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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市在建立之初，都有自己的使命，要么位于水陆要冲的地方做为交通枢纽，要么依山傍河做为军事要塞，要么依托肥沃的农田保障经济生产。 周公旦给洛阳的使命，则是周朝镐京的陪衬、关中政权的延申。 《史记·周本纪》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全过程：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盟津，即现在的洛阳市孟津区，辖区大部分在黄河以南。 牧野在河南新乡市境内，紧邻河南鹤壁境内的商朝都城朝歌。 周武王自盟津渡过黄河，便突破了黄河天险，可以在大平原上纵横驰骋，这意味着周武王取得伐纣的战略主动权。渴望伐纣的诸侯见事有可为，便来和周武王会盟，组成伐纣大军，浩浩荡荡的抵达牧野。 经过牧野的一场大战，小邦周崛起，天邑商灭亡。 
盟津在商周易代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周朝建立以后，盟津自然是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 灭商两年以后，周武王驾崩，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治理天下。 为了控制盟津这块战略要地，长期保持对东方的战略主动权，周公旦在平定武庚禄父、管叔鲜、蔡叔度的叛乱以后，开始在洛阳盆地营造城池。 洛阳盆地有伊水、洛水、瀍水、涧水流过，滋养出千里沃野，是天然的大粮仓。洛阳盆地的北部是黄河、西部有崤山、南部有熊耳山和伏牛山、东部有嵩山，是天然的军事要塞。 可以说，在洛阳盆地营造城池，不仅可以控制盟津，还能做为周朝永久性的军事要塞，镇守东方疆域。 而因为洛阳盆地处于天下的中心，是诸侯朝贡周王的必经之路，于是这座城池又有了交通枢纽的作用，成为诸侯朝贡周王的中转站。 周公旦营造的这座新城池，便是洛阳。 
《史记·周本纪》就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不久后，周公旦在洛阳设立成周八师，直属于周成王，更加重了洛阳的分量。 这样一来，周成王日常居住在镐京，镇守周朝的老根据地，并凭借黄河、山西的晋国、太行山、函谷关、崤山、江汉平原的汉阳诸姬、秦岭等封国和天险，组成完整的防御圈，以居高临下的战略态势俯视东方。 东出函谷关和崤山，便是洛阳。 以巨大的城池、肥沃的田地、强悍的军队为依托，洛阳成为周朝势力的延申，一方面镇守中原和殷商遗民，另一方面监视卫、齐、鲁、宋等诸侯国。 而卫、齐、鲁、宋等诸侯国，又负责监视、镇守更偏远的疆土。 一条自西向东的周朝政权脉络，便依托洛阳建立起来。 可以说，洛阳在建立之初，就是镐京的陪衬，周朝的军事前沿基地。 
2 洛阳处于天下的地理中心，那洛阳能不能取代镐京，成为天下的政经中心呢？军事方面，镐京位于关中盆地，周边是函谷关（河南三门峡）、大散关（陕西宝鸡）、武关（陕西商洛）、萧关（宁夏固原）等险要关隘。此后函谷关的军事功能减退，被潼关（陕西渭南）取代，但众多天险关隘包围的关中盆地，依然有极大的战略纵深，对于统治天下的政权来说，这就是天赐王座。洛阳周围虽然有函谷关（河南三门峡）、广成关（河南平顶山汝州）、伊阙关（河南洛阳）、大谷关（河南洛阳）、轩辕关（河南洛阳）、旋门关（河南荥阳）、小平津（河南洛阳）、孟津（河南洛阳）等八座关隘天险，但这些地方，几乎都局促在洛阳一隅。关隘天险集中，意味着没有战略纵深，每当遇到战争的时候，洛阳便显得捉襟见肘，如果反叛势力一鼓作气攻到八关附近，洛阳政权就是兵临城下，必须背城一战。最重要的是，镐京以西是陇山、六盘山、河西走廊，这是天然的马场，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取战马，组建精锐的骑兵。洛阳附近则没有这样的条件，除了强化步兵以外，并没有其他选择。经济方面，关中盆地的总面积达到39000平方公里，在农业经济时代，这么广袤的盆地，意味着源源不断的粮食、摩肩擦踵的人口以及繁盛的经济，足以支撑一个强盛的政权。洛阳盆地的总面积仅仅43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关中盆地的九分之一，那么洛阳盆地能产出的粮食、人口和经济总量，也只有关中盆地的九分之一。地理方面，镐京僻处西北，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顾忌北、西方向的威胁，一旦巩固秦岭一线，就能专心开拓东方，属于“金角银边草肚皮”里的金角。而洛阳处于天下的地理中心，在“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角逐中，不仅河南是各路枭雄的主战场，能否占领洛阳，更是能否得中原的标志。洛阳便成了“金角银边草肚皮”里的草肚皮，每个枭雄都想踩一脚。在这样的背景下，但凡能选择镐京，洛阳就不可能成为主角，如果实在没办法而选了洛阳，那么命运也不容乐观。周幽王被申国和犬戎联合诛杀以后，周平王迁都洛阳，尽管周平王尝试过重整周朝，但始终没有成功，原因之一便是洛阳的军事、经济、地理条件不足以支撑一个强盛的政权。因为汉朝的开国功臣几乎都是关东人士，他们希望能衣锦还乡，便建议刘邦定都洛阳，提出的理由是：“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其固亦足恃”，翻译过来就是，洛阳的地理还是不错的，做都城问题不大。这五个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都能看出汉朝的开国功臣们，还是有些心虚的。但刘敬反对定都洛阳，极力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刘邦拿不定注意，跑去询问留侯张良的意见。“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的一番话，道尽洛阳的缺陷——没有战略纵深、田地不足、居天下之中而四面受敌。同时也道尽关中的优势，即战略纵深宽广、经济基础雄厚、三面没有强敌，整合关中和巴蜀以后，便完全占据中国地理的第一阶梯，东向以制诸侯，立于不败之地。刘邦听到张良的分析，对定都关中再没有疑义，直接下令西迁，并命萧何在渭河沿岸营造长安城，做为汉朝的都城。