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处理“问题”的手段！能看懂一种，就不是普通人

一切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本质都是资源分配问题。凡是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动既定的分配格局。

动既定的格局，就必然是一种洗牌。洗牌，意味着与既定格局相匹配的价值体系、身份定义、流动路径等，都必须进入到某种程度的调整。

这种调整的幅度，决定了解决问题的程度。

但是，一切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提出了问题。谁提出问题，意味着，谁发现和论证了这个问题，那么，谁发现和论证的过程中，就必然隐含着这个“谁”可能的立场。

而任何立场，背后都不可避免地站着某种利益偏好。于是，从提出问题，到立场表征，再到论证方法，最后到问题所指向的对象，就构成了一种问题三角模型：

第一、谁提出了问题，要代表谁。

第二、向谁提出问题，这个谁就是具备能够解决问题的系统主体。

第三、解决问题，必然要进入到提出问题者与问题指向对象间的博弈。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博弈，往往极大地受到能够解决问题者的偏好的影响。

也正是能够解决问题者的这种影响力，使得问题的解决，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拉锯战。于是，在能够解决问题者的身上，往往就有了所谓的政治智慧。

01

第一种：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问题，如果提的人越多，反而事情越小。

因为，能够被大多数都知道的问题，一定是缺乏艺术修饰的问题。往往要么是问题很低级，要么是问题已经黔驴技穷，摁不住了。

但是，无论是太过低级的问题，还是问题已经摁不住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解决问题，甚至更多的可能是，他也是问题的制造者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从来不是问题，而是一种默认的，或者是居高临下的常态。那么，对于问题所指向的对象而言，那些提出问题的人，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博弈范畴。

相对于不能上牌桌的提出问题者，另外一种提出问题的人，却是在牌桌上摊牌了。

比如商鞅，直接就提出了问题的要害，形成了与老派力量的对峙。最后，平息问题的方式，便是杀一人以平天下。

于是，问题不能随便提，要看是谁能解决问题，以及这个谁在解决问题之后的收益与风险问题。

如果解决问题，会给这个谁带来极大的收益，那么，可以提。但是，只要解决问题，会给这个谁带来风险，那么，风险越大，提问题的人，风险也越大。

说到底，一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最终要看，能给解决问题的人，带来多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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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问题，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决，更多的往往是转移和搁置。

现实中，能够解决的问题，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本质都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甚至是没有答案的。很多所谓的答案，到最终，其实都早已经偏离了问题本身。

这种问题到答案的偏离过程，实际上就是以某种隐匿的方式，达成了对问题本身的隐匿或消解。

这个过程，很多时候，就是从对问题处理方式的选择开始的。而转移，或者搁置问题，就是达成这种效果的有效方式之一。

凡是需要转移的问题，一定是这个问题触及了较大的利益冲突。只要直接解决问题，就必然激发冲突，因此，进入负和博弈。但是，不解决，利益损伤方就一定会继续扩大问题。

因此，转移问题，基本就两种：

一种是为利益损伤方制造某种情绪的宣泄口，也就是制造背锅侠。

另一种是偷换概念，暗度陈仓，以表象的妥协，或者包装过的利益，看似在解决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在继续深化问题。

而需要搁置的问题，则更多的是无力解决问题，或者说，是目前还无法论证到答案，或即使论证到答案，也无法控制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风险。

说到底，需要搁置的问题，说白了，都是肉眼可见的濒临失控的问题。但若以目前的能量去解决，则可能招致更大更快的难以预估的风险。

对于已经选择搁置的问题，如果继续提出来，那么，继续提出的人，就可能站在了事态的逆鳞之上。

03

这个世界，之所以需要哲学，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着太多吊诡的东西。哲学的存在，就是为了剥离掉这些吊诡之处。

一如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于是，有不同的解决之道。但是，一旦把问题放到不同的范畴，问题就会发生多重的撕裂。

比如，把问题放到政治范畴和艺术范畴，对问题的表征，就会呈现出断裂。

因此，从来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解决问题，我们所谓的解决问题，不过是在不同的范畴中，选择了某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而处理问题的方式，从来与解决问题无关。这就是问题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