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繁华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大爆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西汉的人口峰值是6000万，唐代的人口峰值是7000万，北宋的人口峰值是宋徽宗大观三年（1108）的超过1.04亿，如果加上周边的辽、西夏与大理，总人口将达到空前的1.4亿规模，是唐朝人口峰值的两倍。这场人口大爆炸的发生主因，不是赵宋皇帝英明神武，而是两税法意外解放了百姓的子宫。宋代存在规模庞大、前无古人的食税群体——职业兵按100万算，加上家属按五口之家算，便是500万之众；官与吏的数量取宋哲宗时代的保守估算数字——官员34000余人，食税胥吏60余万；官员之家按十口算，食税胥吏之家按五口算，便是330余万之众。再加上皇室、王公贵族与他们蓄养的僧道之流，说北宋共计有近千万食税人口，应是个比较保守的估算。供养千万高消费食税群体的代价，是剩下的八九千万人承担着高税负，挣扎在贫困线上。周秦之变消灭了贵族，也消灭了私有产权，君主转而依赖官僚集团来维持统治，其获取官僚集团拥护的主要手段也转而变成赋予官僚集团各种特权，其中最大的一项特权就是免纳赋税与免服劳役。以产权治国可能催生出规则与契约精神，以特权治国则只能催生腐败。产权必须依赖律法，律法会形成固定文本，会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但特权不行。特权只能依附于皇权存在，特权是模糊的，没有边界，可以肆意妄为。相比承认私有产权并维护其有序流转，秦制皇权更喜欢以特权治国，更喜欢以特权浮沉不定来操控官僚集团。产权会生出诉求，要将皇权纳入法治的轨道；特权却永远只能做皇权的附庸。我们常有一种思维误区，在解释某个时代的繁荣或进步时会条件反射式地沿着“朝廷当时做了什么”去思考，实则若将思维路径替换为“朝廷当时没有做什么”，得到的答案有可能更接近事情的真相。一味沿着“朝廷当时做了什么”去思考，其实是于无意识中接受了朝廷的宣传话语——唐太宗必定会将“贞观之治”宣传为自己的成就，朱元璋也曾公然在《大诰》里说明帝国百姓能过上太平犬般的日子全是自己的功劳。而在历史的真实逻辑里，站在民生立场，皇权没有做什么，往往要远比做了什么更加重要。并非朝廷不懂得让自由市场调节资源的原理与好处，而是秦制政权素来以“君父话语”为统治术——朱元璋在《大诰》中即以拯救、养育明帝国百姓的君父自居，认为自己是明帝国百姓最大的恩人，没了自己明帝国百姓就过不上做太平犬的好日子——如果承认没有了君王及其代理人的折腾，自由市场也可以有效调配资源，甚至会调配得更好，且可以帮助民众走出灾荒，那么致力于让百姓感恩的“君父话语”就会丧失根基。从这个角度而言，秦制政权天然要反对自由市场，也天然不会喜欢无为的红利。所有生活在秦制时代而心系百姓的改革者，必会遭遇一种困境——他们知道旧制度对百姓极为不利，需要改革；但他们同样也知道，只要改革措施仍然来自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很难给百姓带来真正的福利，改革可以利朝廷，可以利官，却很难利民，甚至会将百姓推向更恶劣的境遇。在良知的驱使下，这些人往往表现为既呼吁改革，又反对具体的改革措施。司马光正是深陷在这种困境里的代表性人物。故此，我将这种困境称作“司马光困境”。时代的道德滑坡往往源于政治滑坡。南宋百姓被逼至叔伯兄弟也要互相诉讼对簿公堂的地步，不是这些人的素质不行，而是南宋政府推行的差役制度对民众的汲取实在太狠——南宋向民众收免役钱，却又恢复差役法，民众出了免役钱却不能免役，等于遭遇了双重汲取 ——常将民众折腾至破户亡家。民众为了躲避这可怕的差役，只好行贿官吏以降低户等。有人偷偷摸摸降了户等，自然就有人被顶上去成为受害者。受害者要喊冤要举报，于是就有了兄弟互相告发、叔侄互相诉讼，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大幅下跌。从行贿到诉讼，暴政将民间变成了互害社会，官吏们的口袋越来越鼓，乡户们的资产越来越少，而该服的差役却丝毫未减。为什么大肆聚敛、民怨沸腾的宋神宗时代，商业镇市的数量反而出现了大增长？玄机便在于“今有司立法，唯钱是求”。王安石变法大幅提升了百姓以钱币纳税的比例，迫使百姓不得不将更多的劳动力与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上以换取货币，造成了商业交易的畸形繁荣。大量货币通过税赋的形式流入国库，又导致民间出现钱荒。民间出现钱荒，又使得农产品价格暴跌，进一步逼迫百姓将更多的劳动力与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上。投放到市场上的劳动力和农产品越多，劳动力与农产品的价格就越低，就越难售卖出去。那种将宋代赋税货币化、将宋代草市与镇市数量的激增，皆视为宋代经济大繁荣、社会大发展的自然结果的看法，实在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幼稚。只要权力与责任无法对等，只要君王仍然拥有无限权力且无法被问责，政治上的堕落便是必然。赵佶可以轻易走向独断，几乎没有遭遇到像样的阻力，便是因为在赵宋王朝的政治架构中，皇帝仍然拥有无限权力。从前的宰执大臣能“封还”君王的指示，是因为君王站在统治术的角度容忍他们这样做，而非存在某种有力量的制度可以支撑他们这样做。当赵佶不再愿意维持从前的统治术而想要肆意妄为时，他可以轻轻送取消封还的旧例，御笔也可以很顺利地推行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赵佶最后惹出靖康之变这样的大祸绝非偶然，不能简单视为赵佶个人的问题。上至朝廷，中至士大夫与官僚，下至普通民众，皆丝毫不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皇权一味以推卸自身责任、强调民众义务为能事（你的就是国家的）；官僚动辄以行政权力“损有余而补不足”，且将之视为天道（你的就是官府的）；底层民众充满了仇富心态，将他人的合法资产视为“财富暂时聚集在你家”（你的就是大家的）……这种毫无私有财产安全感的社会，毫无权利与责任分野的社会，普通民众难以求富，极端者甚至不敢求富，成了富户也不敢露富，不敢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无法成为打破社会原子化、维持社会组织能力的枢纽。这样的环境，当然是不可能产生体面人。两宋商税规模空前，却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大商人，即是明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