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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冯太后（442年－490年10月17日），长乐郡信都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成帝拓跋濬皇后，献文帝拓跋弘嫡母，孝文帝元宏（拓跋宏）嫡祖母。她两度临朝称制，被认为是北魏太和改制的实际主持者，为孝文帝汉化改革及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繁荣富庶打下基础。
（北魏冯太后壁画像 来源：网络） 历史上女性掌一国朝政者，名头最大的，当然属武则天，她不但掌朝政，更是改唐为周，成为女帝，君临天下。 与武则天相比，北魏冯太后显然是被历史忘掉的那一个，虽然她两度临朝称制，掌握最高权力；她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改革，主持太和改制，使得一个鲜卑拓拔氏少数民族创立的王朝勃然兴盛，并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冯太后之名声不彰，或许是因为北魏终究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只是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政治局面，但也只是与南朝并立；或许是冯太后没有将那顶皇帝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尽管她有这种机会，但她只是用自己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智慧，运用自己的权力，极力推动着北魏这个王朝不断前进。 从政治格局上讲，武则天显然比不过冯太后。武则天不但掌握最高权力，还要名至实归非称帝不可；不但称帝，还要改李唐为武周；不但改李唐为武周，还设想将武周传至武姓，这样她就为自己做下了一个死局，是传儿子？还是传侄子？在那个时代，无疑这是无法解开的死局。武则天当然有政治智慧，但她的政治格局，显然比不上冯太后，武则天囿于一姓之私而害天下，冯太后则以天下为己任，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当然，你也可以说汉初吕后也曾掌握最高权力，但也并未称帝，是不是吕后的政治格局也很大？ 吕后不称帝，是因为她没有称帝的历史条件，刘姓诸王势力庞大，朝野之上皆是追随刘邦的旧人，人心向刘而不向吕，吕后当然知道这一点，另外，吕后自己也没有称帝的心思，毕竟，那是前无古人之事，何况，大汉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就是她与刘邦夫妻俩合伙开创的事业，将天下改刘为吕，作为妻子，她可能想都没想过，她想的，也只是如何借助最高权力让吕氏一族崛起，做的最大胆的事，也就是打破了刘邦的“非刘姓不封王”的政治遗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何谈政治格局，简直连政治智慧也欠缺，从她死后吕氏遭清算来看，这很明显。 而冯太后出身北燕皇室，但她并未刻意将最高权力惠及冯氏家族，她着眼的，还是北魏王朝的发展。 还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女人，大清的慈禧太后，呵呵，大清都亡了，她就不用多说了。 这篇文章就仔细聊聊北魏冯太后的那点事儿。 冯太后最初只是“没入掖庭”的一个奴婢而已。 所谓“没入掖庭”，就是犯罪臣子的家属子女消除户籍充入宫中为奴作婢，掖庭，也就是宫中的旁舍，皇帝的嫔妃所住的地方。 冯太后所没入的，正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的“掖庭”。 具体是因为冯家犯了什么事儿、哪一年的事，史无明载，但有学者认为，具体原因应是冯太后的叔叔冯邈带兵与柔然，即北魏口中的“蠕蠕”作战，失利而降，因而连累冯氏，冯太后的父亲冯朗被杀，冯太后因此“没入掖庭”为奴。 但具体这是哪一年的事儿，也没有明确记载，北魏与柔然的战争，持续百余年，战争无数次，考其冯太后，出生于442年，而其于452年被选为文成帝拓跋濬的贵人，那她被“没入掖庭”必然是在这其间，这其间有记载的北魏与柔然的战争，只有449年一次，但这一次也并没有冯氏参战的记载，假定就是这一年，那冯太后“没入掖庭”之时，也仅是七岁之小童。 幸运的是，当时还年幼的冯太后，在宫中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亲姑姑、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 昭仪是皇帝嫔妃中的第一等级，仅次于皇后，而左昭仪，学者推测，应该是高于右昭仪的。 也就是说，在拓跋焘的宫中，仅次于皇后的左昭仪，竟然是作为罪人被罚为奴婢的冯太后的亲姑姑！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说起来，冯太后也是出身于皇室之人，只不过，她出身的这个皇室，是被北魏灭了的北燕皇室。 说到“燕”这个国号，大家都知道它是鲜卑慕容氏创建的政权，这个政权传承很乱，什么前燕、后燕、西燕什么的，但无论什么“燕”，都是人家慕容家的，这个北燕，怎么就姓了冯了呢？ 其实，北燕也是姓慕容的。 