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都更倾向于翻译那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书籍,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热情地投入时间进行翻译,也才能确保翻译的质量。所以当2023年1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的李若寒编辑向我推荐这本关于自杀干预实用技术的书并询问我的翻译意愿时,我答应她先看一看。这本书共分为15章,每章包括4~9个技巧。正如作者在“关于本书”中所介绍的,本书为心理卫生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工具箱。
与我之前翻译的《自杀患者的认知治疗:研究与应用》不同,这本书包括了来自各种理论和干预方法的技巧和技术,如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疗、自杀的合作式评估和管理等。其中不仅包括那些经过研究证实的有效技术,也包含了还没有研究证明其有独立于其他技术的有效性的技术。对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自杀的特殊性,本书在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一项技术缺乏有效性的证据与缺乏有效性是不一样的,例如,不需要也不能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证明降落伞可以在有人跳出飞机时挽救生命。书中的说明令我进一步体会到,在救命这件事上,有效就是有效,不一定需要复杂的研究。这一点尤其打动我,令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翻译的好书。
《自杀患者的认知治疗:研究与应用》
[ 美 ] 埃米·温泽尔(Amy Wenzel)
格雷戈里·K. 布朗(Gregory K. Brown)
阿伦·T. 贝克(Aaron T. Beck) 著
李飞 张玲 刘光亚 等 译
李飞 审校
在翻译校对此书的过程中,我对书中所述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深以为然。《心理咨询面谈技术》(Clinical Interviewing)提道:“我们认为,获得有效的临床面谈能力的最佳方式是学习者按顺序学习以下面谈技巧与程序:1.如何让自己平静下来,关注来访者所表达的内容(而非关注你自己所想所感)……”这让我意识到,作为治疗师,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不平静,从而让自己平静下来,更有效地与来访者交流。
本书的第一章首先让我们“理解自杀和自己”,反思可能引发不平静的因素,如对自杀的偏见、自己的自杀经历(或没有自杀经历)、担心来访者自杀、对有自杀倾向的人的负面情绪、想当“救世主”、和来访者一样绝望。在培训的时候我经常和学员讲,外科医生手里有刀,内科医生,包括精神科医生手里有药,我们治疗师手里有什么呢?有学员说,靠一张嘴。我说不止,应该包括治疗室及所处的环境、治疗师的想法、情绪、生理及行为反应。我们治疗的环境以及我们整个人都是我们的治疗工具。我们要把自己调整到对来访者最有利的状态。而与自杀的来访者工作,对工具的要求更高!督导时,我经常让受督者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如:让来访者签不自杀协议和打破保密协议,或建议来访者住院,是为了保护来访者还是保护治疗师啊?同样,当决定不突破保密或不建议来访者住院时,我也会问自己,我是否对来访者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有全面的认识,我是否不相信其他,只相信自己?
第二章是让我们“克服禁忌”,直接面对自杀议题,因为有些专业人员担心询问来访者有没有自杀意念会增加来访者自杀的风险,或者在来访者说他有自杀意念后不知道怎么办。我有时会问受督者,假如来访者最终自杀了,是你问了这个问题的责任大,还是没问的责任大?事实上,有自杀意念已经让来访者和家属比较害怕了,如果专业人员也害怕,那就让他们更加恐慌了。我有个来访者说,他在湖南省脑科医院住院时,从医生和护士的眼睛里看到了对他自杀的恐惧。在他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会让他看着我的眼睛,希望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到我的镇定和关切,看到我没有被他的问题吓倒和淹没,看到我正在注意发生的一切。
第三章“'加入’有自杀倾向的人”和《自杀风险的评估与管理:一种合作式的方法》(Managing Suicidal Risk: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中的观点相同,都强调了要与来访者的自杀状态共情,要“认可(validate)”他们想死的愿望,并认识到对某些想自杀的人来说,我们可能是他们的敌人。我们需要尽可能避免胁迫和控制,克制劝说或提供建议的冲动,了解一个人想死的原因,承认自杀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与来访者想自杀的部分敌对。
《自杀风险的评估与管理:一种合作式的方法》
[美] 大卫·A. 乔布斯(David A. Jobes) 著
李凌 刘新春 等 译
杨丽 审校
第四章“评估危险”里的技巧24(询问互联网使用情况)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许多人获取信息和支持的平台,包括那些可能正在经历精神痛苦或自杀意念的人。后面我面对有自杀风险的来访者,会特别重视了解他们是否在互联网上搜索过与自杀相关的信息,我都会问“您最近有没有在网上搜索过自杀?”另外,关于本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技巧23(以及第七章对应的技巧40)未必适用于国内的情况—在我国,由于严格的枪支管制政策,除了警察和军人外,普通人不大可能获得枪支。但考虑到原书构成的完整性,在中文版中这部分依然保留,读者可按需选读或跳过。
第五章特别关注生存理由等保护性因素的评估,同时强调文化背景和信仰对个体的影响。一方面,在面临风险情况时,人们往往专注于探究是什么导致了风险,而忽略了“……一个很少被提出但很重要的问题,不是抑郁的来访者为什么想自杀,而是他们为什么想活下去。”另一方面,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微妙的。比如,有些族裔的大学生在问卷中披露自杀想法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低(Morrison & Downey,2000)。这就需要专业人员保持敏感性,避免“文化盲点”。
