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八月的一天,宰相虞允文请求宋孝宗赵昚早些定下太子。宋孝宗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事情本来就应该确定下来。但是我担心立下太子之后,被立之人容易变得骄横,接下来会放纵自己,再也不会勤于学习,逐渐丧失道德。我还想着让他熟悉各种事务,通晓古今,但愿自己不会因此后悔。”(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早立太子,明确皇位继承人,断绝其他人对龙椅的念想,是封建时代的常规做法。所以,身为宰相的虞允文才向宋孝宗提出了相关的建议。而宋孝宗为什么没有按照常规做法早立太子?或者说,其“朕久有此意”到底是真还是假?实话实说,这还真不太好判断:可能他真的担心被立之人“储位既正,人心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浸有失德”;可与此同时大概谁也很难保证,他在龙椅上还没待够,有继续过把瘾的想法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并不乏一直干到驾崩也没有确定太子的,比如说秦始皇嬴政与宋太祖赵匡胤等等,而且他们都还有挺有作为的皇帝。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的是,在南宋9位皇帝中,宋孝宗是公认的最有成就的一位。他在宋高宗“内禅”,登上帝位之后,面对内忧外患,励精图治、补偏救弊,又勤政节俭,实现了国内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备受史家赞誉的“乾淳之治”,把南宋推向了高峰。但是,他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能够实现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宏大政治理想。并且他在位的中前期,应该说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太多的一旦坐上龙椅,便变着法儿享受做皇帝的荣华富贵,他真要算是很有理想、很有作为的一位。在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他心有不甘而不愿退位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宋孝宗的继承人宋高宗赵惇,在被立为太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并没有出现他父亲曾经担心的那些问题。比如说,他处事还是相当谨慎的——至少在宋孝宗面前,作为儿子的他表现出了足够的孝与敬。哪怕是自己年过不惑,却仍不见父亲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他心里有些着急,可在表达的时候,还是非常含蓄与委婉:有一天,他在父亲面前这样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宋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并回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干什么?” 看上去很多事儿真的如宋孝宗所愿,在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一切随着宋光宗真的做了皇帝后彻底改变。单单是说对父亲的态度,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很看重的孝吧,似乎就有些问题:宋光宗即位后绝少去宋孝宗所在的重华宫探望父亲,哪怕是父亲病重在床,很想看到他一眼他也没去,而宁愿与他的皇后到玉津园游玩! 所以,对于宋孝宗不愿早些定下太子来的说道我们不能太过当真;而即便是按照他的想法,后者能够暂时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修明道德之类,最终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如愿。不过,我们恐怕也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批评老皇帝或者新皇帝。为什么?因为毛病的根子出在制度上——坐上龙椅的感觉实在是太好太好了,你可以主宰一切;可你一旦离了龙椅,你则可能被新坐上龙椅的人主宰。所以,谁都会把屁股下的龙椅看得很重很重。因此,如果要怪,那也只能怪这要命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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