北燕脱胎于后燕，是慕容云创立的，慕容云是后燕皇帝、大名鼎鼎的慕容宝的养子，中卫将军冯跋则是慕容云的好朋友。 慕容宝死后，他的儿子慕容熙继位，为政残暴，407年，冯跋发动政变杀了慕容熙，拥慕容云为天王，改年号正始，这就是北燕的发端。 冯氏本是长乐信都（河北省冀州）人，早在永嘉之乱时，冯跋的爷爷一辈就避乱于上党（山西省长子县），冯跋的父亲冯安在西燕慕容永政权中作过官，慕容永败亡后冯氏一族迁居和龙（辽宁省朝阳市），成为了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在后燕慕容宝政权中担任中卫将军一职。 冯跋助慕容云登上帝位，自己自然也是官高身显。409年，慕容云被宠臣离班、桃仁杀害，冯跋平定事变，被众将拥立，改元太平。 就这样，北燕这个政权就姓了冯。 冯跋是冯太后的太爷爷，冯跋430年死，其子冯弘，也就是冯太后的爷爷发动政变，杀死太子冯翼自己上位，431年正月初一，改年号大兴。 此时正值北魏加紧统一北方的步伐，自然不容北燕政权，屡次兴兵，434年，冯弘为求和解于北魏，采取和亲方式，将自己的小女儿送入北魏，成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嫔妃，也就是冯太后的姑姑、拓跋焘的左昭仪。 436年，北魏灭北燕，冯弘投奔高丽，后被杀，其子冯朗、冯邈等则降北魏，冯朗就是冯太后的父亲，先后出任秦、雍二州刺史，封西城郡公；其母王氏，是乐浪郡（今朝鲜平壤）人。 这么叙述下来，脉络就清楚了，冯太后出身于北燕皇室，其爷爷冯弘为北燕皇帝，其姑姑434年由北燕皇室嫁入北魏皇室，冯太后442年出生时其家则是北魏高官，大约在449年七岁时因叔叔冯邈之罪没藉入宫，在宫中受到姑姑左昭仪的庇护。 除了自己的亲姑姑，幼小的冯太后还得到了宫中另一位大人物的扶持，即拓跋濬的乳母常太后。 常太后本是辽西人，其家也是官宦之家，推断其家族应该与北燕冯氏有所关系，拓跋濬出生后，被太武帝拓跋焘挑选为拓跋濬的乳母，拓跋濬继位后尊奉常氏为保太后，后又尊为皇太后。 同在北魏后宫，冯氏左昭仪和常氏因其家族渊源而走近。 冯太后入宫，自然也处处得到这位常太后的照顾。 冯太后这期间应该过得还不错，有亲姑姑的“抚养教育”，得以“粗学书计”，有常太后的护持，自然也没谁难为这个小孩子。 452年，在经过了拓跋焘横死之后一系列血雨腥风的政治动乱之后，年仅13岁的拓跋濬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文成帝。 同年，十岁的冯太后受封为贵人。 456年，十四岁的冯太后册封为皇后。 北魏皇室册立皇后，要经过一个“手铸金人”的程序，这个传统始自何时、其意如何，那又是一篇历史考证了，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就行了，但“手铸金人”肯定是个繁琐的手工活儿，成功率极低，有多少皇帝中意的女人，因不能“手铸金人”成功而无法立为皇后，但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史书上没讲，只是说十四岁的冯太后“手铸金人”成功，因而成为了皇为。 这背后，自然有左昭仪、常太后的操作。 冯太后册立为皇后的第二个月，拓跋濬的长子、两岁的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按道武帝拓跋珪留下的规矩，“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即子立母死，以防后戚乱政，因此常太后以此为由，将拓跋弘的母亲李氏赐死，而拓跋弘，则交由冯太后抚养。 虽说是依“故事”而赐死李氏，但这番操作，依然让人难免嗅到宫斗的气息。 冯太后贵为皇后，却诞不下皇子，而常太后以亲身之经历经验，便让冯太后得到了抚养日后注定当皇帝的拓跋弘的抚养权！ 谋局之深，可见一斑。 而冯太后虽年龄不大，但自身家世的跌宕，入宫后姑姑的教育，常太后的手腕，甚至拓跋焘死后北魏的政治乱局，早已把她刻在骨子里的政治基因激活，她似乎已经明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是什么！ 因此，她便一心一意地抚养拓跋弘，她知道，她的历史舞台，还在后面。 465年5月，二十五岁的拓跋濬英年早逝，葬于云中金陵，谥号文成皇帝；拓跋弘继位，即献文帝，年十一岁，尊皇后冯氏为太后，冯太后时年二十三岁。 献文帝遽然离世，再次造成北魏政权动荡。 拓跋弘虽顺利继位，但毕竟年龄还小，朝中大权落入侍中、太原王、车骑大将军乙浑之手。 乙浑，应为乙弗氏，代人，拓跋早期的“内附诸姓”之一，后改为乙氏，但乙浑其人具体来历史书未载。 乙浑先是“矫诏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自汤泉入朝，浑又杀之。” 然后乙浑又给自己连升三级，“太原王乙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 此时北魏政权的势力，以献文帝为代表的皇族被打压，拥护皇权的朝臣也已被乙浑或杀或关，以冯太后为代表的后宫，此时并没有什么势力可言。冯太后在文成帝时期，虽贵为太后，但并未插手于朝政，再说冯氏家族也无人可用，仅仅是找回了一个失散的哥哥冯熙，封为定州刺史，并无太大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冯太后不忍文成帝经过十四年的治理才使得北魏安定下来的政治局面毁于一旦，她勇敢地站了出来。 