道：“你在画这张画时，心里在想什么?”我说：“已经画了八十多天了，天天画，就想能早一点儿完成它。”他说：“不不不，你画的时候想什么?”我知道他心里想让我说：“我一边画一边想毛主席。”这怎么可能呢?一边想一边工作，哪有这种创作方式呢？这会影响工作的。我就说：“很累，很忙，希望早点儿完成任务。东想西想一定要分心，我就是对这件事有兴趣，愿意把这幅画画好。这其实是个开心的过程，谁还顾得上想谁呢?再说这也不合常情，在工作的时候是不会去想什么任务，想什么神圣的东西。” 总之，兴趣是很重要的，谁都不会一天到晚在某种伟大的意义中过日子，都是在很具体的工作里过日子。 中国的说部里《水浒》是最大的，不分老少都能琢磨到它的妙处，身边的人、身边的事都是大家熟悉的，当然比我们身边的东西更精彩、更动人。
《黄永玉大画水浒》作家出版社 2002年8月 我小时候看戏，长大后读书，《水浒》里故事情节的动人是最主要的，至于造反有理的政治方面的含义我是不清楚的，只觉得《水浒》里的人非常可爱。我的祖母给我讲过长毛的可怕，她做姑娘的时候不像我们以后所接受的知识，长毛是个可爱的人物，我祖母当时就觉得长毛非常可怕。听起来就好像没有《水浒》人物那样入情入理、有意思，所以我小时候画的《水浒》人物都是从戏台上得来的，像李逵、鲁智深就是戏里挂胡子、画花脸的，没有想到真正的活人。 我的家乡——湘西凤凰县是三十多年割据的地方，谁来就打谁，十三个县由一个领导人管着。那个领导人也很了不起，呆了相当稳定的一段日子——三十多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办了一个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没有写过，但真正办了美术学院，一代、一代画画的人出了不少。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湘西后，文的局面没有了。原来我父母都是办教育的，一九二三年入的党，在家乡母亲还当过宣传部长。 后来，国民党力量一进来，父母就相继失业了。于是父亲就到外面去谋事，母亲靠典当过日子维持全家的生活。我的祖母、外婆及五个兄弟住在离城四十五里远的地方——得胜营，算不上乡下是个小城镇。清朝末期外公做过宁波的知府，死在宁波任上，后来把他的灵柩运回到得胜营。他是个很有面子的人，当然也有田、有地，算是个不小的地主。 我十岁、八岁时有项任务，每隔一年、半年就要到外婆、舅舅家去告穷，希望他们帮帮我们家的忙。每次我一到，外婆和舅舅就明白——要钱的“孽障”来了。于是，外婆一边把我安顿下来，一边哀叹妈妈的不幸：第一说是嫁错了人，嫁了我爸爸；第二是养了一大堆儿子；第三怨我爸爸学美术、学音乐赚不得饭。不过骂归骂、怨归怨，他们倒是舍不得我这个外孙，所以一下子留我住个把月，临走时还送我十块、八块的光洋让我带回去。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走四十五里地，那时才十岁、八岁，家里有个工人带着。
《黄永玉大画水浒》之陈达 我舅舅有好几个，小舅舅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军人，平常在家玩枪、打猎、养马；二舅舅是个文人，有轻微的精神病，很文雅、安静，喜欢吟诗论文，知道我是个《水浒》权威，他很佩服我，彼此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一天到晚谈《水浒》。他建议我，不要在地上、石头板上画人，向幺舅舅要点钱，弄点毛边纸来订个本，画一本《水浒》多好。 我想这个主意太好了，就在他的鼓励下，到幺舅面前去要钱，没想到平时很少骂人的幺舅破口大骂，连我爸爸和我一起骂:“你还学你爸爸那么没出息，去画画，去做音乐家，弄得连饭都吃不饱。”骂了一大通，所以这个世上从此就不无遗憾地缺少了一部伟大的、珍贵的《水浒》文献了。这是我因为《水浒》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五十年代末，我才三十来岁，我认识了一个做木刻板的高手。他叫王世荣，能做最好的木刻板，住在安定门内。当时在中国、在北京他的木刻板可算是一流的，非常准确的三分三厘三，三十二开的宽度，三分三厘三，铅字的高度，不晓得他怎么做得那么的准确。 我就向他买了二百块木板，然后我的那帮朋友、老前辈都很热心地鼓励我做这件事情。老朋友，老前辈有聂绀弩、黄苗子、黄裳、汪曾祺等，大家都很高兴。苗子连卡片都借给我，他们还说等我刻完木刻之后分别给我写像赞。黄裳还特别送了我十几张原版的陈老莲的《水浒》叶子，这种豪情和大方好像古人才有似的。 值得笑一笑的是，除了我以外，这四位老先生都入了“座右”，吃了很多苦，多少年都不能翻身。这种诗情画意到以后正像我曾经收藏过的寿石公的一副对联所讲的：“与子之别略多白醉，勿我为念不改朱颜”。这是第二个木刻计划开始的情况。木刻板被抄掉了；二千多张读书卡片到了“文革”以后发现在专案组的地上踩来踩去；陈老莲的《水浒》叶子被那些狗日抄家的混蛋发了洋财，覆巢之危之下哪里还有什么理想？ 那时候颠三倒四，朝不保夕。