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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符号和机器》 作者：拉扎拉托 翻译：蓝江 “人”的混合符号学 这种对立——一边是欲望-驱力、欲望-紊乱、欲望-死亡、欲望-攻击，另一边是互动——在我看来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提法。 ——加塔利，《巴西的分子革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加塔利经常借鉴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s）的《婴儿的人际世界》（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一书，以绘制出一幅有助于主体性产生的符号、情动的和存在的要素的谱系。在斯特恩的著作中，前语言主体性是通过非意指符号学来表达的，它与语言“社会机器”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疑问。根据加塔利里的观点，语言学理论和分析哲学系统地忽视或掩盖了这种前个体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是所有主体化模式的根源。 斯特姆在书中列举了构成主体的多重“自我”、符号学、关系和情动，尤其是前语言情动，从而破坏了主体的统一性。事实证明，当我们试图理解作为加塔利主体性理论核心的存在性和自我反思维度时，这种方法尤其具有启发性。与自我的关系远非仅仅通过语言、认知或交流，而是先于语言或认知的存在性、病理性和情动性的自我定位。主体性变异主要不是话语性的，因为它位于主体性核心的（存在的）非话语性的焦点。正是从这一存在维度出发，才有了主体性的出现、过程性、一致性的连续性。只有从这个非意指的、无法命名的和不可交流的核心出发，才会产生意指关系、语言和叙事。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机器奴役利用情动、节奏、运动、持续时间、强度和非意指符号学，使这种前个体主观性发挥了作用。 1.新生自我与非意指符号学 在掌握语言之前，婴儿通过非常丰富和有区别的非语言符号学，积极构建感知、交流和体验自我与世界的形式。斯特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婴儿最初经验的跨主体性质，因为婴儿还无法区分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 斯特恩描述了“语言自我感”之前的三种“自我感”（新生自我感、核心自我感和主观自我感）。在前三种情况下，“自我感”并不意味着“概念”、“知识”或“意识”，因为这些体验并不通过语言、意识或表征。 根据加塔利的观点，在语言意义上的自我之前的不同自我感觉绝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阶段，而是“主体化的层次”，是主观化的非语言焦点和载体，它们与语言和意识并行，在整个生命中表现出来。自我的前三种感觉是通过混合符号学、象征符号学和非意指符号学表现出来的。 从婴儿出生到出生后的头两个月，他经历了“新生人际关系”的“发生”，也就是斯特恩所说的“新生自我意识”的起源。婴儿有三种主要的体验方式：非模态感知、分类情动和活力情动。婴儿有很强的能力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一般和抽象特征中进行选择和组织。强度、时间数字、节奏和运动是每种感官形式的共同特征，婴儿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并从那里将它们从一种感官转到另一种感官，例如从视觉到触觉，或从触觉到听觉。 发生的事情的抽象和非模态特征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情感过程来理解的：一种是表达愤怒、惊讶、喜悦、悲伤等情绪的分类情动，另一种是表达心理状态变化和感受方式强度阈值的活力情动。活力情动“通过动态的、动感的术语来捕捉，如'心潮澎湃’、'消逝’、'转瞬即逝’、'爆发’、'渐强’、'渐弱’、'爆发’、'拉伸’等等”。斯特恩认为，舞蹈、音乐以及视频影像的持续时间是最能捕捉这些强度、这些“感受方式”的实在。 斯特恩和加塔利认为，在这个整全的主体世界中，主体和对象尚未区分开来，自我和他人无法区分，交流是通过感染进行的，“现在和将来都是人类主体性的基本领域”。