要说这冯太后与文成帝拓跋濬这夫妻俩感情有多深、多好，还真不好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从冯太后被选为贵人，二人共同生活了14年，即便是从冯太后被册立为皇后，二人也共同生活了9年，这么长时间，冯太后竟然无一子一女，要知道，拓跋濬光儿子就有7个，但没有一个是冯太后的。 除了这一点，文成帝去世之初，冯太后确实感受了大厦将倾的危机，虽然她有太后之名，但并无可依靠的势力了，那时姑姑左昭仪、常太后都已去世，那几年她只是抚养拓跋弘，并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势力。 因此，当拓跋濬去世三天，依例焚烧拓跋濬生前的衣物用品时，冯太后竟跃身火中，“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当然，她此种举动，与其说是她与拓跋濬的夫妻之情，不如说是她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她，一场政权动荡又将起。 即便如此，当北魏政权遇到乙浑带来的危机时，还是冯太后站了出来。 她一方面与皇族王室和心向皇权的朝臣将军加强联系，一方面时刻关注乙浑的举动，当侍中拓跋丕禀报乙浑即将谋危帝室时，冯太后密定大计，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浑，将其诛杀——“丞相乙浑谋反，丕以奏闻。诏丕帅元贺、牛益得收浑，诛之”，随后，冯太后便宣布临朝称制，控制了北魏政治大权。 冯太后之所以能顺利剿杀乙浑势力，其根本原因自然是人心所向，人心思安，但冯太后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智慧则是直接原因。 经此一役，冯太后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她明白了建立自己政治势力集团的重要性。 466年2月，冯太后临朝称制后，立即“以侍中元孔雀为淮阳王、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 除了对在诛杀乙浑中发挥作用的人论功封赏，使他们成为打造自己政治势力的班底，冯太后还特别注重拉拢那些曾被乙浑伤害过的人，如上述陆定国，陆定国即是被乙浑杀害的平原王陆丽的儿子，当然，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冯太后也是本着凡为我所能用尽皆用之的原则，如和其奴等，这样，冯太后很快稳定了政治局势，使北魏重回正常轨道。 冯太后还做了一件颇具开创性的工作——466年9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这很明显地彰显出了冯太后的治国思路——以教兴国，以先进的中原文化改革北魏这个少数民族政权。 这显示出了冯太后的政治理想。 但可惜的是，冯太后临朝称制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仅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冯太后便将朝政归还于献文帝拓跋弘。 这其中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拓跋弘的妃子李氏于467年8月诞下皇子拓跋宏（元宏），而冯太后要亲自抚养这个皇子，所以归政于献文帝。 这当然只是表面的原因，而且是冯太后以退为进的手段，更深层次的原因，自然是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在她临朝称制这段时间已出现了矛盾，无非就是作为皇帝的拓跋弘不甘心俯首于冯太后，这从冯太后归政后献文帝打压冯太后的势力就能看得出来，例如元孔雀就由王而降爵为公，同时献文帝起用保皇派人物，如京兆王子推，此人是献文帝的叔叔，还有李惠等人，李惠是献文帝妃子李氏的父亲，此人在冯太后归政的第二年即468 年4月，即进爵为王。 从这些人事变动上来看，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确实已很深刻。 献文帝虽说此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年纪，但既已生子，也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加之献文帝“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很有自己的主意，这样一个皇帝，虽说自小就由冯太后抚养，但在自己的皇权被压制之时，也自然心生怨气，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皇权。 拓跋宏的诞生，让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得到了一个暂时化解的机会，冯太后于467年9月，即将朝政完全归还于献文帝，自己退入后宫，专心抚养小皇子拓跋宏去了。 不管这是不是冯太后以退为进的手段，但从明面上来看，冯太后还是顾全了政治大局，让北魏政权度过了后帝相争的危险，献文帝终于可以以皇帝的身份治理天下了。 这就是冯太后的第一次临朝称制。 虽说冯太后自愿归政于献文帝，但毕竟她已尝到了最高权力的滋味，更重要的是，此时她已二十六七岁，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已形成了汉化治国的策略构想，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不可能真的做到埋首后宫而不关注政事。 