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误解的本质与起源：理解关于政治的虚假且未被证实的信念 作者：D.J. Flynn，IE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研究专长为舆论、政治传播和定量方法；Brendan Nyhan，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教授，研究专长为误解与阴谋论、政治传播、政治丑闻与腐败与实验与应用统计方法；Jason Reifler，埃克塞特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专长为外交政策的公众舆论、投票行为和认知偏差。 来源：D.J. Flynn, Brendan Nyhan & Jason Reif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isperceptions: Understanding False and Unsupported Beliefs about Politic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8, pp. 127-150. 导读 本文讨论了误解的起源及其在政治中的影响。误解的蔓延成为了当前时代下的显著问题，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普及下，虚假信息和未被证实的信念更容易传播，这不仅影响了公众的政治决策，也对整个民主制度构成了挑战。而本文试图回答，为什么人们会相信错误且未被证实的政治信息？本文的研究思路围绕几个关键概念展开，包括“错误信念”、“确认偏见”、“动机推理”和“社交影响力”。文章通过实验和观察数据的方法，分析了人们在接触不同信息时的反应，并研究了这些反应如何被个人已有的信念和偏见所影响。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接受符合其既有信念的信息，而排斥相悖的信息。这种倾向不仅源于个体的认知偏见，还受到社交环境和信息来源的影响。尽管科学解释和事实核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错误信念，但这种效果往往有限。本文深化了人们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对信息处理机制的理解，揭示出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个人和社会如何筛选和接受信息。 错误且未被证实的信念在当前政治中非常普遍，并对政策偏好、投票行为和对政治过程的信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错误信念不仅存在于普通公民中，也影响着精英和决策者的行为。错误信念不仅仅是由于信息缺乏或知识不足导致的，更多时候是受到认知偏差、动机驱动、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个体不仅容易形成错误信念，而且一旦形成，这些信念往往具有高度的顽固性和抗拒更正的倾向。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这种顽固性可能导致群体极化，加剧社会分裂，影响民主决策的质量。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形成错误信念？这些错误信念又为何如此难以纠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认知科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系统分析影响错误信念形成和维持的各类因素。 错误信念的形成机制 首先，文章对错误信念进行了定义，错误信念是指个人所持有的与事实或证据相矛盾的信念和看法。这些信念可以是对事实的误解，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信息。错误信念不仅限于对事实的误解，还包括对因果关系的错误理解、对事件或政策的错误归因等。这些信念并非只是简单的无知或信息缺乏的问题，而是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文章在定义错误信念时，特别强调了这些信念的抗拒更正性，即使面对相反的证据，人们也往往坚持错误的信念，这使得错误信念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危害性。 文章紧接着分析了认知过程对错误信念形成的影响。人们在处理信息时，往往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如确认偏差和认知吝啬。确认偏差指的是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忆那些支持其现有信念的信息，而忽视或拒绝与其信念相悖的信息。认知吝啬则指人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倾向于采取省力的思维模式，导致对信息的简单化处理，从而更加依赖既有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在动机推理方面，文章指出，人们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会基于自身的动机和需求主动选择和解读信息。这种动机推理使得个体在面对威胁其自我形象或群体认同的信息时，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态度。这种现象不仅限于信息的选择，还包括对信息的解释和记忆。例如，在政治争议中，个体会倾向于支持那些符合其政治立场的信息，而否认或淡化不利的信息。 文章还讨论了选择性接触的现象，即人们倾向于接触那些与其已有信念一致的媒体和信息来源，而避免接触可能挑战其信念的信息。现代媒体环境中，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这种选择性接触更加显著。社交媒体算法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推荐内容，进一步强化了信息茧房的形成，使得用户更难接触到多元化的观点。 此外，社会认同和群体动力也被认为是影响错误信念的重要因素。个体的信念和态度往往受到其所处社会群体的强烈影响。群体内部的压力和认同需求使得个人更倾向于保持与群体一致的立场，即使这种立场可能与客观事实相悖。