有个老画家李苦禅，他是山东人，人们问他：“揍你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学生？”他说：“不是，不是，他是我的爹。”不管多老的人做儿子的时间都太长了，浪费了真正最宝贵的时间。我曾算了一个细账，连搞运动带下乡二十五年浪费掉了，要是这二十五年让我们做事情，我们也不是个懒惰的人，不知能做多少事呵，真可惜啦！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我们以前年轻时在上海刻反饥饿、反内战的传单，上面有指示下来，木刻板要自己买，共产党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接到上面的指示就拼命地做。有人开玩笑地说：“你们那个时候搞这种进步活动是自费闹革命。”我说：“对了。的确那时候都是自费闹革命的。” 到了解放前夕，那时我在香港，穷得不得了，因为兴奋、兴趣又大，买了一块造船的大船板，一米左右宽，自己运回郊区住的地方，自己刨，打稿子。没见过解放军，就开了封介绍信到深圳去见解放军，那个解放军还不是正式的，是个土八路，我就画了一些速写回来，刻了一幅《华南人民欢迎解放军》，是很大很大的一幅画，因为大所以不能发表，又没有照相机去拍它，制版也有困难。 这样的一幅画到了“文革”时，竟挂起来被当作黑画展览。黑的原因是歪曲了解放军的形象。让我站在凳子上接受批判，我心想：“你们这帮小王八蛋，以我当时的气派，两三天吃一顿饭，吃几个烧饼，喝自来水，共产党是谁都不知道就这么在工作着，你们现在有吃有喝，学校还拿十二块津贴，什么材料也不用买，国家供应，有什么资格来批判我。”但是那时不敢，只好接受批判。现在人老了，力气没有了，眼睛也不顶用了，精神也不专注了，所以木刻刻不成了，时间也不够了，快八十岁了。 “文革”后期出了件怪事，毛主席对《水浒》说了话：“《水浒》好就好在它写了投降。”姚文元接过了这段最高指示后，把“好”字拿掉了，批判《水浒》是本投降的坏书，连施耐庵一起批。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伟大领袖较劲儿，没有受到处分，真是很难得。我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很庆幸那帮小家伙抄走了《水浒》的全部家底，也庆幸接二连三的运动使我忙不过来。要不然刻出那二百多幅《水浒》人物在姚文元的眼底下是个什么光景可就难说了。
《黄永玉大画水浒》之杨志 但是老了以后还是想画《水浒》，于是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香港画了出来，一边画一边跟画里的人物开玩笑。比如说不太引人注意的轰天雷凌振，如果我不说这个人，恐怕人家不一定会知道是《水浒》里的人物。他是个管放炮的，所以我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就把它写到画里去了。 一个叫邹渊的爱赌钱，题字时我就说：“你别到梁山到澳门不好吗?”宋江的爹管梁山的钥匙，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有个爱赌钱的阮小五，我让他打着灯笼游水过河去赌钱，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乡听老人家讲我们街上有个人是这样的：涨大水了，他就举着灯笼游泳过河去赌钱。我用来把它放在阮小五的身上。呼保义也义不到哪里去。 毛主席说过：“做领导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两个诀窍他都摸不着门，都是人家自己找上门来的。史文恭武艺高强，大家费了好大劲儿，轮流打才把他打下来。对于宋江这个人我不怎么佩服。对于史文恭的情况，在我想来宋江的统战工作应该做到他的头上，这样就增加了梁山上的力量，但宋江没有做，原因是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再说高俅，我和朋友聊天时说，高俅碰到端王——后来的宋徽宗——就是个机缘，要是没有这个机缘，你球踢得再好，好得像马拉多纳这样的，如果碰不上年轻的宋徽宗也是白踢了。要是宋徽宗那天不想踢球，而是画画，那高俅也没有机会碰到他了。或者高俅精通的是“双陆”，而不是踢球，碰到徽宗也没用，所以看起来要精通多种玩艺儿，能碰到不同兴趣的领导人，就方便得多了。 最后说到洪太尉。他是开篇第一章里的一个大官，好像古今中外都不缺少极富好奇心的人，都喜欢看点儿奇怪的东西。《天方夜谭》里的拔瓶塞的渔夫，他把瓶塞一拔，出现一个大妖怪，但是他有本事让他回去，那妖怪上了当就回去了，他赶紧把盖子盖起来。他发动一件事，又能收回来。洪太尉就不是这样，他势大财粗，好奇心又特浓，别人叫他不要去揭盖子，他就说：“你们懂什么?”所以他亲自揭了这个盖子，等黑气往上冒时，又吓得半死，妖怪走掉了，他又没有渔夫的本事，把妖怪弄回来，把盖子盖上。所以在我看来，《水浒》之好，就好在洪太尉揭了盖子盖不回去。若要盖回去了，哪还会有一部《水浒》呢？ 我是个画画的，是个动手的人，让我谈话实在谈不出什么来，但是有什么要和我聊还是可以聊出来的。 