献文帝执政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很快引发冯太后的注意。 比如上文已提到的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冯太后所提拔重用的人，遭到打压，献文帝已着手构建自己的政治势力集团。 除以上提到的人物外，献文帝政治势力集团中，还有李惠的岳父韩颓，居然也进爵为王：“皇兴三年(469年)十有一月，襄城公韩颓爵为王。” 献文帝还特别倚重皇室宗族势力，“皇兴二年(468年)九月辛亥，封皇叔祯为南安王、长寿为城阳王、太洛为章武王、休为安定王”，“皇兴四年(470年)五月，封皇弟长乐为建昌王”，此外还有建昌王长乐。 这一切，不能不让冯太后心生不满，但她此时又不便直接插手朝政，只能施展政治手段，暗中作一些人的工作。 当然史书上对此并没有明写，但在后面献文帝突发脑筋转弯，要禅位于自己的叔叔京兆王子推时，众臣的态度中就可看出，此事稍后详述。 冯太后除了对献文帝打压自己的势力集团不满，更为重要的是，献文帝在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上，明显与冯太后的思路不同，这让冯太后深以为忧。 (皇兴)二年春二月，田于西山，亲射虎豹。 冬十月，上田于冷泉。 (皇兴三年)四月，田于岭山。 秋八月，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舆驾征伐…… 这些是摘自《魏书·显祖纪》对献文帝执政后的几条记载。 这些记载显示了献文帝最关心的事是什么？是田猎，当然，这里的田猎并非游山玩水，这都和军事行动有关，可以看作是军事演习，不但有演习，献文帝还几次亲征柔然，这非常明显地表露出献文帝的治国思路，还是以武治天下，他还是一位非常传统的鲜卑拓跋族的皇帝，崇尚武功，而围绕在他周围的，也是这样一群崇尚武功、重视传统的鲜卑贵族。 而冯太后的治国思路，前面说了，是汉化治国。 作为一个政治家，最不可忍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政治理想破灭。 冯太后虽不便直接插手朝政，但她还是决定敲打一下献文帝，但她敲打的这个办法，可谓是合理合法，让献文帝既难受又说不出什么。 这个办法并不新鲜，还是那个古老的残酷制度，子立母死。 在冯太后的主持下，皇兴三年（469年）夏六月辛未，（拓跋宏）立为皇太子。 既然太子已立，那依“故事”，太子的生母李氏，自然要赐死，于是，“皇兴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 冯太后拿李氏出招，一是因为献文帝宠爱李氏，二人感情深厚；二是李氏外戚家族，已成献文帝政治集团势力的重要部分。 冯太后这就是明着告诉献文帝，我虽退后宫，但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胡来。 献文帝自然能领会到冯太后的用意，但面对强硬的冯太后，献文帝也毫无办法，只能看着李氏去死，但从“上下莫不悼惜”这句话来看，在李氏赐死的问题上，似乎献文帝曾苦苦哀求冯太后，也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执行这么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制度了。 但冯太后还是顶住了种种压力，赐死了李氏。 没办法，她必须要让献文帝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手腕。 李氏的死，让献文帝更加痛恨冯太后，名义上的母子、事实上的抚育之情，在政治面前，连一粒灰尘的份量都没有。 面对李氏的死，献文帝反击了。 献文帝抓住了冯太后道德上的一个污点。 在《魏书·皇后列传》中记述冯太后时，有一句话，“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 这句话说的就是冯太后有一个情人名李弈，显祖即献文帝，献文帝看不惯，找茬杀了李弈，对此冯太后非常不高兴。 此事发生在470年，正是李氏死后一年。献文帝不但杀了李弈，还连带着他的兄弟李敷、李显德等一同处死。 其实，冯太后虽贵为太后，但年纪轻轻，长夜漫漫，独守空房，怎耐得了这孤寂冷清，再说北魏本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本就对这男女之事视之云淡风轻，更没有汉人那般浓重的贞节观念，冯太后找一个情人陪自己度过这难捱之长夜，也是平常之事。 但献文帝偏偏以此为由，处死了冯太后的情人。 冯太后因此“不得意”，后帝之争，也渐次由暗及明，争斗日烈。 要论权术争斗，献文帝显然不及冯太后，《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上》“无云而雷”条:《洪鲍论》曰：雷，阳也；云，阴也。有云然后有雷，有臣然后有君也。雷托于云，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故无云而雷，示君独处无臣民也。 这其实就是明确地指出，献文帝在与冯太后的争斗中，已处于“独处无臣民”的境地了，因为他的“臣民”，都已被善于笼络人心的冯太后拉拢了。 在与冯太后长期明争暗斗中，献文帝身心俱疲，471年，年仅十八岁的献文帝居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禅位于自己的叔叔、京兆王子推。 犹如一头困兽，献文帝要给冯太后发出致命一击——哪怕我不做皇帝了，这个权力也轮不到你！ 