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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市在建立之初,都有自己的使命,要么位于水陆要冲的地方做为交通枢纽,要么依山傍河做为军事要塞,要么依托肥沃的农田保障经济生产。 周公旦给洛阳的使命,则是周朝镐京的陪衬、关中政权的延申。 《史记·周本纪》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全过程: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盟津,即现在的洛阳市孟津区,辖区大部分在黄河以南。 牧野在河南新乡市境内,紧邻河南鹤壁境内的商朝都城朝歌。 周武王自盟津渡过黄河,便突破了黄河天险,可以在大平原上纵横驰骋,这意味着周武王取得伐纣的战略主动权。渴望伐纣的诸侯见事有可为,便来和周武王会盟,组成伐纣大军,浩浩荡荡的抵达牧野。 经过牧野的一场大战,小邦周崛起,天邑商灭亡。 ![图片](http://image109.360doc.com/DownloadImg/2024/07/2322/286447819_3_20240723100328675.jpeg)
盟津在商周易代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周朝建立以后,盟津自然是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 灭商两年以后,周武王驾崩,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治理天下。 为了控制盟津这块战略要地,长期保持对东方的战略主动权,周公旦在平定武庚禄父、管叔鲜、蔡叔度的叛乱以后,开始在洛阳盆地营造城池。 洛阳盆地有伊水、洛水、瀍水、涧水流过,滋养出千里沃野,是天然的大粮仓。洛阳盆地的北部是黄河、西部有崤山、南部有熊耳山和伏牛山、东部有嵩山,是天然的军事要塞。 可以说,在洛阳盆地营造城池,不仅可以控制盟津,还能做为周朝永久性的军事要塞,镇守东方疆域。 而因为洛阳盆地处于天下的中心,是诸侯朝贡周王的必经之路,于是这座城池又有了交通枢纽的作用,成为诸侯朝贡周王的中转站。 周公旦营造的这座新城池,便是洛阳。 ![图片](http://image109.360doc.com/DownloadImg/2024/07/2322/286447819_4_20240723100328832.png)
《史记·周本纪》就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不久后,周公旦在洛阳设立成周八师,直属于周成王,更加重了洛阳的分量。 这样一来,周成王日常居住在镐京,镇守周朝的老根据地,并凭借黄河、山西的晋国、太行山、函谷关、崤山、江汉平原的汉阳诸姬、秦岭等封国和天险,组成完整的防御圈,以居高临下的战略态势俯视东方。 东出函谷关和崤山,便是洛阳。 以巨大的城池、肥沃的田地、强悍的军队为依托,洛阳成为周朝势力的延申,一方面镇守中原和殷商遗民,另一方面监视卫、齐、鲁、宋等诸侯国。 而卫、齐、鲁、宋等诸侯国,又负责监视、镇守更偏远的疆土。 一条自西向东的周朝政权脉络,便依托洛阳建立起来。 可以说,洛阳在建立之初,就是镐京的陪衬,周朝的军事前沿基地。 ![图片](http://image109.360doc.com/DownloadImg/2024/07/2322/286447819_5_20240723100329378.png)
2 洛阳处于天下的地理中心,那洛阳能不能取代镐京,成为天下的政经中心呢?军事方面,镐京位于关中盆地,周边是函谷关(河南三门峡)、大散关(陕西宝鸡)、武关(陕西商洛)、萧关(宁夏固原)等险要关隘。此后函谷关的军事功能减退,被潼关(陕西渭南)取代,但众多天险关隘包围的关中盆地,依然有极大的战略纵深,对于统治天下的政权来说,这就是天赐王座。洛阳周围虽然有函谷关(河南三门峡)、广成关(河南平顶山汝州)、伊阙关(河南洛阳)、大谷关(河南洛阳)、轩辕关(河南洛阳)、旋门关(河南荥阳)、小平津(河南洛阳)、孟津(河南洛阳)等八座关隘天险,但这些地方,几乎都局促在洛阳一隅。关隘天险集中,意味着没有战略纵深,每当遇到战争的时候,洛阳便显得捉襟见肘,如果反叛势力一鼓作气攻到八关附近,洛阳政权就是兵临城下,必须背城一战。最重要的是,镐京以西是陇山、六盘山、河西走廊,这是天然的马场,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取战马,组建精锐的骑兵。洛阳附近则没有这样的条件,除了强化步兵以外,并没有其他选择。经济方面,关中盆地的总面积达到39000平方公里,在农业经济时代,这么广袤的盆地,意味着源源不断的粮食、摩肩擦踵的人口以及繁盛的经济,足以支撑一个强盛的政权。洛阳盆地的总面积仅仅43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关中盆地的九分之一,那么洛阳盆地能产出的粮食、人口和经济总量,也只有关中盆地的九分之一。地理方面,镐京僻处西北,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顾忌北、西方向的威胁,一旦巩固秦岭一线,就能专心开拓东方,属于“金角银边草肚皮”里的金角。而洛阳处于天下的地理中心,在“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角逐中,不仅河南是各路枭雄的主战场,能否占领洛阳,更是能否得中原的标志。洛阳便成了“金角银边草肚皮”里的草肚皮,每个枭雄都想踩一脚。在这样的背景下,但凡能选择镐京,洛阳就不可能成为主角,如果实在没办法而选了洛阳,那么命运也不容乐观。周幽王被申国和犬戎联合诛杀以后,周平王迁都洛阳,尽管周平王尝试过重整周朝,但始终没有成功,原因之一便是洛阳的军事、经济、地理条件不足以支撑一个强盛的政权。因为汉朝的开国功臣几乎都是关东人士,他们希望能衣锦还乡,便建议刘邦定都洛阳,提出的理由是:“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其固亦足恃”,翻译过来就是,洛阳的地理还是不错的,做都城问题不大。这五个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都能看出汉朝的开国功臣们,还是有些心虚的。但刘敬反对定都洛阳,极力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刘邦拿不定注意,跑去询问留侯张良的意见。“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的一番话,道尽洛阳的缺陷——没有战略纵深、田地不足、居天下之中而四面受敌。