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经典 | “爨体”郄见

三友墨斋 202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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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体”郄见

□唐楷之

一、“爨体”意涵

《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先后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与道光七年（1827）被发现，适逢碑学鼎盛，搜访碑志风气流行。《爨龙颜碑》早在元明即见著录于《云南志略》《云南通志》，金石大家阮元跋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真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爨宝子碑》初现时未及重视，值阮元任云贵总督编修《云南通志》首次著录，其后咸丰二年（1852），地方知县邓尔恒移《爨宝子碑》至武侯祠，遂声名日隆。

“二爨”书风独特，浑厚朴茂，姿态可爱，体兼楷隶，世人珍崇。二碑以独特的面貌为碑学家推崇，阮元举《爨宝子碑》“乃云南第一古石”，康有为推《爨龙颜碑》为“神品第一”“古今楷法第一”“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①在阮元、康有为等大家不遗余力地推崇下，“二爨”声震寰宇，研究、学习“二爨”蔚然成风，涌现出沈曾植、康有为、李瑞清、郑孝胥、经亨颐、王蘧常、陆维钊等师法“二爨”的名家。

随着“二爨”盛行书坛，“爨体”伴随着金石学家与书家的研习实践约定俗成笼统性观念。阮元、康有为等在评述中包含了对书体溯源与书风特征的基本表达，另有沈曾植、李瑞清、王蘧常等深入研习“二爨”，承前启后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爨体”研究坚实的主体基础。在当代书体研究中，“洛阳体”“北凉体”“魏碑体”等概念的相继提出，也促进了对“二爨”的体认，“爨体”概念应时而生。从书体角度看，《爨龙颜碑》被视为“永为楷则”“正书第一”，而《爨宝子碑》则为隶书之宗，属铭石书类，可见二碑书体之别。尤其在南北朝时期，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的书体特征还较难界定。对“爨体”的界定不仅要从书体角度进行诠释，还应涵括云南爨文化视域下的书体与书风特征的总和。随着现代考古成果的出土，在云南地区发现了南朝时期“爨体”墓志的新资料。如1965年在曲靖陆良出土的《爨龙骧墓石》，此石刊立于太和六年（371），早《爨宝子碑》三十余年。另有《赵宣伯残碑》出土，志石载立于太元十年（385）十二月十三日，碑志已残，仅存数十字。两志石皆早于“二爨”，然书风一脉相承，同为典型的“爨体”风貌。作为新发现的碑志其意义重大，一方面丰富了“爨体”宝藏，形成多项实证，共同反映了其时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为溯源“爨体”书体演变提供了更新的详实材料，拓展书风探索资源。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碑志多有类似“爨体”书法特征的石刻，如《钦文姬辰墓志》《沮渠梁安周造寺碑》《王建之墓志》等，这些石刻虽出土地域不一，但都有着相似的书风特征。因此，“爨体”的书学概念也随着时代考古新发现和艺术创造实践的推进而得以不断明确、丰富、提升。

“二爨”诞生时间不同，二者风貌之殊同，再现了书体发展变化多端的复杂迹象。后世书家在临习时多有评论。如王蘧常自述：

我从沈先生学碑，除写《爨龙颜》之外，因《爨龙颜》和《爨宝子》齐名，固又仿习《爨宝子》……为了能使字势刚柔兼备，沈先生又要我改学《郑文公》取圆，再改《张猛龙》《龙门造像》取方，曾三经反复，笔势稍充。②

沈氏认为《爨龙颜碑》比《爨宝子碑》更难学，或因“大爨”隶意更浓，已见楷化，初学不易把握精髓。具体论及二碑，称《爨宝子碑》方圆兼备，体兼楷隶，兼具隶书之圆转与楷书之方劲。陆维钊临习“二爨碑”，其称《爨龙颜碑》方圆兼备，“高华朴茂超于中土诸碑之上”③“《石门铭》用笔最圆，《爨龙颜》次之。”④至于《爨宝子碑》，用笔更为方峻，然终不及《爨龙颜碑》意蕴深长。陆氏认为《爨宝子碑》用笔方刻，《爨龙颜碑》笔法更圆。二碑皆处于隶书楷化的过程，方圆兼备是共同特征，在方圆之分上则诸家又各有见解。由上可知，“二爨”成为学者书家研习关注的热点、重点和难点，初只以“二爨”并称，其后从书体和风格辨析中凝练出“爨体”的概念。“爨体”是一种笼统特征的总观，细审二碑在书体与书风上皆有不同，这一概念又特指“小爨”，因“大爨”与魏碑风貌贴合。加之现代考古出土《爨龙骧墓石》《赵宣伯残碑》，从民族文化习俗和审美艺术上共同体现了融合创造与本土化成的无穷生命力，增益了新时代“爨体”的意涵。