献文帝可能有双重人格——他既是传统的爱好武功的皇帝，却又喜欢黄老、佛门之学，“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或许就是在他双重人格的影响下，在长期的权谋争斗中了无生趣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决定。 但这个决定太过石破天惊，不要说冯太后，就是那帮大臣，也无法认可。 但大多数人无法认可的，倒不是献文帝不能禅位，而是不能禅位给京兆王子推，要禅位也得给你的儿子、太子拓跋宏啊！ 显然，这才是冯太后真实的意图，禅位给年仅五岁的拓跋宏，拓跋宏这张牌是早早就被冯太后捏在手里的，那意味着冯太后将二次临朝称制，再掌朝政。 这恰恰是献文帝最不想看到的。 但，他虽是皇帝，在这件事情上，却做不得主，因为没有一个人附合他，任城王云、太尉源贺、东阳公元丕，包括汉人高官高允等，都纷纷谏言，但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先是假如模假式劝留一番，您春秋正盛，干嘛急着不干了呢？但您如果非得这么干，那还是要禅位给自己儿子的好啊…… 献文帝初时还“怒”，但看大家都这么说，也只能“默然”，还不死心，又征求宦官赵黑的意见，赵黑说：“臣愚无识……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说其盛明，万物怀其光景，元元之心愿终万岁。若圣性渊远，欲颐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 看到了这吧，还是这一套，您要是想修仙养道，那就去吧，但我只知有皇太子，不知其他。“其他”是谁？自然是献文帝想禅位的那位京兆王子推。 献文帝默然良久，此时他或许意识到，自己真的已众叛亲离，自己彻底败于冯太后之手了。 471年9月，献文帝下诏，禅位给皇太子拓跋宏，拓跋宏即帝位，即孝文帝，改年号为延兴，献文帝则获太上皇身份。 冯太后终于又夺回了北魏政权的最高权力，但，冯太后并并未立即走向前台，她明白，献文帝虽去了帝号，但倚仗太上皇这个身份，还是会处处掣肘于她。 冯太后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她隐身幕后治理朝政，同时秉承以静制动的策略，密切关注太上皇的动向。 献文帝果然并未如他所说要修身养性，反而“犹躬览万机” “国之大事咸以闻”，不但插手朝政，更是频繁征战，以军功突显自己的存在。 从472年到476年，这位太上皇频繁兴兵，使得柔然从连年犯边到频频“遣使朝贡”，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功，太上皇十分得意，竟然“大阅于北郊”，也就是要进行大型阅兵以显其军功之盛了。 这很明显是赤裸裸的挑衅，是对冯太后发出的嘲笑——我虽然在政治上玩儿不过你，但要论打仗拓土，你是不行的！ 冯太后并不太意献文帝的这种挑衅，这种玩儿法，就像一个赌气的孩子一样，作为政治家级别的冯太后，是看不上的，但她政治家的敏锐却让她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气味——这次献文帝玩大了，可能会带来不好影响，使得一些人会误判形势，认为献文帝依然还在掌控着大局，把持着绝大部分的军事力量，进而会产生某些想法，比如重新拥立献文帝！ 不管这种可能会不会成为现实，甚至，不管可能存在不存在，一旦意识到，就必须当机立断掐掉这种可能，使这种可能消失于无形！ 这就是一下政治家的素养！ 冯太后出手了。 476年6月，太上皇拓跋弘暴崩，此事系于皇后列传冯太后事记中，前一句说“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说的是献文帝杀冯太后情人李弈这事，紧跟着下一句就是“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明确说当时的传言就是冯太后杀了献文帝；在显祖纪中，也只有简单一句：“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上尊谥曰 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云中金陵。” 献文帝之死，冯太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她是如何顺利杀死献文帝的，史书并未明载，只能说冯太后作为一个政治家，其谋策布局之深，确非简单吧！ 从事后冯太后赏“于烈与元丕、陆敏、 李冲等各赐金策”，并“许以有罪不死”来看，相信这些人都参与了杀害献文帝一事，特别是于烈，时任宁光宫宿卫事，宁光宫即崇光宫，也就是献文帝退位居住的宫殿，而负责宫殿保卫安全重要职责的于烈，也早被冯太后拉拢过去，以他的职责来监视、甚至杀害献文帝，并非什么难事。 无论怎么样，太上皇死了，再也没有掣肘之人，冯太后再次走向前台，二次临朝称制，这一年，改年号为太和，尊冯太后为太皇太后。 冯太后再次掌握北魏政权最高权力的476年，那年她三十五岁，从此一直到她四十九岁去世，北魏的最高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也正是这段时间，她积极推进以汉化改革的国策，历史上著名的太和改制，史书多系于孝文帝拓跋宏，实际上，这基本是冯太后一手推动，这也是冯太后的政治理想的积极实践。 冯太后二次上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肃清献文帝的残余势力。