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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4日凌晨5时30分，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东张镇西仪村村民樊许忠的女儿去上学，可是，自家的大门怎么也拉不开。听到女儿的喊叫声，樊许忠出去拉了几下，大门就是开不了。透过门缝，他发现外面的门栓被人插住了。 “大清早的，是哪个东西搞的鬼……”樊许忠不禁骂了几句，便找来一把铲子，将门栓一点点地拨开。 门打开后，他又发现自家的电线断了，樊许忠越想越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他检查了院子和几间空房，没有失窃迹象。来到父母房外，他喊了几声，不见答应，便推门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血淋淋的惨状：父母面目全非，不省人事，炕上、被子上血迹斑斑，父亲樊文成周身已经冰凉，母亲樊改梅奄奄一息。 惊慌失措的樊许忠一面迅速叫人将母亲送往医院抢救，一面拨通了“110”报警。 经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查，民警发现凶手留下两处痕迹：一是死者家南房西边靠巷子的厕所土墙上有一处擦痕；二是死者卧室门下的砖地上有三处擦痕，系门下端和地面磨擦所留。 此外，死者家的电线被人截断。 现场线索无几，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入院抢救的樊改梅身上。 下午2时许，医院传来消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樊改梅经抢救无效死亡。 唯一可能获知案发情况的线索中断了，案情顿时复杂起来。 根据尸检结果，樊文成有4处伤，樊改梅有2处伤，均在头上，系带有弧面的钝器所致，作案工具初步确定为铁器。凶手作案时力量较大，招招击中要害，没有偏差，可以推断凶手干过木匠或者铁匠活儿。 从现场勘查结果来看，凶手是从厕所的土墙上翻入死者家中，经过侦查实验，凶手的体貌特征推断为体态中等，身高在1.70米以上，年龄在25至40岁之间，具有较强的攀登能力。从凶手在现场的活动情况来看，凶手进入现场就杀人，杀人后逃离，无长时间的停留，可以看出，凶手对死者家的情况比较熟悉，事前经过预谋。 死者之子樊许忠当晚11时左右睡觉，可以推断凶手作案时间在凌晨时分。 凶手作案手段残忍，直取要害，可能与死者生前结怨有仇报复杀人。 根据以上情况，此特大凶杀案专案组成立。 调查走访嫌疑人均被排除专案组兵分几路，对死者的邻里关系及案发前的活动情况展开全面查访。 村民们普遍反映，死者夫妇待人和善，在村里为人较好。民警经过深入查访，了解到死者生前与三家闹过矛盾。但通过进一步调查，证实他们均不具备作案时间，并且决不会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下此毒手。 还有人提供，23日晚上，死者曾到村里刘某家看过电视，是否死者看到了刘某的隐私，刘某恐于隐情暴露而杀人灭口？经查，当晚9时左右，因家里的有线电视信号不好，樊文成去刘某家看电视，因刘家的电视信号也很差，樊文成坐了一会便回家了。刘某的作案可能性被排除。 群众反映案发前一天，曾有两个捕斑鸠的永济人在死者家吃过饭。根据这一情况，民警赶赴永济调查后证实，两个捕斑鸠的人以前和死者在外地结识。23日，他们在死者家中吃了一顿午饭后回到永济。经走访，均有证人证实二人23日晚上未外出。 在调查与死者生前有过矛盾的嫌疑人的同时，民警根据推断出的凶手年龄体态，在全村进行细致的摸排，共排查了14个对象，其中13人均不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另外一人名叫樊红升，干过木匠，但一个月前外出，去向不明。 此外，民警牵上警犬，从现场提取嗅源，在村上的路上、荒沟、地里搜索，未发现线索。 嫌疑人一一被排除，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4月25日下午，民警在查访客车和出租车过程中，得到一条重要线索：4月24日一大早，张某乘车去运城办事，7时10分左右，客车行至东张街东预制厂时，从附近的桐树林里出来一个人，戴墨镜，提着一个黑皮包，上车后不说一句话，他认得是西仪村的樊红升。到运城下车时，张某上前和樊红升握手，问他去什么地方，但樊红升“嗯”了一声就匆匆离开了。 经调查客车上的其他人员，当时也发现了樊红升，焦点逐渐集中到樊红升身上。 樊红升，33岁，父亲早年去世后其母改嫁到永济，樊红升排行老二，生有一男一女。在查访中，村民一致反映樊红升心狠手辣，是个不好惹的主。其弟樊红义曾从红旗村偷了一个电表，失主找到村里，治保主任便从墙上将电表拆下来，还给了失主，樊红升便怀恨在心，对治保主任公开谩骂，还不解恨，又用铁锹将治保主任的一行桐树铲倒。 几年前，樊红升给一个永济人做完木工活，在几次索要工资未果后，樊红升将其一头黄牛偷走，因而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理。 