它在意识之外运作，代表着经验的“母体”（matrix，斯特恩）、“生存核心”（existential core，加塔利），“思想、感知形式、可识别的行为和口头表达的情感都将由此产生……最后，它是所有创造性经验的最终源泉”。所有的学习和所有的创造性行为都依赖于这种新生自我意识。“这个经验领域在随后的每一个自我意识领域的形成过程中都会保持活跃”，在以后的学习和创造过程中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在童年时期，通过精神病、吸毒和某些意识变异的状态，也可以通过艺术创作、恋爱、政治激情、生存危机，甚至通过哲学的话语方式，接触到这些符号化模式。 2.“核心自我感”、“主观自我感”和象征符号学 “核心自我感”义（相对于他者的自我和与他者在一起的自我）构成了自我和他者作为“实体”的体验，具有“物理存在、行动、情动和连续性”。核心自我感取决于“各种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仍然不是一种认知建构（因为它发生在意识之外），而是一种经验的整合和“无言的记忆”，它为所有更复杂的自我感提供了基础。 斯特恩认为，二到六个月可能是婴儿一生中最纯粹、最强烈的社交时期（社交性微笑、对他人的发声、相互凝视等）。 当婴儿发现自己有“心灵”（mind），发现他人也有：“心灵”，发现经验、内容、影响和情动是可以分享（或不可分享）的，并且可以不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时，他就会产生主观自我感，因为语言还不存在。自我和他人不再仅仅是具有某种物理存在、行动、情动和连续性的核心实体，它们是具有“内部和主观状态”的实体。 如何在不使用语言的情况下与他人的主体经验建立联系，分享他们的情动？正如加塔利和西蒙东（或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跨生命、跨个体”的主体性来做到这一点。 九至十二个月大的婴儿能够协调自己的“心灵状态”，如“共同注意力”（joint attention）、“意向”和“情动状态”。活力（动态和动感）情动和分类情动（喜悦、悲伤）构成了婴儿“调适”和分享的素材，而“调适”和分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共享的”意指关系框架和“前语言”交流手段（手势、姿势、面部表情和声音表达等）。情动仍然是“与母亲交流的主要方式和实质内容”；其他人——情动加上手势、姿势、非言语动作和发声——是语言出现和习得的“最直接起源”和原语言条件。正如加塔利所说：“正是在这种原社会的、仍是前语言的宇宙的核心，家庭、种族、城市等特征得以传播（我们称之为文化无意识）”。 3.“语言自我感”与意指符号学 第四种自我感，即语言自我感，涉及到主体性的语言部分与非语言部分之间的分界与区别、互补与差距，也涉及到象征符号学与非意指符号学之间的分界与区别、互补与差距。这是因为，语言的出现是“生活”经验与“表征”经验分裂的根源。 如果说语言的意指关系使我们更容易与他人分享经验，那么它们也可能使他人和我们自己无法获得这些经验的某些部分。经验的非语言和“整体”部分，与可以转化为语言的那部分经验可以很好地共存，语言部分和谐地丰富和扩展了生活（情动）经验。但后者也可能被语言割裂和渲染，从而迫使经验转入地下（压抑）。成年人会说：“啊，看那一缕阳光，澄黄如金”，就具体化对阳光的体验，与婴儿的非模态体验大相径庭。 “语言可以唤起超越语言的体验，这一悖论或许是对语言力量的最高赞誉。但是，这些都是诗意使用的词语；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词语更多的时候却恰恰相反，它们要么割裂了全球的非模态体验，要么将其转入地下”。三种前语言的自我感不是形成语言自我感的步骤。它们仍然是独立的符号学和主体性的“生产 ”中心，继续以自身的“自主性”和自身的符号学并行运作。 加塔利认为，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通过思考言语符号学和非言语符号学之间关系的方式，提出了类似的政治问题。这两种理论所依据的模式，一方面是由欲望、驱力、本能、灵性和自发性组成的源初世界，另一方面是由语言和符号学所表达的社会秩序、象征、法律和禁令。符号-语言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模式。同样，在政治主体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政党及其“民主集中制”来组织和约束主体的自发性。