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没办法，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政治，躬身入局，就要承受这种代价。 冯太后首先诛杀了献文帝的男宠成安国。 一个男宠，直接杀掉，对于还手握权力其他重臣，则换了一种手法，先升后杀，如太尉、安乐王长乐、京兆王子推、南部尚书李祈等，都是先官，调出京城，随后以谋反等各种罪名诛之。 这里面的李祈，就是他捏造了冯太后情人李弈各种罪名，献文帝因之杀李弈，这说起来，冯太后也算是为老情人报了杀人身之仇。 最后被清除掉的是李惠的岳父韩颓，前面说过，李惠是献文帝妃子李氏的父亲，献文帝时起用外戚，把自己岳父的岳父都起用了。 在清除献文帝残余势力的同时，冯太后当然还要继续培植自己的亲信。 像东阳王丕、东郡王陆定国、安定王休，还有冯氏家人，如昌黎王冯熙，包括其世子诞为南平王、二子始兴为北平王，还有淮阳公尉元、赵郡公陈建、河南公苟颓、太原公王叡、陇东公张佑等，或升级重用，或进爵为王。 冯太后用人，可谓是五湖四海，这些人中有皇室宗族，有冯氏子弟，有老臣，也有新贵，甚至还有宦官、还有作为冯太后的男宠，王叡即是，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即经过考验，基本上与冯太后的政见相合。 这也是冯太后作为政治家格局的一个体现，不管你的身份、来历，只要能与我政治理想相符，那就重用，当然，对于宦官、男宠，冯太后对他们也是严加管束的，而且他们确实有真才实干，这些人的事迹在《魏书》中都有体现，就不一一赘述了。 同时，冯太后因为有汉化治国的大政方针，她也网罗了一批满腹经纶、有杰出治国才能的汉族士人，如高允、李冲、游明根、高间、刘芳等，积极让他们参政议政，为之后的太和改制打下了扎实的人才储备。 总之，冯太后以“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的政治家姿态，再一次稳定了朝局。 接下来，她就要推动自己的政治理想向着现实进发了。 在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盘、稳定政权局势之后，冯太后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气魄，自太和元年（477年）始，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推进汉化治国的大政方针。 其实，冯太后二次执政，面临的北魏政治局面非常不景气，经济社会几乎陷于停滞的状态，特别是官与民的阶级矛盾突出，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面对这种局面，冯太后更加坚定了汉化治国的政治理念，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择其要简而述之。 一是实行均田制。 当时流行牛疫，耕牛死伤过半，进而导致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477年，冯太后督促各地抓紧耕垦，限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农民无地被大族兼并，并无地可种，于是主客给事中李安世首创均田之议，他说强宗豪族欺凌弱小，良田抛弃而不开耕，春桑枯萎而不采摘，应重新调节测定，使小民有资生之地，豪强无馀地取盈利。李安世的建议切中时弊，深为冯太后所欣赏，但土地重新分配，势必影响到代表大族豪强、官僚权贵的利益，因此纷纷反对，但冯太后一直推动此项改革，至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冯太后终于颁布均田诏令，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牧太守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土地的还、受以生死为界限，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 均田令规定：授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又授予男子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过六十，露田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不还。因此许多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新返回家园，大片荒芜的土地被开垦出来，残破不堪的农村渐渐恢复了生气。均田制虽然对大族豪强兼并土地有一定的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均田令规定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耕牛也可以受田，四头以内，每头受田三十亩。这就保证他们可以占有比平民百姓多得多的土地。政府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土地分给百姓，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大的风波。 