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梯字秋航，广东顺德人。嘉庆六年（1801）广东乡试解元，但此后却“累赴礼闱不第”，后“以内廷校录报满，议叙出为山东蒙阴令”[1]P537。后一直在山东诸州县任职，晚年告病回归乡里。曾花费数十年心血对杜诗全集进行校勘、注释和解析，撰成《读杜姑妄》一书。该书虽然也是吴梯“阅读”杜诗的成果，但其有精审的体例[2]，对杜诗的阐释也多有新见[3]。我们这里讨论的吴梯杜诗阅读的文本，是另见于他所撰的一部笔记《巾箱拾羽》中。吴梯晚年“自济州（现山东济宁市）引病归里，杜门却扫，惟与卷籍为缘。老景颓唐，只图遮眼，每有会意，辄笔录之”[4]自序，日积月累，便刊刻了这部“不复编次”的笔记。其中，涉及杜诗阅读的共有75条。据吴梯为该书所写的自序交代，其体例为“录时以原书全段居前，而另圈；今按列后，具微旨焉”，也就是先录原文，然后在原文后加“按语”。 李黼平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江区）人，字绣子，又字贞甫。乾隆五十七年（1792）广东乡试解元，嘉庆十年（1805）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因病离京返粤，受两广总督吴熊光之请，担任越华书院讲席。嘉庆十三年（1808），李黼平辞去书院讲席赴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考核，可惜未能通过考核，遂被外派到了江苏昭文县（今常熟县）做县令。后曾系狱八年。晚年返粤，主讲学海堂，后担任东莞保安书院山长，直至去世。[5]序言 李黼平的杜诗阅读，除了现存于《读杜韩笔记》中关于“读杜”的“笔记”外，未见有其他材料。《读杜韩笔记》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读杜诗，共计65条。李黼平未对该卷体例进行明示，但细考每条，其体例其实较为统一，即先列杜诗原文，然后引述前人注解，最后加上李黼平的“按语”。从65条笔记的排列次序来看，李黼平的阅读只是随心的，没有什么计划，读到哪首诗，就围绕发现的问题作一番考证、驳难或解析。梁伟荀分析认为，李黼平的这些笔记很可能是给学生讲解。按诸笔记的内容实际，也确是像在回答学生的问题。 吴梯和李黼平二人的杜诗解读，在创作时间、动机、体例和内容上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吴梯的解读视野要比李黼平的宽广，内容上也比李黼平的丰富很多。 （一）二人解杜的相似性 1.创作时间与动机的相似 吴梯和李黼平都是清代中期的岭南人，又都在异地做官（一个在山东，一个在江苏），且官职平级，都是县令。两人又都是“岭南诗歌”创作的代表，吴梯名列“粤东七子”，李黼平位列“客人三先生”之首（另两位是宋湘、黄遵宪），被曾钊、陈澧等称为“粤诗冠冕”。这些经历为二人读杜、学杜已经奠定下了基础。更为巧合的是，二人写作这些笔记的时间均发生于晚年，且都回到了岭南（故乡）。吴梯的“自序”明确交代，《巾箱拾羽》的创作是他晚年自济宁回到顺德之后所作，自序提到创作时间为其“七十五岁”（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其目的是为了“遮眼”，也就是打发闲暇时间，但“自序”中还交代了编刻此书的其他“四个”动机： 上面四点目的其一所谓“垂之子孙”，也就是连同杜诗阅读条目在内的《巾箱拾羽》，编刻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子孙示范读书之法。《巾箱拾羽》中所涉阅读书目较杂，关于杜诗的条目也并非仅见于某一卷，所以可以想象，吴梯当日的阅读并没有什么计划，是随读随抄随记。 据梁伟荀的考证，李黼平的读杜笔记应创作于入主宝安书院之后，也就是道光四年（1824）以后，李黼平生命的最后近十年的时间（1824—1833年）。至于成书原因，梁伟荀认为有三点，总结起来，是为了给子孙、学生示以读诗作诗之法。[6]第二章第一节这一点与吴梯的杜诗阅读笔记创作动机是一致的。笔者认同梁伟荀的这一推断。从笔记的内容来看，也非常符合“授课”的特点。李黼平的这些笔记与吴梯的一样，也没有什么顺序可言。 2.创作体例上的相似 从体例上也可见出二者的相似性。