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乱多故，不仅需要诗歌来宣泄浓重的哀思，也需要文章来记录深沉的理性思考，陈述匡时救弊的良方。时势决定了大历时期政论文的发达。尽管不少著名文学家的政论（如戴叔伦《述稿》）和文集（如刘长卿、韦应物）不幸失传，但陆贽《陆宣公奏议》的传世稍为弥补了这一遗憾。仅这部彪炳千古的政论集就足以让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文章刮目相看，在文学史上为它留下一个特殊的位置。
陆贽（753—805），字敬舆，嘉兴（今属浙江）人。卒谥宣，后世通称陆宣公。《旧唐书》本传称他少孤，特立不群，颇勤于儒学，大历八年（773）年十八登进士第，又应博学宏词科，授郑县尉。当年进士科试《东郊朝日赋》与《禁中春松》诗，陆贽诗做得平平，赋却写得气势充沛，条理明晰，叙事写景也得心应手，初步显示出熟练地驾驭骈体文的能力。之后他又以书判拔萃调渭南主簿，迁监察御史。德宗为太子时已闻其名，登基后召对翰林，即授翰林学士，由祠部员外郎转考功郎中。陆贽感知遇之恩，尽忠报效，朝廷政有缺失，巨细必陈，德宗愈加倚重。据本传载：“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狎戏，朝夕陪游。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陆贽博通古今，才识练达，审时度势，敏于机变。在建中至兴贞元初仓皇反覆之际，全靠他过人的洞察力和冷静的应变能力，德宗才得以避免许多困厄，安然度过险境。建中四年（783）冬，朱泚乱京师，德宗被围困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当时北面诸军被敌牵制，“南方藩镇多闭境自守”（《通鉴》德宗建中四年），观望不动，形势十分危急。值此人情向背之际，陆贽对德宗说“欲纾多难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诚言”。德宗在陆贽反复劝谏下，终于在兴元元年（784）元旦向天下颁布了由陆贽拟的罪己诏，其文略云：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腼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8〕这道诏书原由别人起草，陆贽阅后以为太浮泛，如例行公事，用于平日还凑合，施于眼下这非常时刻则不足以震撼人心，他告诫德宗态度必须诚恳，“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奉天论赦书事条状》）。他拟的这篇诏文情词恳切，一味引咎自责而毫不文饰。历数自己的幼稚暗昧，斥逆臣之狂肆，哀民生之多艰，令人在感动之馀顿生同情和谅解之心，并激发起慷慨报效之志。翌年叛平后李抱真来朝，对德宗说：“陛下幸奉天、山南时，赦书至山东，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臣即时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旧唐书·德宗纪》）。由此可见陆贽察人情、识时务的王佐之才。陆贽虽自幼习儒学，却并非房琯那种不免迂阔的书生。他博学多才，精于谋略，是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读他的奏议如《奉天论赦书事条状》、《奉天论李晟所管兵马状》、《奉天奏李建徽杨惠元两节度兵马状》、《兴元请抚循李楚琳状》、《兴元奏请许浑瑊李晟等诸军兵马自取机便状》等，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识大体”、“有远虑”（刘辰翁语）而又见隐察微的宰相风度。在对待李楚琳的问题上，德宗从其奏，得以免遭不测；论李晟与李、杨两节度兵马的两篇奏文，德宗准前者而未允后者，结果李晟军得以保全，两节度兵马尽落李怀光之手。先见之明，一一应验。其他论财政之文也应时救弊，堪称治世良方。苏东坡曾感叹：“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进读奏议劄子》）可是以刻忌闻名的德宗能尽用么？如果说在奉天危难之中德宗迫于形势还勉强能采纳陆贽的意见，那么一旦局势转变他就要自行其是了。还朝后，陆贽由谏议大夫转中书舍人，迁兵部侍郎，贞元八年（792）参知政事。因直言谏诤，屡致德宗不悦，又遭裴延龄、吴通玄等谗嫉，终于在两年后被罢为太子宾客，再贬为忠州别驾，十年不召。等到顺宗即位征他还朝，诏书未到，他已去世了，享年才五十二岁。一代英才，未尽其用，举世叹惋！陆贽的著作，据权德舆《陆宣公文集序》载，有制诰集十一卷、奏草七卷、中书奏议七卷、文集十五卷。今文集十五卷已佚，诗只存三篇试帖诗，奏草与中书奏议后人合刻为《陆宣公奏议》，流传极广。《全唐文》编世传宣公文为十六卷。 陆贽以文著称。他的文章和遭遇令人想到汉代贾谊，后人论及他的政论文也每每用贾谊来作对比。苏东坡称其“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进读奏议劄子》）。