[南朝]爨龙颜碑并阴(罗振玉藏本,局部) 拓本上海图书馆藏

李国松题《爨龙颜碑并阴》 25.9×15.4cm×2 上海图书馆藏

释文：“卓尔不群”，碑文第十二行。“不”字撇笔，道光中叶以前拓本已泐及下端，此本仅损中间少许。“群”字次横，道光中叶以前拓本已微泐右端，此本无损。“次第驎崇”，碑文第廿一行。“驎”字马旁钩笔，道光中叶以前拓本已与石花并连，此本则尚清晰可见。己巳三月廿七日，新得沈均初藏初拓《爨龙颜碑》，以旧藏道光中叶以前拓本对校一过，随笔记之。槃翁。此碑为云南第一石，阮文达督滇时始访得，道光七年建亭护之，刻跋语于碑末二行之下。逮道光十二年，知州邱均恩又增刻一跋于碑文第十九、廿二两行之下。初拓本无阮跋者至为希见，有阮跋而无邱跋者，近亦不可多得矣。此初拓本，乃沈均初故物，经常熟翁文恭鉴定，朱笔题记，甚可珍。碑阴亦旧拓也。己巳三月，以重直从上虞罗雪堂参事易得，欣喜志之。槃翁。

钤印：槃翁（白）

二、“二爨”殊体

魏晋南北朝书法处于书体嬗变的关键阶段，碑志隶书向楷书过渡。“二爨”为南碑经典，其书体已显见变化。若将新出土的《爨龙骧墓石》与《赵宣伯残碑》加入“爨体”演化中展开分析，其演化进程更易显见。关于“二爨”的书体在康有为早有论述，其称《爨龙颜碑》为正书第一，《爨宝子碑》为隶楷之间。此二碑皆体兼楷隶，然楷化程度各有不同。从南北朝时期碑志看，书体嬗变的痕迹广泛存在。清代自阮元南北书派论被世人接受后，北方以碑盛、南方以帖盛，成为主流观点。“二爨”的问世无疑提升了南碑的地位与价值。沈曾植晚年论及南朝书法有三体，分别为“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碑碣南北大同，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⑤沈氏称南方碑碣书体与北方大致相似，其楷隶法意相杂。碑碣刻石书法即为“铭石书”，南朝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鍾繇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⑥铭石书为刊刻于碑石之上的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八分书一致。顾蔼吉撰《隶辨》卷八《隶八分考》云：“所谓铭石之书，盖八分也……鍾繇《泰山铭》《受禅碑》皆铭石书也，羲之谓之八分，今见拓本亦是八分。”⑦实际上铭石书因使用场景等原因，主要以八分书刊刻，其后随着书体的演进，铭石书出现隶楷杂糅，字体转化的趋势，其状态和概念亦随之泛化含混。汉末晋唐时八分隶书普遍用于铭石勒碑，铭石书即含有八分书之俗称。对此，启功称：“'铭石’即是《上尊号碑》字体（即八分书）。”⑧汉末隶书趋于程式化，演化为八分书，主要见于碑碣之书，在历史传承中显示独特的审美范式。如《上尊号碑》字形方正，以方笔为主，整体端庄严肃。同一时期还有《受禅表碑》亦为典型八分，在汉末魏晋时期，隶书体为正式或重大场合指用的官方书体，其上承篆籀，下开楷书，在石刻体系中发挥重要的承载功用。罗复堪论“书体自魏晋后，由分书而入正书，故刘宋一代为书体变迁一大关键。”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铭石正体从八分书演变为正书（楷书）的关键时期。清代书家评述“二爨”，多将《爨宝子碑》视为由分入楷之代表，归属于八分书类。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