我写东西有个毛病爱用繁体字，“文革”时批判我反对简体字就是反社会主义。其实我说：“毛主席也写繁体字。”他们说：“毛主席有简体字。”我说：“那不是简体字是草字体。”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写信、写稿子用毛笔不能用圆珠笔，老习惯不好改，用钢笔、圆珠笔写不出来，而且老得换稿纸，用毛笔就比较稳定，一直往下写就可以。 那件事完全是冤枉的（“文革”后期有个黑画展，当时黄永玉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被作为黑画，编者注）。有一个人为了讨好江青，到处找材料，香港有本杂志谈到这个问题说，用子弹从黄永玉身上穿过去打到周恩来的身上，那时很多人给江青提供子弹，什么《三上桃峰》，“蜗牛”事件等等，《猫头鹰》就让她逮住了。那幅画其实是给北京饭店画的，那时北京饭店新盖的十八层楼，让我们去搞美术设计工作，江青手下有一伙搞美术的虎视眈眈地不高兴，就到处找材料。恰好一位南京的画家宋文治留了一本册页子在许麟庐家里，许麟庐让我画。我那时还不认识宋文治，心想，画什么呢？他说画个猫头鹰算了，我就随便画了只猫头鹰，结果这个册页又拿着给那位想讨好江青的先生让他画。
《猫头鹰》 这位先生一天到晚正等着机会拍江青的马屁，他一看见这幅画就把它当成材料了。其实早先许多人去他家玩时也画过，在他家画的猫头鹰他不说，单把画册页的猫头鹰拿去给王曼恬，正好有个动机搞了一个黑画展。押我们去看时我的画还摆在第七位，等过两天再一看，已经摆在第一位了。 我在上面写的“文治同志惠存”的字用纸盖住。我说：“这样我就放心了，这完全是一个政治的陷害，是可耻的、最坏的表现，你胆子大一点儿就把那纸条打开。你怎么可以说是给北京饭店画的呢？这么小一张画能挂在北京饭店什么地方呢？”后来这件事过去了，当时有各种传说，但实际上就是那个人拿出汇报，想讨好江青。 还说我在许麟庐家画猫头鹰这件事。因为他家离我家近，他有九个孩子，是一个大家庭，而我家里简单，只有两个孩子，而且还有香港关系，万一有什么，让我家里知道就到香港去。可许麟庐受不了，他九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听说这件事是在为北京饭店画稿子收集材料的旅行途中，我们到了重庆、成都，马上要过春节了。 传说北京现在要批判黑画，有一张猫头鹰的画很恶毒，一只眼开一只眼闭，我还不经意地说：“哎呀，画个猫头鹰这算什么呀，我不也常常画吗?”结果回到北京一看就是我，真没想到。当时让我承认这是攻击社会主义，我说：“我没有想过，领导这么说也没办法，我自己是不会的。我大老远跑回国，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于是我就咬住这个说法不放。 《红楼梦》谁画谁倒霉，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绝对不是任何人都同意的，你画别人就会说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理想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三国演义》学问太大了，我画出的画总得有人看，《三国演义》不是老少都愿意看的，而且很复杂。《西游记》有些荒唐，已经有人画了，而且画得非常好。卡通画我画得最好。《儒林外史》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但我没想过要画它，我倒想过《世说新语》这类的。 我最喜欢《儒林外史》，但不画它，别人已经画得很好了。 画成某种样子，是我的看法与书里的看法结合起来的，里面也有我个人的观点。比如对《水浒》里的女同志我就画得多一点儿，只有白秀英一个人我不表示同情，她与知府勾结诬蔑、陷害梁山上的人，这个人太坏了，其他人我都很同情的。潘金莲她是为了爱情牺牲的，所以我特别说：“爱了，怎么样?”潘巧云也是这样的，男人瞎搞瞎闹，她为什么不能找和尚呢?还有阎婆惜，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爱情，压在宋朝这么一个小女子的身上，够勇敢的，很了不起。我是从这些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不是很完美的（指潘金莲、潘巧云和阎婆惜，编者注），但是够胆量。李师师，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大词人、大文豪周邦彦，一个是皇帝，谁惹得起她呢？我就着重画这个地方，我的画谈不上研究，在座的研究《水浒》的有的是，我哪敢在这讲《水浒》的社会基础、历史背景呢？这不是我的专业。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381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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