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繁华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大爆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西汉的人口峰值是6000万,唐代的人口峰值是7000万,北宋的人口峰值是宋徽宗大观三年(1108)的超过1.04亿,如果加上周边的辽、西夏与大理,总人口将达到空前的1.4亿规模,是唐朝人口峰值的两倍。这场人口大爆炸的发生主因,不是赵宋皇帝英明神武,而是两税法意外解放了百姓的子宫。宋代存在规模庞大、前无古人的食税群体——职业兵按100万算,加上家属按五口之家算,便是500万之众;官与吏的数量取宋哲宗时代的保守估算数字——官员34000余人,食税胥吏60余万;官员之家按十口算,食税胥吏之家按五口算,便是330余万之众。再加上皇室、王公贵族与他们蓄养的僧道之流,说北宋共计有近千万食税人口,应是个比较保守的估算。供养千万高消费食税群体的代价,是剩下的八九千万人承担着高税负,挣扎在贫困线上。周秦之变消灭了贵族,也消灭了私有产权,君主转而依赖官僚集团来维持统治,其获取官僚集团拥护的主要手段也转而变成赋予官僚集团各种特权,其中最大的一项特权就是免纳赋税与免服劳役。以产权治国可能催生出规则与契约精神,以特权治国则只能催生腐败。产权必须依赖律法,律法会形成固定文本,会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但特权不行。特权只能依附于皇权存在,特权是模糊的,没有边界,可以肆意妄为。相比承认私有产权并维护其有序流转,秦制皇权更喜欢以特权治国,更喜欢以特权浮沉不定来操控官僚集团。产权会生出诉求,要将皇权纳入法治的轨道;特权却永远只能做皇权的附庸。我们常有一种思维误区,在解释某个时代的繁荣或进步时会条件反射式地沿着“朝廷当时做了什么”去思考,实则若将思维路径替换为“朝廷当时没有做什么”,得到的答案有可能更接近事情的真相。一味沿着“朝廷当时做了什么”去思考,其实是于无意识中接受了朝廷的宣传话语——唐太宗必定会将“贞观之治”宣传为自己的成就,朱元璋也曾公然在《大诰》里说明帝国百姓能过上太平犬般的日子全是自己的功劳。而在历史的真实逻辑里,站在民生立场,皇权没有做什么,往往要远比做了什么更加重要。并非朝廷不懂得让自由市场调节资源的原理与好处,而是秦制政权素来以“君父话语”为统治术——朱元璋在《大诰》中即以拯救、养育明帝国百姓的君父自居,认为自己是明帝国百姓最大的恩人,没了自己明帝国百姓就过不上做太平犬的好日子——如果承认没有了君王及其代理人的折腾,自由市场也可以有效调配资源,甚至会调配得更好,且可以帮助民众走出灾荒,那么致力于让百姓感恩的“君父话语”就会丧失根基。从这个角度而言,秦制政权天然要反对自由市场,也天然不会喜欢无为的红利。所有生活在秦制时代而心系百姓的改革者,必会遭遇一种困境——他们知道旧制度对百姓极为不利,需要改革;但他们同样也知道,只要改革措施仍然来自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很难给百姓带来真正的福利,改革可以利朝廷,可以利官,却很难利民,甚至会将百姓推向更恶劣的境遇。在良知的驱使下,这些人往往表现为既呼吁改革,又反对具体的改革措施。司马光正是深陷在这种困境里的代表性人物。故此,我将这种困境称作“司马光困境”。时代的道德滑坡往往源于政治滑坡。南宋百姓被逼至叔伯兄弟也要互相诉讼对簿公堂的地步,不是这些人的素质不行,而是南宋政府推行的差役制度对民众的汲取实在太狠——南宋向民众收免役钱,却又恢复差役法,民众出了免役钱却不能免役,等于遭遇了双重汲取 ——常将民众折腾至破户亡家。民众为了躲避这可怕的差役,只好行贿官吏以降低户等。有人偷偷摸摸降了户等,自然就有人被顶上去成为受害者。受害者要喊冤要举报,于是就有了兄弟互相告发、叔侄互相诉讼,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大幅下跌。从行贿到诉讼,暴政将民间变成了互害社会,官吏们的口袋越来越鼓,乡户们的资产越来越少,而该服的差役却丝毫未减。为什么大肆聚敛、民怨沸腾的宋神宗时代,商业镇市的数量反而出现了大增长?玄机便在于“今有司立法,唯钱是求”。王安石变法大幅提升了百姓以钱币纳税的比例,迫使百姓不得不将更多的劳动力与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上以换取货币,造成了商业交易的畸形繁荣。大量货币通过税赋的形式流入国库,又导致民间出现钱荒。民间出现钱荒,又使得农产品价格暴跌,进一步逼迫百姓将更多的劳动力与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上。投放到市场上的劳动力和农产品越多,劳动力与农产品的价格就越低,就越难售卖出去。那种将宋代赋税货币化、将宋代草市与镇市数量的激增,皆视为宋代经济大繁荣、社会大发展的自然结果的看法,实在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幼稚。只要权力与责任无法对等,只要君王仍然拥有无限权力且无法被问责,政治上的堕落便是必然。赵佶可以轻易走向独断,几乎没有遭遇到像样的阻力,便是因为在赵宋王朝的政治架构中,皇帝仍然拥有无限权力。从前的宰执大臣能“封还”君王的指示,是因为君王站在统治术的角度容忍他们这样做,而非存在某种有力量的制度可以支撑他们这样做。当赵佶不再愿意维持从前的统治术而想要肆意妄为时,他可以轻轻送取消封还的旧例,御笔也可以很顺利地推行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赵佶最后惹出靖康之变这样的大祸绝非偶然,不能简单视为赵佶个人的问题。上至朝廷,中至士大夫与官僚,下至普通民众,皆丝毫不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皇权一味以推卸自身责任、强调民众义务为能事(你的就是国家的);官僚动辄以行政权力“损有余而补不足”,且将之视为天道(你的就是官府的);底层民众充满了仇富心态,将他人的合法资产视为“财富暂时聚集在你家”(你的就是大家的)……这种毫无私有财产安全感的社会,毫无权利与责任分野的社会,普通民众难以求富,极端者甚至不敢求富,成了富户也不敢露富,不敢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无法成为打破社会原子化、维持社会组织能力的枢纽。这样的环境,当然是不可能产生体面人。两宋商税规模空前,却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大商人,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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