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分书，分额，云南曲靖。按太亨元四年，详碑末邓尔恒跋。道光间始访得。此由分入楷之渐。《中岳嵩高灵庙碑》用笔结构，与此相似。⑩

《爨宝子碑》整体书风偏于隶书，传承汉末八分遗韵，然在字形及用笔上已见楷书端倪，杨守敬称其为分书，应作如是观。中原出土的《嵩高灵庙碑》风貌上与其极为相似，根据两碑拓本鉴赏，无论用笔、结构皆有共相通径，二碑皆属同一时期，可见书刻南北大同，此观点与沈曾植一致。此外，赵之谦亦称：“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八分书。”⑪李瑞清亦称《爨宝子碑》为隶宗。清末民国书家判断其为八分书，但其相较于三国曹魏时期的《上尊号碑》《受禅表碑》等典型的八分书已明显变化，流露楷书笔意，故诸书家皆视其为由隶入楷的特殊形态。此介于隶楷之间的迹象已经成为八分铭石书的一种变体，是八分铭石书由典型转向泛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前人统称“二爨”皆由隶入楷论之，将《爨宝子碑》定为八分书，而将《爨龙颜碑》视同楷书看待。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书体的总体规律来看，由隶入楷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无论南北疆域皆普存演化创造的遗迹。从汉末八分隶书到北魏洛阳魏碑体，中间经历了长期且复杂的融合演化状态，凝结中华文字和书体创造智慧。在南北两地同时期的铭石体皆沿着相似的发展路径演绎，康有为称：“《谷朗》《郛休》《爨宝子》《枳阳府君》《鞠彦云》《灵庙碑》，以其由隶变楷，足考其源流也。”⑫诸多碑刻点滴汇聚了铭石体由隶变楷的非凡历程，其中《爨宝子碑》书体更倾向于传承八分古隶，至后《爨龙颜碑》则基本变化成为隶意犹存的魏碑楷书。清代吴振棫《以爨龙颜碑寄大侄春焘》中称：“千钱买寄汝一观，朴散风神同北魏。”⑬时《爨龙颜碑》拓本难得一见，其侄欲观此碑，吴氏则作此表明《爨龙颜碑》拓本之名贵珍罕，又称此碑风神与北碑相似，其意直指魏碑楷书之间的微妙关系。此论在后世书家中多有同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笔法论称《爨龙颜碑》“永为楷则”；沈曾植题跋：“《仕德碑》（即《爨龙颜碑》）在宋世，楷法遂多于分法，此中嬗变，极可研寻。”⑭陆维钊称《爨龙颜碑》与北魏《张猛龙》《贾思伯》二碑相近。《爨龙颜碑》应以楷书论之，其用笔结构等方面倾向楷化。清代张德容在《爨龙颜碑》题跋：“此则楷法尤多，足见魏晋以后，由隶变楷，风会源流，凿凿可据。”⑮“二爨”皆由隶变楷，细审“小爨”缘为变化之始，上承八分；“大爨”可视作变化过程，开碑楷先河。当代学者刘涛指出《爨宝子碑》传承方笔隶书，《爨龙颜碑》则为带有隶书遗韵的楷书。综上所述，“二爨”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碑碣书法由分入楷演进的范本。自清代以来书家多将《爨宝子碑》视为八分书，而将《爨龙颜碑》归属楷书，二碑印证了分隶楷化的复合与璀璨。

[东晋]爨宝子碑 183×68cm 拓本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局部）拓本

[东晋]王建之墓志(局部) 拓本

[北魏]钦文姬辰墓表（局部）拓本

三、“爨体”演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体的演进是复杂的，平城、洛阳、凉州、建康等地作为政治文化传播中心，从不同方面对书体的发展极具推动作用。传统书法史多以汉文化的统治中心论述，对边缘地域性书法的特殊价值与意义关注不足。清代以来书家对“二爨”书体与书风进行过论述，“二爨”渊源有自，一脉相承，凸显共性与个性。随着《爨龙骧墓石》《赵宣伯残碑》等云南石刻的出土，我们益加明晰“爨体”的溯源与形成。