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象征阉割”（symbolic castration）和 “法律”模式在语言和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对福柯来说，“前话语的性欲多重性有效地预设了'前法律’的性”这一观点也是主体性“浪漫愿景”的一部分，因为与斯特恩所证明的相反，我们对语言、法律、象征和禁忌之前的现实无话可说、无计可施。只有通过象征、法律、禁忌和能指的“调解”，才能确保进入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的“实在”。 由于欲望包含了梦境、幻想和表征，所以人们总是要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做出选择。在斯蒂格勒看来，最接近动物性的“驱力”必须经历象征性的“升华”，以重建被资本主义摧毁的“超我”和“法则”的必要功能。维尔诺则完全遵循维特根斯坦的箴言，即“语言”取代“驱力”。“语言通过从上到下的塑造”完全重构了驱力世界，因为它教会我们用语言和语法来表达属于情动秩序的东西。在巴迪欧的无党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动物与主体之间的对立转向了“渴望自发性”与“组织纪律性”之间的对立。加塔利对这一模式提出了质疑，理由是，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主体性的非语言符号学“绝对没有任何未分化别的东西”；相反，它们“涉及高度精细的装配、语法和符号化模式的操作，而这些操作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元语言和过度编码，以便对它们进行解释、指导、规范和排序”。它们的语言既不贫乏，也不丰富；它们有着天壤之别。 问题的关键不是贬低语言和意指符号学，而是与语言学和分析哲学的做法相反，将我们自己置于话语性与非话语性之间，以使阐释和主体性“居于其间而生成”。
电影的混合符号学 我们去电影院是为了暂时悬置我们惯常的交流方式。 ——加塔利《穷人的躺椅》 一场政治斗争业已展开，并将继续围绕电影而斗争，以控制主体化和去主体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就是电影影像的“非人”符号学对个体化的主体所产生的效果。自我的三种前语言感、语言自我感和符号学（同时是非意指符号学、象征符号学和意指符号学）被电影机器所调动，电影机器通过将影像和感知（“电影眼”）解域化，有可能以其方式破坏主体的统一性。 在电影中，我们有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说明了意指机器是如何让象征符号学和非意指符号学的行动变得中性化、秩序化和正常化的，而这些象征符号学和非意指符号学在主流意指关系的控制范围之外。通过意指符号学对象征符号学和非意指符号学进行分级，电影业的功能就像群体精神分析（加塔利）一样，有力地帮助构建角色和功能，尤其是帮助塑造个体化的主体及其无意识。 加塔利列举的正是电影中的符号学： ——指口语的语音表达结构（意指符号学）； ——指器乐的有声但无声的结构（非意指符号学）； ——指绘画的视觉结构（非意指符号学和象征符号学）； ——人体的姿态和动作等（象征符号学）； ——构成非意指符号“强度”的持续时间、运动、时空断裂、间隙、序列等。 电影的效果首先来自于它对非意指象征符号学的使用（“视觉图像、色彩、声音、节奏、手势、语言等的联系和内部运动”），它在短暂的瞬间代表了超越意指符号学的潜能，代表了绕过人格主义个体化的潜能，代表了开启主流主体化中尚未记录下来的潜能。 电影影像不能像语言那样，直接用确保意义相对稳定和不变的句法和范式来编码、标记和构架。有了电影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个后意指符号学的世界中重新发现前意指符号学的特征。电影并没有把表达的两个组成部分（能指/所指）放在一起，而是像原始社会一样，把“n”放在一起：图像、声音、口语和书面语（文本）、动作、位置、色彩、节奏等等。根据所占比例的不同，阅读和观看电影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可以通过它的色彩或节奏，通过它的影像，通过它所产生的一连串影响来观看它，在能指链和所指内容之间绝对不存在单一的、必然的或无意图的关系”。 与原始社会一样，图像（符号学）和强度、运动、时间间隔、时间性和速度（符号学）将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重新引入指称和意指关系中。