由此也可看出冯太后在治理国家时也并非一味用强斗狠，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把握，充满了政治智慧。 均田制的重大意义，有学者这样评价——北魏做到了之前将近三百年来所有统治者都没有做到的事，均田制直到唐朝由全盛走向没落才失去它的作用。这一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制度由冯太后及她的朝臣们提出并实施，可以说她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北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旧无三长”，仅承认宗主督护，导致“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如果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那么通过均田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 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内秘书令李冲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其内容是“效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太后就此召开会议，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最后还是冯太后一言九鼎：“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份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太和十年（486年）二月，冯太后下诏：“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同时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虽然这又触动了豪强大族的利益，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农民当然拥护新制度，这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百姓负担减轻了，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北魏国力更加强盛，“于是海内安之”，到520年，北魏户口数比西晋全盛时期的太康年间增加了一倍，超过五百万户。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这其中有着冯太后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贡献。 三是实行俸禄制。 北魏是游牧民族创立的政权，游牧民族的惯例是全体参与打猎、与外族的战争，获得的胜利果实共同分享，由这个惯例，到建立政权后，依然是以发动掠夺战争为主要手段，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所以并没有俸禄一说。 但随着政权的稳固和形势的变化，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官吏无俸禄，只能贪污，因此贪官成群，吏治败坏。 冯太后参考汉族政权的官员治理制度，于太和九年（485年）制定俸禄制度，使官员能合法合理地取得俸禄，同时规定，官员拿到俸禄后，再不准贪污，凡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俸禄制度的实行，对于建立一支稳定、廉洁、能力突出的官僚队伍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冯太后还特别重视儒家教育，前文说过，早在她第一次临朝称制之时，就在地方上设立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此后，大郡增设助教二人，学生增加到一百人；小郡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 冯太后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都使得北魏落后的文明形态逐渐向着更高级的汉族文明靠拢，同时也开启了以后孝文帝全面汉化、封建化的序章曲。 说到这里，就得说说冯太后与孝文帝的关系了。 从476年二次执政，一直到490年去世，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冯太后一直稳稳地掌控着北魏政权的最高权力，那孝文帝拓跋宏呢？他就只是隐藏在冯太后身后的一个影子吗？如果说开始几年孝文帝还小，那随着孝文帝的长大，他就真的甘心作一个在我们眼中的“傀儡”皇帝吗？ 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在冯太后第一次执政时，她和献文帝的矛盾乃至最后的殊死斗争。 这事儿如果让冯太后来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是这样的——老娘大号练废了，小号还能再练废吗？ 确实，冯太后的这个小号，练得非常棒！ 