首先是文本性质上，二人的笔记都应该视为“学术随笔”。吴梯的《巾箱拾羽》被《广州大典》归入子部杂家类，进一步细分，应该归入子部杂考类，与宋赵与时的《宾退录》、洪迈的《容斋随笔》等一致。总之，可以说是一种“学术随笔”。李黼平的《读杜笔记》之前一直被当作“诗话”处理，如张忠纲先生在评价清代嘉庆以后的注杜情况时曾总结道：“嘉庆以后，注杜之风少衰，纵有注本，亦多删削前人著作为之，鲜有善者。遂转而作诗话、笔记，如刘凤诰《杜诗话》、潘德舆《李杜诗话》、李黼平《读杜韩笔记》等即是。”[7]P176张寅彭先生主编《清诗话三编》，亦收入李黼平《读杜韩笔记》。[8]本文不予辨析。同梁伟荀一样，笔者也认为李黼平的这卷笔记更适合以“学术随笔”视之。 其次是二人在写作这些笔记时，主要都是与前人的观点进行“商榷”，甚至是推翻前人成说，体现出自己阅读杜诗的“独特心得”。比如《巾箱拾羽》卷三载张戒《岁寒堂诗话》对杜甫《可叹》诗的解读： 李黼平的读杜笔记也有很多条目类似于这种“商榷”。比如第一条载： 3.创作内容上的相似 吴梯和李黼平所撰写的读杜笔记，内容上也有很多相似性，体现在： （1）二人都对个别杜诗的版本进行了考证。如《巾箱拾羽》卷一摘录《容斋四笔》载朱熹改杜诗“风吹沧江树”之“树”字，吴梯加以驳斥[4]P403。再如《巾箱拾羽》卷三摘录《岁寒堂诗话》载张戒解杜甫《晴》诗，吴梯指出杜甫此诗中的“下食造泥去”应为“下食知造泥”[4]P446。李黼平认为“风吹沧江树”之“树”字正确，是“原本”，“有景象”，驳朱熹改“树”为“去”[5]P443。 （2）二人皆注目于杜诗的句法。如《巾箱拾羽》卷二摘录《瓮牖闲评》载东坡诗“关右玉酥黄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吴梯认为“土酥”是正确的版本，因为杜诗有“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静如练”，苏轼之诗不仅“用杜字，而并仿其句法”[4]P413。再如《巾箱拾羽》卷四摘录《岁寒堂诗话》解杜甫《山寺》“以兹抚士卒，孰曰非周才。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四句，吴梯指出这四句“自来注家俱欠分晓，乃倒装句法”[4]P449。李黼平对《李尊师松树障子歌》的起句一联颇为欣赏，批驳前人所谓“率笔，不可效”之论，他认为这一联“是最用意处，不可轻议”[5]P452。 （二）二人解杜的差异性 二人对杜诗的解读尽管体现出如上相似性，但也有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解读视野上。李黼平的杜诗解读，可以说未超出“杜诗阐释史”的视野，但吴梯的解读，向上梳理了杜诗与《文选》、陶渊明等的关系，辨析了杜诗对“诗歌传统”的继承关系；向下梳理了杜诗之于后人如李商隐、黄庭坚、苏轼，乃至“宋人”的影响，揭示了杜诗的“流播”问题。 1.辨析杜诗对前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关系 杜甫的诗歌创作受到《文选》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很多杜诗学者论证，如清末民初的李详专门写过《杜诗证选》，现代杜诗学研究者如台湾吕正惠先生的《杜甫与六朝诗人》、吴怀东教授的《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等，也都将杜诗与《文选》的关系作重点论述，但吴梯却有自己的看法。卷三摘录《岁寒堂诗话》载： 杜甫与《文选》的关系暂且不展开分析，但杜甫与六朝诗人的渊源确是不容置疑的，其中，吴梯明确提及了杜诗出自陶诗。卷三摘录《岁寒堂诗话》载“陶诗误字”，吴梯认为陶渊明“世间有乔松，于今定何闻”这联诗“颇费解”，于是将“间”“闻”二字互换，变成“世闻有乔松，于今定何间”就容易理解了。而杜诗“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一联“语意乃从陶出”（意谓杜甫这联诗的语意是化自陶渊明的“世闻有乔松，于今定何间”），因此推测杜甫所见陶集版本应该是“于今定何间”，而非“于今定何闻”[4]P447。 2.梳理杜诗对后人的影响问题 杜诗之伟大，除了“集大成”，便是为后来诗人提供了学习的范本，所以，自中唐开始，便逐渐有人学习杜诗，至宋代而臻盛。