同时也道尽关中的优势,即战略纵深宽广、经济基础雄厚、三面没有强敌,整合关中和巴蜀以后,便完全占据中国地理的第一阶梯,东向以制诸侯,立于不败之地。刘邦听到张良的分析,对定都关中再没有疑义,直接下令西迁,并命萧何在渭河沿岸营造长安城,做为汉朝的都城。长安和镐京,其实就是关中地理板块里,不同名称的同一座城。再过两百年,刘邦建立的汉朝灭亡,刘秀崛起复兴汉朝,并在南阳故旧和河北豪强的支持下,把新汉朝的都城定在洛阳,史称东汉,与之相对应的,定都长安的汉朝称为西汉。正是因为都城的不同,东汉自始至终都有一股小家子气,无论国力还是气质,远远不如飞扬跳脱、气吞万里的西汉。“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不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直奔洛阳,一方面夺取长安东出的前沿基地,另一方面切断长安和各地的联系,这样的话,函谷关以东就不再是汉朝所有了。桓将军和张良一样,都认为洛阳是依附于长安的,只有做长安和东方郡县的枢纽,洛阳才有价值,而不认为洛阳是自成一体的独立地理板块。可惜,刘秀没有吸取周衰汉兴的历史教训,也不明白张良和桓将军的意思。如果刘秀清楚长安和洛阳的不同,但依然定都洛阳,那只能说明两点,要么是刘秀没有得罪开国功臣的魄力,要么是刘秀本人就有衣锦还乡的想法。既然洛阳不适合做政经中心,那为什么隋唐时期,洛阳两次成为王朝的都城呢?其实这不是洛阳的整体地位超过长安,而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洛阳的经济功能取代了军事功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暂时成为了主角。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大运河,然后命杨素、宇文恺重新营造洛阳,并下令迁都,以洛阳为隋朝的新都城。这条隋唐大运河,北段永济渠起自涿郡,南段通济渠接通杭州,两段主线运河的交汇点,便是洛阳。于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人口、粮食、货物不断向洛阳聚集,没用多少年,洛阳就成了全天下的经济重镇、物资集散地,号称“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可以说,杨广迁都的真正目的,就是以洛阳为中心、大运河为触手,整合隋朝的经济。如果杨广稳扎稳打,凭借隋朝强盛的国力,说不定能开创洛阳的新时代,但杨广太心急了,短短五六年时间便激起天下民变,隋朝轰然倒塌。隋唐易代时期,王世充盘踞洛阳,李渊和李世民占据长安,公元620年7月,李世民统兵出关东征,不到半年便剪除洛阳周围的军事力量,用重兵把王世充包围在洛阳城内。河北的窦建德知道“得中原者得天下”,一旦王世充灭亡,唐朝就有了中原这个战略支点,随时可以效仿周武王,自孟津渡过黄河,征讨河北。结果,李世民在虎牢关(旋门关)击败窦建德,随即回师洛阳逼降王世充,完成一战擒两王的功业。隋唐易代的历史证明,搞经济建设,长安不如洛阳,决定天下兴亡,洛阳不如长安。但没有开国建政,就没有经济建设,洛阳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取决于长安能否获得军事胜利。唐朝平定四海以后,效仿西周、西汉定都长安,居高临下,以一隅而制天下。但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随着人口暴涨,长安出现了粮食危机。公元657年,李治下令,改洛阳为东都,此后“二圣”就经常移驾洛阳,就近补充粮食和其他物资。公元684年,即李治驾崩的一年后,洛阳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的繁华盛地,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便把洛阳改为神都,正式确定为唐朝的新都城。武则天迁都洛阳,同样是试图依托洛阳,以隋唐大运河为触手,整合唐朝的经济。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立唐中宗李显复位,逼年迈体衰的武则天退位,随后改洛阳为东都,长安重新成为唐朝的都城。这背后固然有杨广、武则天不得人心的因素,但世人更愿意以军事中心为主、经济中心为副的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在数十年后,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导致魏博、成德、卢龙等三镇割据河北自立,唐朝彻底失去了河北的赋税。东南地区,成了唐朝唯一能依赖的经济重镇,而在运输粮食和物资的过程中,大运河南段的通济渠和江汉漕运,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洛阳的“大运河南北交汇点”地位,越来越不重要了,洛阳的经济功能,逐渐转移给同样毗邻大运河、但更靠近东南地区的开封。所以啊,出自黄巢起义军的宣武节度使朱温,才能依托开封扫平中原,篡唐称帝。宋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再迁长安,却被以赵光义为首的大臣们抵制,坚决要留在开封。毕竟,开封都已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谁还愿意回到日渐荒凉的西部呢?回顾历史,杨广和武则天两次迁都洛阳,与其说是洛阳有史以来的巅峰,不如说是洛阳衰落前的回光返照。此后千年,随着经济中心持续东移,长安再也没能成为都城,洛阳也沦为一座小县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朝定都开封,其实是继承了杨广和武则天的“经济建设”思路,而只顾经济建设不顾军事防御的结果,便是惨绝人寰的靖康耻。直到元明清定都北京,并重新疏通京杭大运河来沟通东南,才再次理清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在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年,无论军事意义还是经济意义,兼容农耕和游牧的北京就是新长安,守护京杭大运河并镇守东南的南京,便是新洛阳。这样看来,神都洛阳的实体虽然灰飞烟灭了,但洛阳的精神,却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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