长安和镐京，其实就是关中地理板块里，不同名称的同一座城。再过两百年，刘邦建立的汉朝灭亡，刘秀崛起复兴汉朝，并在南阳故旧和河北豪强的支持下，把新汉朝的都城定在洛阳，史称东汉，与之相对应的，定都长安的汉朝称为西汉。正是因为都城的不同，东汉自始至终都有一股小家子气，无论国力还是气质，远远不如飞扬跳脱、气吞万里的西汉。“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不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直奔洛阳，一方面夺取长安东出的前沿基地，另一方面切断长安和各地的联系，这样的话，函谷关以东就不再是汉朝所有了。桓将军和张良一样，都认为洛阳是依附于长安的，只有做长安和东方郡县的枢纽，洛阳才有价值，而不认为洛阳是自成一体的独立地理板块。可惜，刘秀没有吸取周衰汉兴的历史教训，也不明白张良和桓将军的意思。如果刘秀清楚长安和洛阳的不同，但依然定都洛阳，那只能说明两点，要么是刘秀没有得罪开国功臣的魄力，要么是刘秀本人就有衣锦还乡的想法。既然洛阳不适合做政经中心，那为什么隋唐时期，洛阳两次成为王朝的都城呢？其实这不是洛阳的整体地位超过长安，而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洛阳的经济功能取代了军事功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暂时成为了主角。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大运河，然后命杨素、宇文恺重新营造洛阳，并下令迁都，以洛阳为隋朝的新都城。这条隋唐大运河，北段永济渠起自涿郡，南段通济渠接通杭州，两段主线运河的交汇点，便是洛阳。于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人口、粮食、货物不断向洛阳聚集，没用多少年，洛阳就成了全天下的经济重镇、物资集散地，号称“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可以说，杨广迁都的真正目的，就是以洛阳为中心、大运河为触手，整合隋朝的经济。如果杨广稳扎稳打，凭借隋朝强盛的国力，说不定能开创洛阳的新时代，但杨广太心急了，短短五六年时间便激起天下民变，隋朝轰然倒塌。隋唐易代时期，王世充盘踞洛阳，李渊和李世民占据长安，公元620年7月，李世民统兵出关东征，不到半年便剪除洛阳周围的军事力量，用重兵把王世充包围在洛阳城内。河北的窦建德知道“得中原者得天下”，一旦王世充灭亡，唐朝就有了中原这个战略支点，随时可以效仿周武王，自孟津渡过黄河，征讨河北。结果，李世民在虎牢关（旋门关）击败窦建德，随即回师洛阳逼降王世充，完成一战擒两王的功业。隋唐易代的历史证明，搞经济建设，长安不如洛阳，决定天下兴亡，洛阳不如长安。但没有开国建政，就没有经济建设，洛阳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取决于长安能否获得军事胜利。唐朝平定四海以后，效仿西周、西汉定都长安，居高临下，以一隅而制天下。但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随着人口暴涨，长安出现了粮食危机。公元657年，李治下令，改洛阳为东都，此后“二圣”就经常移驾洛阳，就近补充粮食和其他物资。公元684年，即李治驾崩的一年后，洛阳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的繁华盛地，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便把洛阳改为神都，正式确定为唐朝的新都城。武则天迁都洛阳，同样是试图依托洛阳，以隋唐大运河为触手，整合唐朝的经济。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立唐中宗李显复位，逼年迈体衰的武则天退位，随后改洛阳为东都，长安重新成为唐朝的都城。这背后固然有杨广、武则天不得人心的因素，但世人更愿意以军事中心为主、经济中心为副的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在数十年后，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导致魏博、成德、卢龙等三镇割据河北自立，唐朝彻底失去了河北的赋税。东南地区，成了唐朝唯一能依赖的经济重镇，而在运输粮食和物资的过程中，大运河南段的通济渠和江汉漕运，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洛阳的“大运河南北交汇点”地位，越来越不重要了，洛阳的经济功能，逐渐转移给同样毗邻大运河、但更靠近东南地区的开封。所以啊，出自黄巢起义军的宣武节度使朱温，才能依托开封扫平中原，篡唐称帝。宋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再迁长安，却被以赵光义为首的大臣们抵制，坚决要留在开封。毕竟，开封都已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谁还愿意回到日渐荒凉的西部呢？回顾历史，杨广和武则天两次迁都洛阳，与其说是洛阳有史以来的巅峰，不如说是洛阳衰落前的回光返照。此后千年，随着经济中心持续东移，长安再也没能成为都城，洛阳也沦为一座小县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朝定都开封，其实是继承了杨广和武则天的“经济建设”思路，而只顾经济建设不顾军事防御的结果，便是惨绝人寰的靖康耻。直到元明清定都北京，并重新疏通京杭大运河来沟通东南，才再次理清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在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年，无论军事意义还是经济意义，兼容农耕和游牧的北京就是新长安，守护京杭大运河并镇守东南的南京，便是新洛阳。这样看来，神都洛阳的实体虽然灰飞烟灭了，但洛阳的精神，却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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