吴梯《巾箱拾羽》论及杜诗对后人影响的，中唐有白居易，认为白居易“如何不相离”之“相”音入声，乃本杜诗“恰似春风相欺得”[4]P412；晚唐有李商隐，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义山诗集提要》对义山诗、义山诗注、义山学杜等问题的评价，吴梯评论到：“谓义山诗'感时伤事，颇得风人之旨’，及'无题诸作，各各不同’，所论皆是。惟谓注家'刻意推求，务为深解’，则知其然，而尚未及其所以然。老杜忠君爱国，每饭不忘，注杜诗者遂刻意求深，穿凿附会，一字一句皆有为而然，遂至杜诗全集比兴多而赋绝少。其于老杜见解如是，即又以其见解施于学杜之人。学杜之人，唐人惟义山颇学老杜，故以解老杜者解义山。一误而再误，流弊至于如此，盖同一鼻孔出气也。”[4]P770 宋代是杜诗学史上第一个高峰，举凡宋代的大诗人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无不学杜，这已成为诗学史的共识，但吴梯却有很多自己的认识。《巾箱拾羽》卷一摘录《步里客谈提要》载该书作者宋人陈长方认为陈师道“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和黄庭坚“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皆学杜甫《缚鸡行》，但吴梯指出：“师道句盖用韩诗'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谦言己诗不过如候虫时鸣，自鸣自已，正与上句'李杜齐名吾岂敢’紧相承注，何得硬派其学杜'注目寒江倚山阁’，而讥其不类耶！”[4]P393洪迈《容斋三笔》记杜甫《缚鸡行》，洪迈对此诗结尾一段评价甚高，因此得到宋人模仿，洪迈举其好友李德远所作《东西船行》。但吴梯认为《缚鸡行》诗的结句“不过一时兴到妙得，离字诀耳，宋人转相仿效，诧为高不可攀，见之诗话者，陈陈相因矣，其实并非杜集绝唱。”[4]P399《瓮牖闲评》载苏轼诗“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这两句是苏轼称赞李伯时的画名，当时人认为不妥。《瓮牖闲评》的作者袁文认为苏轼这两句诗是本王维，因为王维有诗云“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吴梯认为苏轼称人为画师，是本杜甫“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4]P417。 宋人学习杜甫，最“像”的应该是黄庭坚，但吴梯却屡屡指出黄庭坚“虚云学杜”，学杜“可笑”、“未得神髓”。《岁寒堂诗话》载杜甫《赤霄行》诗，将杜甫与陶渊明对比，认为陶渊明“不可及”。吴梯认为《赤霄行》在杜甫集中，“不过游戏之作，聊以遣怀而已”，但黄庭坚“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则暗用杜意，以牛比人”，“山谷学杜，并此等亦学之，正复可笑”[4]P445。《瓮牖闲评》载黄庭坚《谢送宣城笔》诗，指出此诗乃“辘轳格”，吴梯认为：“虽有此格，却近取巧，不可为训。当是为韵所窘，不得已而偶为之耳。杜全集无此体，学杜者尤为非宜。山谷为杜学者，何乃自乱其例也？即此，足见山谷本非学杜。”[4]P414 卷四摘录了《冷斋夜话》中“鲁直悟法云语罢作小词”一段： 其他如论杜甫的乐府诗创作方法[4]P547、驳王渔洋论杜甫《八哀诗》[4]P512—516、论咏物诗的写法[4]P555等，这些都是李黼平的解读所不具备的。基于解读视野的不同，吴梯读出了更多的内容，这也显得他的笔记价值更大一些，尽管有些见解值得商榷。
