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叶挺脱党及担任军长之谜

根据部分读者建议，不要用后来职务代替历史人物姓名或当时职务，否则会影响年轻读者的理解。笔者感觉甚是在理，后面统一以同志或当时职务相称。

前文我们讲过，叶挺被国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完全是蒋介石单方面行为，延安事先根本不知情。

因此，毛泽东同志去电询问博古等人。

博古很快查清楚原因：周恩来同志暗中指点叶挺找蒋介石请命的。

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建议？蒋介石为什么会欣然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呢？

这得从叶挺的经历说起。

1927年，张太雷、叶挺等人领导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主要原因是第三国际代表纽伊曼主张起义军“进攻、进攻、再进攻！”拒绝了叶挺“撤出广州到海陆丰农村发展”的合理建议。

李立三主持总结广州起义时将起义说得一无是处。

李立三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叶挺等人犯了军事投机主义和盲动主义。因此，对“红军总司令”叶挺留党察看6个月。

1928年 6月，叶挺按照组织指示到苏联莫斯科向中央报告。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米夫、王明等人根本不听叶挺报告，无理斥责叶挺“政治动摇、指挥不力”，攻击叶挺“起义准备不充分、军事计划不甚熟悉、消极怠工”等，批判叶挺要把起义军带到农村去发展。

组织不信任、第三国际歧视、国民党政府通缉。天下之大，竟无自己立足之地！叶挺感到苦闷、无助与困惑。

激愤之下，叶挺离开了莫斯科到德国开始流亡生活。这一离开，就是十年！

1946年，叶挺重新入党时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这次离开是“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

抗战爆发后，唤醒了叶挺心中尘封已久的报国热情和血性。他眼看昔日老友一个个开拨抗日前线，自己却只能夜守孤灯，醉里看剑，壮心不已！

周恩来这时正在就如何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与国府展开了两轮艰难谈判，双方争执不下。

叶挺适逢其会地找到周恩来。周恩来看到叶挺后眼前一亮：此人正是破解目前困局的最佳人选！

经周恩来面授机宜，通过学弟陈诚疏通，叶挺得以面见蒋介石。

叶挺提出由自己负责改编中共南方游击队，并建议改编后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蒋介石时隔多年见到自己北伐时的爱将，内心五味杂陈！

他认为叶挺虽有中共背景但已脱党十年，且归国后一直致力组建第三党，现在既然直接控制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让无党派的叶挺改编指挥也算是一步好棋。

后有冯玉祥、李济深等大佬加持，蒋介石很快签字任命。

蒋介石同意了，但延安放心不下，特邀请叶挺“来延安面谈”。

如上文所述，叶挺延安之行非常顺利！

可蒋介石又不乐意了！

1937年11月底，当叶挺递交新四军主要干部名单时，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仍然想在新四军部队内掺沙子，将自己的一些人放进来。

关键时刻叶挺顶住压力，坚持延安的提法，不同意国民党军官加入。

几经周折，叶挺正式提出辞职。

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本是蒋介石单方面行为，现在叶挺辞职，蒋介石大失面子，只好将事情推给陈诚进行斡旋处理，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这标志着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

巧合的是，同一天王明在武汉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公开提出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六大纲领”，企图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

实事求是讲，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开始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展示出过人军事天赋，但直至延安，在党内的威信尚未完全确立起来。比如红军过黄河东征时，彭德怀等几名军事指挥员还表示出强烈反对。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此时发出指令时，署名通常是“洛、毛”或“毛、洛”。

王明这时有控制长江局与延安分庭抗礼的意图。

同在武汉的项英同志有没有受王明蛊惑不好说，但项英同志在中央苏区时就与毛泽东同志意见有分歧是大家所共知的。

项英没有经历长征。因此，长征途中的高层人事变动他基本不清楚，他也不会很了解长征过程中的毛泽东同志超出常人的表现。

我们读史人切不可以上帝视角来看待当年的事。经《长征组歌》这样的文艺节目宣传，我们今人对长征中毛泽东同志的神武表现如数家珍，但这是后人总结的结果，在当时即使跟在主席后面行动的人，只是感觉主席指挥若定，常有神来之笔，要完全说清楚这些事情反而不正常，更何况是一直在南方深山密林中与敌人打游击的项英呢？

此时的项英只知道当年党内陆位在自己之下、与自己意见常常相左的毛泽东三年不见竟然已经成为党内主要话事人了。

多多少少，项英在心里是有些不服气的。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电文中看到。

1938年1月6日，项英等人从汉口到达南昌与陈毅等人会合，正式建立了新四军领导机构，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全军计10300多人。

前几个月，叶、项合作良好，新四军发展比较快：

（1）1938年3～4月，第1、2、3支队先后到达安徽省歙县岩寺地区，第4支队进至安徽省霍山县流波地区。军部由南昌进驻岩寺，8月移驻泾县云岭。

（2）4月，4支队进抵皖中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

（3）4月下旬，先遣支队挺进苏南，6月17日在粟裕指挥下取得韦岗伏击战胜利。

（4）6～7月，第1、2支队进入敌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和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3支队策应第1、2支队挺进苏南后，即开抵皖南抗日前线。

1938年4月底，叶、项开始出现工作分歧。

叶挺响应延安指示，主张向敌后发展；项英则担心向敌后发展过速会越过国府划分的界线，犯了规，会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

双方争执不行，报由延安仲裁。

5月4日毛泽东回电，赞同叶挺“向东向北发展”，嘱咐项英“要始终保持和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毛泽东在电文里将一名已经是非党人士称为“同志”，大有深意，其实就是明确指示：你项英不能把叶挺当外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