文章指出，在高度政治化和极化的社会环境中，群体压力和身份认同更加显著地影响着个体的信念选择和信息接收。 最后，文章探讨了媒体生态系统的变化对错误信念传播的影响。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碎片化，人们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到符合自己信念的信息源，同时屏蔽掉不同的声音。这种信息获取方式的变迁，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共识更加困难。 方向性动机推理的作用 本文接着强调了方向性动机推理在塑造和维持错误信念中的关键作用。方向性动机推理是一种心理过程，人们倾向于处理信息以支持其先前的信仰和偏好，而不是以客观和中立的方式评估事实。在这种推理过程中，人们会寻求和接受支持其既有信仰的信息，同时忽视或拒绝与其信仰相矛盾的信息，这种倾向被称为确认偏误。当面对与其信仰相矛盾的信息时，人们会更加努力地反驳和质疑这些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反驳偏误。此外，人们倾向于认为与其既有态度一致的信息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这种效应被称为先入为主效应。 方向性动机推理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受到了情景与个人调节的双重影响。政治信仰常常与个人的身份密切相关，例如党派认同、宗教信仰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因此，当新的信息威胁到这些身份认同时，人们会本能地抵制这些信息，以维护其心理上的一致性和情感上的稳定。这种心理过程不仅影响信息的接收和处理方式，还影响人们如何记忆和解释信息，使得不同的人在面对同样的信息时，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这种倾向在高度政治化和情感化的议题上尤为明显，因为这些议题更容易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和身份认同的威胁。 1. 情境调节因素 (1) 党派精英的极化 党派精英的极化是一个显著的情境因素。当政党领袖和精英在某一议题上表现出高度对立的观点时，普通民众更容易根据自己所属党派的立场来形成意见。这种极化加剧了信息处理中的党派偏见，使人们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党派立场一致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与事实不符。党派极化增强了个体对党派标签的依赖，削弱了对客观事实的关注。 (2) 来源效应 人们更容易相信来自与自己具有相同党派或意识形态背景的人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被视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相关性。相反，来自外群体或对立群体的信息往往被质疑或忽视。这种效应在信息传递和误解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高度党派化的议题中。 (3) 共识信息 共识信息是指涉及到广泛科学共识或专业意见的信息。这种信息有时可以减少方向性动机推理的影响，尤其是在科学议题上，如疫苗安全性或气候变化。然而，在某些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上，即使有强烈的科学共识，人们仍可能会坚持其原有信念。共识信息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是否能够被目标受众视为可信和相关。 (4) 议题显著性 议题显著性影响方向性动机推理的强度。对于高度显著或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人们的党派化偏见往往更强烈。这是因为显著性增加了个人对某一议题的情感投入，使他们更加倾向于维护已有的信念，而不是根据新的证据调整观点。例如，媒体对某一议题的广泛报道会加剧个体的党派偏见。 2. 个体调节因素 除了情境因素，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准确性目标和方向性目标之间的平衡。个体的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是关键因素，高水平的政治知识往往使人们更倾向于方向性动机推理，因为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和抵制与其信念相悖的信息，从而维护既有立场。尽管有研究认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更强的方向性动机推理相关，因为其通常与较低的开放性体验有关，但实际上，这种推理倾向在各个意识形态群体中都普遍存在，不仅限于某一特定政治倾向。因此，所有意识形态的人都可能受到方向性动机的影响。 除此之外，心理因素也对方向性动机推理有重要影响。具有高科学好奇心的人更愿意接受与其偏好不一致的信息，显示出开放性和好奇心可以减弱方向性动机推理的作用。 最后，社会类别差异如种族和年龄也会影响对事实的方向性动机推理，尤其是在涉及文化敏感性或令人不安的背景信息时，这些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解读和反应，从而影响信息的接受和误解的形成。这些个体因素共同作用，塑造了人们在面对政治信息时的倾向性处理方式。 精英和媒体的作用 精英和媒体在传播和强化政治误解中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精英，包括政治领导人和活动家，通过他们的立场和言论显著地影响公众舆论，公众舆论往往与精英的提示相一致。研究表明，选民倾向于采纳他们喜欢的政治家的政策立场，而不是选择与自己观点最匹配的政治家。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家不仅会改变他们表达的立场，还会改变他们所做的事实陈述，反对气候变化缓解措施常与否认科学共识有关，精英在信仰两极分化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了解他们如何将某些信仰政治化。 媒体在误解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媒体的报道直接影响公众对错误信息的接受，间接地影响精英行为。