第六章“综合评估风险”里强调征求当事人自己对自杀风险的评估,根据经验,来访者可能对自己的情绪状态和心理状态有更深入的了解,凭借直接体验和感受,他们可能比外部评估者更能预测自己的行为。对于咨询记录,本章也强调,从法律意义上讲,如果没有记录下来,就等于没有发生。在评估自杀风险时,只要评估了,就要把它写下来,并最好记录来访者所讲的原话,以便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和想法。同时,如果你评估了来访者没有自杀风险,但没有记录,后来来访者自杀了,也相当于没有评估。
本书的第七章与《自杀患者的认知治疗:研究与应用》及《自杀风险的评估与管理》中的观点一致,建议不要使用不自杀协议,并认为除了缺乏有效性,不自杀协议还可能会对来访者造成伤害。有研究表明,签订了“安全合同”的住院来访者比没有签订合同的来访者尝试自杀的可能性高5~7倍。与《自杀患者的认知治疗:研究与应用》中讲的一样,本书提到“在治疗师的职业生涯中,当处理高度自杀风险的来访者时,寻求同辈的顾问咨询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重要”。我注意到书里说的是寻求同辈的“咨询”,而不是“督导”,潜在的意思是不是治疗自杀来访者的治疗师本身就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治疗师?永远不要一个人担心,要寻求支持!处理自杀来访者的工作具有极高的挑战性和风险性,需要经验丰富的治疗师相互支持和合作,比如辩证行为治疗(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治疗师团队。
第八章强调了处理慢性自杀和急性自杀的不同,“对于慢性自杀的来访者,一般推荐用于治疗自杀者的方法是无效的,而且会产生反作用”。书中把急性和慢性自杀行为分别比作绝望危机和责任危机。急性自杀是一种有时间限制的危机,就像肺炎;慢性自杀是持久性的,就像糖尿病。对于处于急性自杀危机中的人,临床医生常常被要求采取控制措施,以保护来访者并挽救他们的生命(如Shneidman, 1996)。但对于慢性自杀者,治疗师往往需要放弃控制权并承担更多的风险,以防止退行、依赖和对自杀行为的强化(Paris, 2007)。因此,有慢性自杀倾向的人需要承担管理自己挑战的责任。另外,本章还强调了身体检查的重要性,对有自杀倾向的人要建议进行身体检查,因为一些身体情况会引发生精神症状,从而导致自杀意念和行为,或其他相关情况。
第九和第十章分别关注心理痛苦和动机,涉及的具体议题和技术在自杀干预的工作中都非常重要且常见。篇幅原因,这里不再一一展开说明。
第十一章的技巧61(头脑风暴出“选项列表”)也让人印象深刻,来访者说“我宁愿死也不愿流落街头”后,咨询师与来访者一起准备了一份选项清单。咨询师写下了两个选项:无家可归、自杀。他问来访者,“如果你还活着,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来访者说,“我一定会流落街头,只有做妓女才能活下去。”咨询师说“好的,记下它。”
本书后面几章介绍了很多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疗、积极心理学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开展行为链分析等。其中技巧81(利用“可教时刻”)也很特别,“可教时刻”是指来访者对改变的接受能力增强的短暂机会窗口。自杀未遂的直接后果通常就是一个这样的时刻。比如,来访者因故意服药过量后入院,感叹可能会因自杀未遂而失去住所。为了检查自杀未遂的得失,临床医生进行了共情,然后开始探究关键信息。来访者说,自杀尝试暂时缓解了心理痛苦,但失去的远远多于得到的——这种认识可以唤醒改变的动力。此外,还有很多好的技术和技巧,在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
如上所述,在翻译和校对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收获了长足的成长。本书的具体翻译安排如下:正文前及第一至三章由李飞翻译,杨涵舒初校;第四至六章由王香玉翻译,李飞初校;第七至九章杨涵舒翻译,王香玉初校;第十、十一章由刘光亚翻译,刘川平初校;第十二、十三章由张玲翻译,刘光亚初校;第十四、十五章由刘川平翻译,张玲初校。在所有章节翻译初校完成后,由李飞进行通篇校对,再由刘川平校对,并对有疑问的地方进行标记;在正式提交翻译稿前由李飞再校对一遍,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在这里,要感谢所有为本书翻译和校对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当然,我们虽尽所能,但可能难免有纰漏与错误,恳请各位专家及广大同行批评指正。(笔者邮箱:332156936@qq.com。)
《自杀干预实用技术: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
[美] 斯泰茜·弗里登瑟尔
(Stacey Freedenthal) 著
李飞 刘川平 杨涵舒 等 译
李飞 审校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关于医患关系的故事。记得是在接受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时候(我估计像我这个年龄有规培证的少),我在湘雅医院的心内科轮科。有一天晚上,我在病房值班,一个已经住院一个月的患者在上完厕所后突然喊胸口痛。我立刻意识到他可能又发生了心梗,于是我一边迅速进行处理,一边赶紧呼叫了当时的住院总(他现在已经是一位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然而,虽然我们全力以赴,但仍然没能抢救过来。我们都感到非常难过。这时候,患者的儿子要求见他爸爸的主管医生——一位研究生。我们都为那位研究生感到紧张。当研究生匆匆赶来后,我们并不知道患者家属在房间里跟他说了什么。家属离开后,那位研究生说,患者的儿子没有责备他,也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情绪,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谢谢啊!”那一刻,那位研究生做了个刀扎心窝子的动作,说:“就像有把刀扎在我心上。”
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是拯救生命,给予患者希望和安慰。我们不仅要面对疾病,还要面对人性的脆弱和情感的复杂。与有自杀倾向的人一起工作,我们肯定会担心,甚至焦虑,但我们不能恐惧。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坏的情况是曾与我们并肩战斗的人牺牲了。有时,我会跟那些自杀风险较高的来访者说:“相对于自杀和你自杀后你家人找我的麻烦,我更不愿意你自杀。”我会尽我所能,记录好我所做的工作及反思,同时想想最好的和最现实的可能。
《自杀干预实用技术: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
[美] 斯泰茜·弗里登瑟尔
(Stacey Freedenthal) 著
李飞 刘川平 杨涵舒 等 译
李飞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