首先，冯太后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孝文帝身上。 《冯氏传》记载:“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虽然这些东西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详知，但从篇名也可推知，这些都是儒家文化，也因此“(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冯太后的精心培育，使得孝文帝虽然身上流着拓跋家族的血脉，但其精神世界却浸润着浓烈的汉文化传统。 汉文化讲究“忠、孝”，这两个字，完全体现在了孝文帝与冯太后的关系中。 “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孝文帝受了冤枉，有时被杖责几十下，也默不作声。这就是孝文帝对待冯太后的态度。 当然冯太后也十分注重培养孝文帝的政治才干，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日，十六岁的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也就是开始以皇帝的身份行使一些礼仪之事。从这年开始，冯氏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 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太后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时，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 冯太后“躬亲抚养”的后果，就是培育出了既听话又能干的孝文帝。 但话又说回来，二人虽是名义上的祖孙，但实际上并未有任何血缘关系，况且，如果深究起来，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母亲李氏、外祖父李惠等这些血亲之人都是死在冯太后手上的，孝文帝终究会长大，会有属于自己的意志。 对于这一点，作为政治家的冯太后当然看得相当明白，也因此作了一些事情，首先，就是隐瞒了孝文帝母亲林氏之死的真相，“迄后(冯氏)之崩，高祖不知所生”，也就是一直到冯太后去世，孝文帝都不清楚这件事。 然后就是施展故伎，以遵“故事”为名，赐死为孝文帝生下皇子的林氏，因为林氏非常得孝文帝的宠爱，冯太后担心日后林氏势力膨胀必然会危害到冯氏，因此不顾孝文帝的苦苦哀求处死了林氏。 第三就是将自己哥哥冯熙的两个女儿嫁给孝文帝，以确保冯氏能始终影响到孝文帝。 虽然做了这么多预防工作，虽然孝文化帝一直对冯太后是“战战兢兢恒恐不称”的态度，特别得恭谨孝顺，但冯太后依然然担忧，甚至曾一度想废掉孝文帝，另立咸阳王禧，但无论立谁，终究立的也是拓跋皇室之人，并不能解除这种担忧，反而不如孝文帝，毕竟是有养育之情，因此在众人的谏言之下，这才没有废了孝文帝。 对这一切，孝文帝怎么可能没有丝毫感受呢？ 但孝文帝始终顺从冯太后，并没有丝毫的过激行为，这一方面可能是孝文帝确实仁心宅厚，对冯太后的躬亲抚养很是感激，对冯太后也确实有了亲情；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孝文帝的韬光养晦之策，毕竟，冯太后全先于自己而去，只要这个国家最终会交到自己手中，那这之前一切的忍耐，都是值得的。 二人之间这种复杂的感情与关系，在冯太后去世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冯太后生前，曾选定在方山为自己建造陵墓，为表示自己对冯太后的感情，孝文帝在陵墓后侧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寿宫，以表明自己永远陪伴冯太后之意。 但冯太后死后，孝文帝迁都洛阳，又在中原重新为自己营造了寿宫，这就使得方山寿宫，成为一座有名无实的“虚宫”。 这座“虚宫”，就像孝文帝与冯太后关系的象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终究归于虚了。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表现得悲痛至极，守孝三年，立刻启动迁都洛阳计划，从此，冯太后的陵寝，就孤零零地留在了方山。 但孝文帝的南迁，他推动的汉化改革，毕竟，也是在继承冯太后的遗志吧。 从这一点上来讲，冯太后，也应无憾了。 关于冯太后，可能囿于她的女性身份，女主主政，在封建社会是不会受欢迎的，特别是其又有害献文帝、私生活混乱等等，多为人所诟病，因此多把冯太后所主持的改革功绩算在了孝文帝身上，这其实对冯太后是不公平的。 没有谁是完美的，特别是作为政治家，无论怎么说，冯太后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她的政治格局与智慧，强过大多数男性帝王，她的改革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巩固了北魏政权的统治，极大地推进了北魏汉化、封建化的进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冯太后，当得起千古一后的荣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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