陆象山说：“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 刘熙载则指出：“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辩折有所难行，而纡馀委备可以巽入。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沉切。”（并见《艺概·文概》）刘熙载之论准确地指出了陆贽奏议的辞令风格，如果说贾谊之文激越骏发，逞才使气，那么陆贽之文则委婉沈切，辞理温厚。陆贽深知德宗的褊狭，所以文辞极尽婉曲，不露锋芒，而且每从德宗的立场考虑问题，推己及人，使德宗听来亲切入耳。如《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论诚信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若不尽于己而望于人，众必绐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诚于国者，陛下则兴师以伐之；臣庶有亏信于上者，陛下则出令以诛之。有司顺命诛伐而不敢纵舍者，盖以陛下之所有责彼之所无故也。向若陛下不诚于物，不信于人，人将有辞，何以致讨？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去身。陆贽先论述诚信之必要，继而肯定德宗素来以诚信待人，所以能以其有责彼之无，推己及人，知诚信必不可少。这样的劝谏显得是设身处地替德宗思考，且恭维了德宗，所以比直讲道理更有说服力，难怪刘辰翁读到这里称赞道：“辞婉意如，得告君之道。”[9]又如《论叙迁幸之由状》云：陛下又以百度废弛，志其肃清，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断失于太速，睿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之间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臆度之际未必然也。寡恕则重臣惧祸，反侧之衅易生；多猜则群下防嫌，苟且之风渐扇。是以叛乱继起，怨并兴，非常之虞，亿兆同虑。惟陛下穆然凝邃，独不得闻，至使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人。自古祸变之兴，未有若斯之易，岂不以乘我间隙，因人携离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所谓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 朱泚之乱发生后，德宗虽引咎自责，但实际上他既不清楚也不甘心承认自己的失政，陆贽于是故意说此乱之起，罪在群臣“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则是德宗的睿察太精，神断太速。这是委婉地批评了德宗的失政之由——苛察猜忌。这种寓贬于褒的笔法在陆贽的奏议中很多，形成一种“辞婉而意严” （刘辰翁语）的特点。陆贽的政论文都是骈体，语句工整、声韵铿锵，富有排宕偶俪之美，却绝无呆板僵滞之弊，可以说陈情言事，无不畅达。这从上引几段文字已清楚可见，而《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中的一段尤有代表性：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阻碍，其可得乎？物论则然，人心可见，盖谓含弘纳听，是圣主之所难；郁抑猜嫌，是众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无滞用，鉴必穷微，愈其病而易其难，如淬锋溃疣，决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济艰难，陛下何虑不行而直为此懔懔也？ 虽是排偶骈骊，却流利条畅一如散行，丝毫无牵拘生硬之感。骈文到陆贽，真可以说精纯圆熟，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当然，陆贽并不因此就一律不用散句，像上引文字中末尾就是一句散句，在一段陈述结束时，它使语气变得纡徐舒畅，在整齐铿锵的韵律中制造了一点波折变化。《奉天奏李建徽杨惠元两节度兵马状》在论及处置两节度兵马的具体措施时也用散笔直叙，并不强作骈骊，由此可见陆贽以意为主，不拘泥文辞的通达态度。正因为有这种通达态度，贞元七年他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时，能放韩愈、欧阳詹、李观等古文巨子及第，时称“龙虎榜”（《新唐书·欧阳詹传》）。陆贽不只是一个有政治家风度的文学家，也是一个有文学家眼光的政治家。他的政论文影响深远，以其“辞婉而意严，得告君之体”，所以“后世进言多学宣公一路，惟体制不必仍其排偶耳”（《艺概·文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