《爨龙骧墓石》刊刻于太和六年（371），《赵宣伯残碑》刊立于太元十年（385），此二碑石皆早于“二爨”。从《爨龙骧墓石》到《爨龙颜碑》前后相距八十余年，但书体已发生由隶入楷的转变。《爨龙骧墓石》字迹磨泐剥蚀，苍古漫漶不清，用笔方圆并运，结体纵横自然，仍为八分铭石书类。其后《赵宣伯碑》虽为残石，然石面保存较好，字口清晰，与《爨宝子碑》书风极为相似，无论用笔、结字都具有“爨体”的典型风貌。此碑早于《爨宝子碑》十余年，其书风基本保持不变，体现爨体在这一时期应用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其后《爨龙颜碑》的刊立已经演化为犹存隶意的楷书。其楷书的笔法逐渐形成，书风亦随之而变。从“小爨”到“大爨”之间的五十余年或应还有碑刻遗存，记载着书体与书风变化的微妙细节，随着考古发掘能够呈现“爨体”的繁荣景象。仅据此四方云南出土碑志看，我们关注到《赵宣伯残碑》志主赵河西并非爨氏一族，而其墓志书风与《爨宝子碑》极为相似。由此可知：其一，“爨体”为承续八分，是当时普遍流行于南中的铭石体；其二，“爨体”不应为地域性书体概念，并非仅限以“二爨”为代表的爨氏族群书风。随着云南碑志的不断出土，“爨体”书法探究会取得更丰富、更具学术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其演化和概念的认识还能够提升与更新。此外，当代学者研究南北朝碑刻书法尝以地域书风的传播为梳理线索，与“爨体”同时期的“魏碑体”“北凉体”在书体演化进程及书风上也都表现出形体笔画等类元素的相似性。如北魏《钦文姬辰墓志》、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及建康出土《王建之墓志》等王氏家族墓志时期相近，虽然地域上相距甚远，而书风却呈现类属相似的体貌特征。可见云南作为王朝统治的非中心边疆之地，文化传播的力量却是行稳致远，铭石文化及书体书风与中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融合与创造中彰显了民族习俗和审美实践的认同亲和。

杨守敬《学书迩言》称：

今以晋之《爨宝子》、刘宋之《爨龙颜》……明是由分变楷之渐，而与右军之楷书，则有古今之别。⑯

杨守敬认为“二爨”由分变楷，与王羲之楷书不同。此种“古今”之别即反映了新妍书风与古法继承之间的审美对比，亦是上层士族书风与社会阶层书风之间的价值差别。裘锡圭称：“古人在不同的用途上往往使用不同的字体，而且文人学士，特别是开风气之先的书法家所写的字，跟一般人所写的字也往往有很大的距离。鍾王楷书跟新隶体同时并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⑰裘锡圭客观论述了“二爨”与右军楷书之间的“古今之别”。对此，丛文俊在探讨魏晋南北朝书风时指出，云南“二爨”与江苏出土王氏家族墓志所呈现的隶楷参半的书体为书匠之作，是汉魏铭石体的变体，为地域、阶层用字中的书体滞后现象。隋唐以前碑碣书法多出于书匠，其与上层书风存在巨大差异，盖因书匠在古代以父子相传的形式发展，有其内在传承的封闭性与稳定性。碑志书法使用场域要求其表现出庄严肃穆之感，启功在《古代书体论稿》称碑刻因其使用场景等因素，要尊崇古体，在碑刻中呈现出三种方式，其一为尊仿汉隶，然技艺不精，无论点画、结构多有出入，终不似汉隶精神；其二为书体掺杂，以篆、隶、真相互混合，形成新的合体面貌；其三为“用方条笔划写方块字，横划末尾还要表现隶书的波脚，例如《晋爨宝子碑》《爨龙颜碑》《梁太祖神道阙》《魏岳高灵庙碑》……都是有意做出庄严的架势。”⑱碑志书法因使用场域等因素而形成了特殊的审美范式，加之其传承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在长期的发展中滞后于同时期前卫书风，并延续了前朝体统，保存了世代相传的工艺。

秦汉时期，南中与中原已有交流，文化传播与融合是长期而复杂的。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形成了深入的文化传入路径，从“二爨”碑文可见其汉化程度之精深，不以边疆贫瘠掩其文化高度价值、艺术水准。当前，重新审视“爨体”的提出与研究，将视觉思域聚焦于边界底层，可以基于地域性深化本体研析，同时也应该重视“古今之别”的艺术价值，守正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