近年来，媒体环境的变化和新闻报道规范的发展，影响了对事实争议的报道。例如，党派媒体节目经常对政治对手提出错误或夸大的主张，而这种报道是否增加了消费者的误解仍需进一步研究。平衡新闻报道未能充分代表政策或科学辩论中的证据，可能导致误解。在某些情况下，媒体报道不仅不平衡，还会故意误导，如对社会保障财务状况的错误陈述。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规范也可能对精英行为产生制约作用，例如，提醒立法者关于事实核查的选举和声誉风险，可以减少他们发表错误声明的可能性。 误解广泛存在，对公众舆论、代表性和民主政治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误解不仅影响公众的观点和行为，还可能扭曲政策辩论，甚至影响立法内容。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误解普遍存在，精英和媒体在促进这些错误和不受支持的信念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误解不一定总会对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但它们对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的事实基础仍然可能造成有害后果。 结论 本文的证据表明，误解在公众中是普遍存在的，而精英和媒体在传播这些错误和未经证实的信念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误解往往会扭曲人们的观点和行为，即使在不直接影响行为的情况下，这些误解仍然会对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的事实基础造成有害后果。 学者应进一步研究在处理政治信息时方向性动机占主导地位的条件。在何种情况下，人们会对与其先前态度或倾向相矛盾的事实作出有意义的回应？极化、党派提示等条件会导致某些政治事实的误解。明确这些条件的范围对于理解误解可能在何时形成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对抗这些误解至关重要；其次，需要进一步研究调查方法。如何才能最好地衡量误解，以防止表达性回应，避免漏报和最小化社会期望效应？最后，关于误解的研究必须减少对大众的近乎排他性的关注。需要研究政治精英和媒体在决定哪些信念变得政治化以及何时政治化方面的角色。 译者评述 本文通过系统地分析政治误解的形成和传播，揭示了精英和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强调，误解不仅普遍存在于公众之中，还会对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的事实基础产生深远影响。文章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误解的来源，包括方向性动机、精英操控和媒体报道等因素，并呼吁学者进一步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方向性动机会占主导地位，以及如何最有效地测量和对抗这些误解。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将现有的关于误解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文章通过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精英和媒体如何利用误解进行战略操控，并对公众舆论形成的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误解的普遍性和持久性，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文章通过探讨方向性动机和准确性动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人在处理政治信息时的心理机制，这对于认知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文章主要基于美国的实证数据，尽管有一些跨国比较，但对其他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误解现象缺乏深入探讨，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其次，文章虽然提出了方向性动机和准确性动机的理论框架，但在具体的测量方法和实践操作上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此外，文章在探讨媒体和精英的作用时，更多地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对个体层面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反应探讨较少。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可以进行更多的跨国比较研究，探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误解的形成和传播机制；其次，进一步细化方向性动机和准确性动机的测量方法，开发出更加精确的调查工具；此外，加强对个体层面的研究，探讨人们在面对误解时的心理反应和行为选择，从而为制定更加有效的对策提供依据。最后，可以进一步关注新媒体环境下的误解传播，特别是社交媒体在误解形成和扩散中的作用。 词汇积累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政治误解 Directionally Motivated Reasoning 方向性动机推理 Confirmation Bias 确认偏见 Media Influence 媒体影响 Elite Manipulation 精英操纵 译者：周正，国政学人编译员，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研究型硕士生，研究兴趣为政治心理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本体安全。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罗佩琪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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