表达再次变得多声部、多维度和多指涉。“电影中的符号学成分相互滑动，却从未将自身固定或稳定在潜在内容的深层语法或转换系统中，从表面上看，这将导致显性内容”。 帕索里尼同样分析了电影语言形式化的不可能性，对于这位意大利诗人来说，电影以及人类实在和事物本身的重要部分都是通过符号系统来表达的，换句话说，是通过非语言（图像或“非-符号”（im-signs））和非人类“语言”来表达的。来自记忆和梦境的图像都具有电影序列的特征，它们“几乎是前人类的事件，或处于人类的边界。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前程式化的，甚至是前形态学的（梦境发生在无意识层面，记忆过程也是如此）”。 电影既是“从根本上说是怪诞的”，又是“迷幻状态的怪物”。电影语言中的“非理性”元素，即“野蛮、不规则、侵略性、幻想性”，是无法消除的；因此，要建立一种“体制化的电影语言”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帕索里尼所说的这些“非理性”特征构成了情动、强度、速度等的表达方式，其运作依赖于个体主体理性之外的逻辑。 因此，即使只是一瞬间，电影也能让我们成为“孤儿：独自一个人、失忆、无意识、永恒”，让我们脱离赋予我们角色、功能和意义的社会分工。 电影影像的强度、运动和持续时间可以产生去主体化和分化的效果，就像童年、毒品、梦境、激情、创造或疯狂可以剥夺主体的身份和社会功能一样。电影悬置了感知和惯常的视觉坐标，使感官运动系统失灵。图像和动作不再取决于物体的运动，也不再取决于大脑；相反，它们是机械装置的自动产物。反过来，蒙太奇通过迫使我们进入不同的时空区块，破坏了普通情境、图像和动作之间的联系。 但是，电影影像非但不能逃避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性，反而会将我们束缚其中。它们只是主体化的焦点。作为主体化的载体，它们只能触发、启动或开启异质生成的过程（包括异质的生成和过程的生成）。主观异质性的一致性取决于多种力量、工具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归根结底，它取决于政治学和美学。美国文化产业在这场伦理政治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而这场斗争的焦点就是异质性。文化产业像精神分析一样，利用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的能指，努力中和并扼杀异质性。 电影的多指涉、多语义符号学向主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迷幻状态下的怪物”及其“非理性元素”的驯化，都是通过将象征符号学和非意指符号学还原为资本主义主体性模式而实现的。 商业电影“毋庸置疑具有家庭主义、恋母情结和反动性。……它的使命是使人们适应大众消费所要求的模式”。如果说电影无法像语言那样建立不变和稳定的意义，那么它仍然可以制作出具有榜样力量和显而易见的实体存在的主体性模式。电影作用于主体性的深处，因为它利用非意指符号学和象征符号学学为主体性提供身份和行为模式。因此，它的功能就像“群体精神分析”，将强度正常化，将符号分级，并将其限制在个体化的主体中。 商业电影对无意识的影响甚至比精神分析更为强大，因为它的无意识“由牛仔和印第安人、警察和强盗组成”（换句话说，是一种非俄狄浦斯意识，一种与我们周围世界平等的无意识），它所调动的一系列符号学机制“直接与观众的符号化过程相联系”。 商业电影以及电视所产生的效果与意识形态无关，因为它不涉及反思意识和表征。 “它的所有非理性的、初级的、畸形的和野蛮的元素都被文化工业和整个产业强行压制在意识层面之下；也就是说，它们被利用作为震撼和说服的潜意识工具”。 意识的提升并不是充分的反应，因为影像影响着我们，并与语言自我之前的三个“自我 ”直接相关。非意指象征符号学并不作用于意识，而是直接作用于“现有和潜在行动的持续变化和力量”。 在这里，主体性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毫无关系，因为它，尤其是它的组成部分，是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的，带来了我所说的非意指元素，为时间、节奏、空间、身体、色彩和性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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