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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我用杜甫的诗句来形容我与全荣兄的交情,是很贴切的。七十年代初期,各行各业的"积代会"、"先代会、"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一个县里,一年要召开几次。每次召开这样的会议,都要抽调一部分"笔杆子"去整理典型发言材科。当时,我与全荣兄都属于这类"笔杆子"而被抽在一起,从而就相识了。那时我俩都是机关的一般干部,一无职,二无权,只会一点笔走龙蛇的雕虫小技,只有在领导用得着的时候,才会想起来的人。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年轻气盛,有点锋芒毕露,对领导定的框框,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多次惹得领导不高兴。但由于能够来几下花拳秀腿,领导不得不用。全荣兄长我6岁,他已是参加工作多年的老大哥,他往往喜欢与我一组,并对我讲:为人处事,要记人之长，忘人之短。他的言传身教,给我树立一个做人的形象,久而久之,我俩在工作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全荣兄在农行工作,他工作仔细认真,来不得半点马虎。在整理典型材料中,一个数字,一个情节,他都要反复核实,直到准确无误时才落笔成文。在材料完成后,是我们的休息时间,便三五成群地打扑克、下象棋,但我这位全荣兄,总是躲在一个脚落,在读他的书。这种孜孜不倦地学习精神,实在令人感叹。我想这对于他后来写出那么多的高质量论文,是与他刻苦自学分不开的。他与新闻、杂文、人物通讯、故事,说起来,他是位杂家。这与他博览群书,积累广博知识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俩便分开了,他回单位上班,我仍搞我的新闻报道。不时有消息传来,他当了人秘股长、副行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八十年代,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全荣兄以他博学多才的才智,苦心钻研业务的积累,经常练笔写作的底蕴,撰写了大重的理论调研文章,先后在《中国金融文库》、《当代中国领导干部文集》、《改革开放成果总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代企业导刊》、《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研究文库》、《当代领导者管理艺术丛书》、《中国农村金融》、《全国经济师论文选》、《中国财金发展》、《江苏经济探讨》等十多家报刊、杂志、丛书中发表他很有见地的理论文章。我们知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首先要有顶用的干部。建国前,我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建国后,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建设上来,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要有一个根本的转移。这个转移就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远见卓识的才能和驾驭全局的领导艺术。有一次党校开班,宣传部召开各单位干部座谈会,调研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应具备哪些条件。全荣老兄在发言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的干部应其备知识结构,就其大范畴来讲,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既要懂得相当程度的社会科学理论,又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处在不同岗位的干部,知识重心应该对自己所属的专业知识有所偏重…全荣兄的论述很精采,也说到了点子上,我们知道,专家是"专才",领导干部是"通才"。这个"通才",不是大家讲的"万金油",而我们讲的"通才"是指知识渊博、眼界开阔。造就一个"通才"绝不比造成一个专家容易。人的才能永远是与知识的多寡相联系的, 谁见过知识贫乏的才干?谁又见过有真才实学的草包?全荣兄是位通才干部。孟子曰:"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实是讲,国家的根本是在于千万个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己。全荣兄是"位卑不敢忘国忧",他工作兢兢业业,凡是"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他总把国家的兴衰、人民的安危与自己的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探讨信贷工作与支持农业综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他研究"两户一体的新特点"、"企业风险贷款成果及对策";他调研"苏北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形势下农村信贷工作的着力点"。他带着这些热点、难点,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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