吴梯和李黼平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多年阅读杜诗的经验，创作出了“读杜笔记”，不仅与前人对杜诗的解读进行了“商榷”，加深了我们对杜诗的理解；同时二人也传播了人所公认的经典杜诗，并凭借他们的只眼挖掘出了部分“经典”杜诗。 1.吴、李二人与前人解读杜诗的“商榷” 杜诗自中唐开始受人关注之后，逐渐成了诗人、学者共同研读的“范本”。每一个读杜之人，也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读出自己的“心得”，以自己的会心去接近杜诗原旨，而不是人云亦云。所以他们或者开拓阅读视野，或者变换阅读方法，以实现自己和前人的“商榷”。尤其对于一些杜诗阅读史、传播史上“共同的话题”，他们更愿意加入到与前人对话的行列中。 向来解杜之人，喜欢挖掘杜诗的比兴意义，揭示杜诗背后的历史事实，但李黼平却驳斥前人的这种读法。如杜甫《登慈恩寺塔》中有云：“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前人将“叫虞舜”，解释为“喻太宗”；将“瑶池”二句，解释为“喻玄宗与贵妃”。李黼平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对的[5]P435。同样，吴梯也认为这几句并没有隐藏什么“讥讽微旨”，驳斥张戒“作骑墙之见”，“泥于明皇贵妃不能摆脱”[4]P406。 宋人注杜，喜持“无一字无来处”之原则，但这种做法，已遭到宋人的批驳，比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载： 历来解杜之人，也喜欢“挖掘”杜诗本不具备的含义，喜欢标新立异，吴梯认为这种读杜是“求深反浅”，不可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到释德洪（也即惠洪）把杜甫的“夜阑更秉烛”的“更”读为平声，陆游认为这是“妄云”，吴梯也同意陆游的意见，并指出“后人解杜诗，多求深反浅”[4]P468。翁方纲把《羌村三首》其一中的“归客千里至”解读为“鸟雀噪之语”，吴梯驳斥到：“此说求深反浅，好异之过。”[4]P491 2.对“经典”杜诗的传承与挖掘 杜诗在杜甫身后成了诗歌典范，甚至上升到“经”的地位，这是杜甫生前应该未料到的。但我们应该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杜甫流传下来的1455首诗歌，并非篇篇都是“经典”。有些是人所公认的“经典”，吴梯和李黼平也都通过阅读和阐释，印证了其经典性，如上文提到的《登慈恩寺塔》《八哀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还有一些公认的杜诗“经典”，如上文提到的《缚鸡行》曾得到宋人的追模，但吴梯却认为这首诗并非“杜集绝唱”。 吴梯和李黼平的阅读及阐释，又使得某些原本并非“经典”的杜诗被人熟知，比如杜甫的《燕子来舟中作》，李黼平的阅读就非常细致、深刻，传达出了这首诗的“经典性”： 吴梯对杜甫《巳上人茅斋》“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一联精妙的解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杜甫对“炼字”的追求，也更让我们见到了杜诗的“经典意义”。《巾箱拾羽》卷四引《岁寒堂诗话》载： [4]（清）吴梯.巾箱拾羽[M].陈建华.广州大典第四十九辑子部杂家类第4册[Z].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 [5]（清）李黼平著，李永新点校，李国器辑补.李黼平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6]梁伟荀.李黼平《读杜韩笔记》研究[D].闽南师范大学，2022. [7]张忠纲.杜甫六种诗话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2. [8]张寅彭.清诗话三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9]莫励锋.走近伟大的灵魂——阅读杜诗的三大理由[J].秘书工作，2020（1）. 刘晓亮（1985— ），河北唐山人，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开放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杜诗学研究、地方文献与文化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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