此外，樊红升和妻子感情不合，其妻多次提出离婚，樊红升均不同意。 同在本村的岳母潘某出于对樊红升的不满，在处理女儿和女婿的关系时，常跟死者樊改梅商议。 种种迹象表明，樊红升的疑点最大。 专案组兵分几路，对樊红升以前交往的外地朋友和可能落脚的地点展开广泛的调查。这时有人反映，樊红升曾在河北沙城开过一家饭店，后转让给了其妹樊红英。 正当专案组为查找樊红升的下落忙得不可开交时，失踪的樊红升突然有了音讯。 27日下午2时左右，樊红升给其弟樊红义打来电话，守候民警随其弟来到话机旁。只听樊红升问：“这些天家里有事吗？” 樊红义说：“没有事。” 在民警的授意下樊红义又说：“樊许忠他爸妈叫人杀死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轻的“嗯”，接着又问：“孩子都好吧？” “好着哩，你在什么地方？” “北京。” “前一段时间你回来过吗？” “没有。” “你不是回过东张吗？” 电话中的声音一阵紧张：“谁说的？没有。” 草草说了几句话，电话便挂了。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经过周密研究，李恩生局长当即作出命令：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留守西仪村，24小时蹲坑守候；一路继续查访线索，摸清樊红升的行踪；一路奔赴河北沙城，查找樊红升之妹樊红英的下落。 樊红升深深地爱着妻子，在他的眼中，妻子温柔漂亮，对他关爱体贴。 婚后几年，妻子的贤淑和先后降生的儿女，驱散了樊红升心头的愁云，性格的顽劣孤独感逐渐被家的温暖所代替。在渴望“爱”的同时，他对妻子给予自己的“爱”保持了一种吝啬般的珍惜，决不容许这种“爱”受到任何外来的侵犯，如果谁破坏了这种“爱”，他的复仇火焰将会强烈地喷发出来。 樊红升的家庭出现裂痕，是从一年前妻子不停地质问他是否与村里的一个女人关系暧昧时开始的。他当然矢口否认，并极力辩解，于是，家中便吵架不断。从气愤的妻子列举的诸多证据中，他猜疑是岳母潘某和樊改梅在幕后怂恿的。妻子最终提出离婚，在遭到一再拒绝后，不顾他的苦苦哀求，于1998年5月份带上女儿离家出走了。 爱妻的出走使樊红升珍爱的幸福顷刻间破碎了，仇恨的火苗在他的胸中悄然萌动。回想起以前的恩爱，他决不相信妻子会如此绝情，一定是受人挑拨，而造成他的不幸。看到巷中一些闲坐的妇女窃窃私语，他以为是对他无能的讥讽，复仇的火焰终于燃烧起来。 经过谋划，樊红升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清明节后，他将儿子托付给弟弟照看，便从西仪村消失，给人制造案发时外出的假象。漂泊流浪的日子度日如年，樊红升再也忍耐不住了。 4月22日，他怀揣匕首戴上墨镜，提着一只装满衣物的黑衣包，登上了返乡的列车，几经周折，23日傍晚来到七级镇孝子桥路口，租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在距村一里多外的地方下了车，步行至村外的打麦场，躲在麦秸堆里。 凌晨1时左右，樊红升一个激灵醒了过来，他调整了一会儿精神，将皮包藏在麦秸堆里，向岳母家走去。在抬岳母家的大门时，怎么也卸不下来。无论樊红升怎样努力，就是找不出进入岳母家的办法，只好暂时离开。 在路过樊改梅的家门时，他忽然想起，在制造他的不幸的过程中，樊改梅也有一份“功劳”，此刻，他把对岳母的仇恨一下子叠加到樊改梅头上。 樊改梅的家比较容易进去，他踩住厕所外的柴堆，翻上土墙，割断电线，从南房拿起一把锄头，小心翼翼地推开樊改梅住的东房门。月光照在熟睡的樊改梅和樊文成身上。就在樊红升举起锄头的时候，他有些犹豫，因为炕边的樊文成与此事并无牵连。复仇的火焰使他不能留下活口，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临走时，樊红升将大门从外面插住，拿上皮包潜伏到东张镇一处树林里，等着天亮。7时左右，他登上了去运城的客车。 狠毒的樊红升还想趁警方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之前，尽快实现杀害岳母的目的。于是，他又登上了复仇的旅途。 4月29日凌晨，专案组王新生带领的一组民警赶到河北沙城。在当地工商和公安部门的大力配合下，于当晚11时将樊红英夫妇抓获。经讯问，民警得知樊红升离家后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但已于29日下午1时离开沙城，去向不明。二人同时供认樊红升22日曾离开沙城，25日返回，活动情况不清。 得知情况后，专案组紧急部署，一方面在樊红升可能去的地方蹲坑守候，另一方面在运城火车站、汽车站安排警力。一张无形的大网迅速张开。 5月1日下午，樊红升刚一进村，便被守候的民警抓获。当审讯民警把证据一件一件地摆在他的面前时，他终于低下了罪恶的头。 1999年3月，樊红升被判处死刑，不久后被押赴刑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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