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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汹涌的浪潮中，看见了一个被淹没的普通人。」 文 | 桃子 编 | 小鱼 “么噶，姐妹们......” 熟悉这句开场白的宝子们，一定刷到过“小英一家”。小英口中的么嘎=my god，同时也是云南方言的语气词。 这个朴实憨厚的云南女孩，因贫困走入大众的视线，也因贫困成为了百万网红，如今在短视频上已经有467万粉丝。  今天从三个角度出发，一起看看靠穷走红的“小英”如何成为互联网圣体…… 一、女性话语的一次媒介实践 根据《2024“她”经济洞察》可知，2024年1月全网用户中女性用户占据49.5%，同比增加0.15%，并且女性用户使用互联网月人均使用时常同比增长2.8%。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时代女性被边缘化的情况逐渐减少，在社交媒体上，女性“说话”的机会开始增多，那些的日子逐渐走远。 小英作为一个28岁的女性，坠入了社会最底层和大山最深处，没有公婆、没有文化、在家种地养牛。围绕她的，是永远喂不完的牛，是做不完的饭，是打扫不干净的家里，是照顾不完的孩子，以及时常不在场、出现也从来不干活的老公。 当然，也不仅仅是小英，在中国农村，生活着2.5亿劳动妇女，她们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是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底层妇女，是从不被看见的“蚁族”人民。她们温顺地对待生活，但生活从未给她们好报。 尽管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其代表作《金色笔记》中指出，“只要女性在社会中敢于表现自我，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是对自我解放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空间，让她们拓展视野，为她们提供丰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资源，带来先进思想，引导她们打破固有的生活模式；也没有任何一个渠道，让她们掌握充分的主动权，拥有一个“金话筒”，无需通过男性确认自我，也无需被视为“他者”。  可以说，互联网成为了底层农村女性看世界的“小窗口”，也成为她们表达自身的“小喇叭”。 2013年，丹尼尔·戴扬针对以虚拟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出现后当下公共空间领域发生的转向，提出了“可见性”的概念，将可见性定义为新媒体时代的三项公众权利，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定义被看见的权利、让他人被看见的权利”。 在女性话语的媒介实践中，一方面那些被传统性别规范所遮蔽的女性当事人，有望争取到话语突破和行动抗争的“弱者的武器”，从此有机会以亲历视角呈现、生产那些不为人知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数字话语具备丰富的“能指”与“所指”意涵，使得女性议题的“集体叙事”与“自为书写”特别醒目。 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这一本质将引发积极的社会变迁，在数字化的未来，小英能够将长年累月的繁重劳作、贫困糟糕的生活环境和盘托出，让我们更加以真实立体的视角去看待生活；而我们也会反思：女性是不是天然在男性秩序中拥有“弱社会可见性”？窗口打开、灵魂插上翅膀的同时，如何让她们真正走出命运这座山？涉过偏见的痛苦海？ 二、技术赋权让苦难得以可见 苦难，以其所包含的人类精神中最坚实的力量，使那些书写苦难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厚重的精神深度，也使得布满苦难叙事的短视频得以成功爆火。在网友们眼中，小英的苦难是顾影自怜，狼藉之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是荒诞之中，拼尽全力却一切白费。 短视频中，小英一帧一帧用反常的图景描绘着深入骨髓的乡村之苦，蕴含着“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的寓意，也引发广大网友触动内心同理心与怜悯心加速传播，热度到达巅峰。  苦难文学中的“苦”字在小英的故事中成为衔接赛博空间众多网格节点交汇的核心情绪，也点燃整个舆论场的发酵与信息的爆发式传播，并且伴随着观众的参与式内容二次生产加重“苦”在传播过程中的体会与渲染，而小英也成为“苦瓜大队”的大队长。 莱文森认为，第一个玩具阶段，“新技术像初生牛犊一样急忙亮相、炫耀力量和新的手法，具有超越的力量，技术本身实际上就成为内容”；第二个镜子阶段，媒介技术得到发展，媒介被用来传递和复制现实，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  “很荣幸有很多大学生关注我，你们大学生看我是什么感觉啊，会不会觉得很庆幸坚持把书读去了，其实我心里有很多遗憾的，夜里总是会做梦。”这是小英在评论区的一句留言。 也许在这之前，有人看不到生活中细细密密的苦难，也看不到大山里身体被囿于一方土地的苦难者，但现在人们会感慨，“年少的选择困住了一生”、“婚姻真的是一面镜子”、“怕小英过得苦，又怕上拉如开路虎”……可以说，正是因为媒介传递和复制了小英日常，人们才能够认识这场“远方的苦难”。 