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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八月的一天，宰相虞允文请求宋孝宗赵昚早些定下太子。宋孝宗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事情本来就应该确定下来。但是我担心立下太子之后，被立之人容易变得骄横，接下来会放纵自己，再也不会勤于学习，逐渐丧失道德。我还想着让他熟悉各种事务，通晓古今，但愿自己不会因此后悔。”（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早立太子，明确皇位继承人，断绝其他人对龙椅的念想，是封建时代的常规做法。所以，身为宰相的虞允文才向宋孝宗提出了相关的建议。而宋孝宗为什么没有按照常规做法早立太子？或者说，其“朕久有此意”到底是真还是假？实话实说，这还真不太好判断：可能他真的担心被立之人“储位既正，人心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浸有失德”；可与此同时大概谁也很难保证，他在龙椅上还没待够，有继续过把瘾的想法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并不乏一直干到驾崩也没有确定太子的，比如说秦始皇嬴政与宋太祖赵匡胤等等，而且他们都还有挺有作为的皇帝。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的是，在南宋9位皇帝中，宋孝宗是公认的最有成就的一位。他在宋高宗“内禅”，登上帝位之后，面对内忧外患，励精图治、补偏救弊，又勤政节俭，实现了国内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备受史家赞誉的“乾淳之治”，把南宋推向了高峰。但是，他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能够实现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宏大政治理想。并且他在位的中前期，应该说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太多的一旦坐上龙椅，便变着法儿享受做皇帝的荣华富贵，他真要算是很有理想、很有作为的一位。在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他心有不甘而不愿退位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宋孝宗的继承人宋高宗赵惇，在被立为太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并没有出现他父亲曾经担心的那些问题。比如说，他处事还是相当谨慎的——至少在宋孝宗面前，作为儿子的他表现出了足够的孝与敬。哪怕是自己年过不惑，却仍不见父亲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他心里有些着急，可在表达的时候，还是非常含蓄与委婉：有一天，他在父亲面前这样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宋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并回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干什么？” 看上去很多事儿真的如宋孝宗所愿，在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一切随着宋光宗真的做了皇帝后彻底改变。单单是说对父亲的态度，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很看重的孝吧，似乎就有些问题：宋光宗即位后绝少去宋孝宗所在的重华宫探望父亲，哪怕是父亲病重在床，很想看到他一眼他也没去，而宁愿与他的皇后到玉津园游玩！ 所以，对于宋孝宗不愿早些定下太子来的说道我们不能太过当真；而即便是按照他的想法，后者能够暂时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修明道德之类，最终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如愿。不过，我们恐怕也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批评老皇帝或者新皇帝。为什么？因为毛病的根子出在制度上——坐上龙椅的感觉实在是太好太好了，你可以主宰一切；可你一旦离了龙椅，你则可能被新坐上龙椅的人主宰。所以，谁都会把屁股下的龙椅看得很重很重。因此，如果要怪，那也只能怪这要命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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