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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提出转移的设想 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红军集体转移事关重大，谁也不敢拍板，他们就把这一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指出：关于主力红军的退出，“这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于是，博古、李德一方面做转移准备，一方面命令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虽然战略转移的想法从1934年5月起就已提出，但由于当时的“左”倾领导人举棋不定，所以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其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展开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派曾洪易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如联络长期中断时，则由中央代表与军团长、政委三人组织红七军团革命军委，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 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由福建连城地区回到江西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接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要求红七军团在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该地区的群众建立小块苏区，推动该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但对于北上的真正战略意图，军团领导人并不清楚。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这是战略转移的先声。继红七军团离开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派出红六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转移的先遣队，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西征探路。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六军团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作出转移的决策与部署 1934年9月，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在获悉国民党军将提前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情报后，意识到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处于敌四面包围之中，形势极为险恶，决定将原定10月底11月初突围转移的计划提前实施，于是，一方面命令红军部队在兴国、长汀等地阻敌前进，一方面在仍然保密的情况下，在驻地瑞金云石山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遗寸土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军推进时，应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政治团结。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中革军委要求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并强调在防御的同时，“应准备全部撤退”。 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关。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立即将在敌人占领区中各县区的军事部，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作了初步安排。 另外，从兵员和物资上，也做了准备。9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局、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等根据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发表《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 在火热的宣传下，苏区的广大青年男女踊跃参军，从5月到9月，征集的新兵约有10万人，中央红军增加到5个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几乎全是新兵，红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迅速展开空前紧急的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 据李维汉回忆：“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但红六军团出发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只是说到湘中。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北，是9月8日中革军委给他们的“补充训令”中提出来的。 这说明，中央红军这时已确定准备到湘西或湘西北去，正因为如此，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在寻乌罗塘进行谈判，并于10月5日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五项协议。这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9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这一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9月30日，中革军委还发布《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要求地方红军部队能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毛泽东还在云山古寺亲自组织编写《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对游击队的组织和编制、游击队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游击战方式、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以中革军委名义铅印成册，下发给苏区各县、区游击司令部。 10月9日，中革军委下发《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的逐日任务及行军驻地路线、地域。10月10日，发布了具有长征出发标志的第五号命令——《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 1934年10月10日，由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军委第一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和由中共中央等机关编成的中央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从瑞金梅坑、马道口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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