早在上个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便提出世界将进入“图像时代”的预见；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本雅明的著名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以及加拿大媒体研究大师麦克卢汉对视听文化的见解，无一不显露出人类已进入“图像转向”的社会。  而正是因为处于图像时代，小英的苦难才能制成影像，上传图像的个人化行为才能被转变为视角、经验以及记忆的共享行为。当以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平台被视为网络人际交往不可或缺的中介，可见性管理既是赋予普通用户的权力，也变成其数字交往中的重要诉求。 “生活与斗牛差不多。不是你战胜牛，就是牛挑死你。”从某种程度上，小英的内核和“二舅”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苦的，都是伤痕累累、渺小如尘埃，但他们都在平凡的一生里，用尽全力地去活着、去对抗残酷的命运和无尽的苦难。换个角度来说，技术不仅仅给苦难赋了权，更让“苦难叙事”的另一个主题——“达观”得以可见。 三、草根的剧本，沉重的议题 “草根”二字具有“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精神品格, 具有“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生长动力, 还具有“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社会感染力。 张峻等综合国内学者对“草根”的界定后曾发表看法：“草根”一方面是指民俗或民间的，趋向于一种“俗味”而又鲜活的文化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是指群众的，平民百姓的，趋向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卑微。在我国流行的网络文化中，成为“草根”意味着“无权、无钱、无望”，成为社会精英或“达官贵人”的对立面。 而小英作为新晋的“草根网红”，“想考大学”的心愿天然带着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所呈现的其实是社会分化语境下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图景。她的流行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格局、民众心态以及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惯例，都有着一种内在的勾连。 从社会现实的视角来看，“草根逆袭”的故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边缘群体”走向“前台”是大势所趋，个体进取的励志话语能够赋予民众斗志和能量，缓解社会矛盾。从民众心态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浪潮、改革开放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让人们苦与乐并存，有的人抓住时代机遇成为富裕阶层，但大部分人都在艰辛困顿，很难逆风翻盘。 在此视角下，“草根逆袭”顺时代之风，得社会之宠。连小英自己都说：“其实我现在就是，可能因为也直播带货嘛，完全就是我们家的经济收入来源，全部都是来源直播卖货，确实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家里洗衣机、冰柜、三轮车，都是我拍视频之后攒钱买的。” 在网友看来，小英的视频是现实版《活着》。住在会漏雨、房梁上全是扬尘灰的屋子里；黄牛被她喂得骨瘦如材，两个孩子被拉扯的面黄肌瘦；地板永远也洗不干净，灶台泥泞不堪；生娃的是她，坐月子的却是她的老公……日子“苦”到极点的小英，就这样因此获得了“苦瓜队长”的“荣誉称号”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小英？在小农经济和儒家哲学熏陶下，我们会下意识选择小英，认为苦难是人生的常态，并且相信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比没站在高层的人靠得住；而那些被贬低进泥巴里的人，更应该获得泼天富贵。  红人点集数据显示，小英在7月5日晚的直播，一开播人数就达10万+，不到两小时的直播，直播累计观看数超350万。渐渐的，小英家中的家具、厨具不断翻新，在网友的支持下，小英的生活条件也在缓缓改变着，逐渐有了底气和话语权。但，随着“小英一家”账号的走红，争议也随之而来。一方面质疑小英的视频存在剧本和炒作嫌疑，认为她是在刻意卖惨以博取流量；另一方面称“草根的苦难从不是流量的噱头”。 她真的能够走出大山吗？我想，不能。这是一个视觉符号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 是的，在流量的风口，猪都能飞上天。流量让小英短期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裕，但精神上的贫穷依旧是底层逻辑。细看之，她靠展露贫困换钱，但又不能真的脱离困境。 结语 当贫穷和苦难被摆上娱乐的餐桌，当小英和刘姥姥一样需要用装疯卖傻换取生存资源，当她们得到了钱挨骂也不可怜的时候，会有人感慨，网络时代，都是戏剧，都是幻影。  当小英家的生活水平肉眼可见地有所改善，从前做菜烧的是柴火，现在已经有了煤气灶台的时候，也会有人庆幸，我们在汹涌的浪潮中，看见了一个被淹没的普通人。 但是，当网红成为了为数不多留给普通人的阶层跃升通道，这件事是不是本身就有着强烈的荒谬感与讽刺感呢？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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