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在不动产公司打工时的日本同事，姓船山。船山约莫四十来岁，他的工位就在我的对面。船山不是我的上司，一开始我俩之间的交流并不多。日本的企业文化里，往往分工非常明确。我的直属上司就坐在我的左手边，理论上我只能被我的上司和社长指挥。然而这家公司小小的，小到只有船山一名正社员，还有另外两名都是以业务委托的身份在这家公司上班。业务委托的同事们往往责任感比较弱，也经常请假。于是，我和这名唯一的正社员船山，自然有了最多的共同相处的时间。社长为了让这家仅四五人的小公司能够更加活跃一点，在周一清晨会让大家分享「気になるニュース」（感兴趣的新闻）。其他两名员工通常无话可说，或者草草了事。而船山会认真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小事，比如家附近新开了一个商场，周末办了怎样有趣的活动；比如依然没有告诉女儿圣诞老人并不存在的事实，还想守护孩子的童心；比如由于我也在，他实在好奇中国人究竟吃不吃狗肉的问题。在工作中，我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公司来了电话，我往往会犯怵，不敢接也不想接。船山会鼓励我：「你可能觉得自己接了电话也说不明白，没关系，你可以让对方慢慢说。我们其他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如果你能接电话，能帮到很大的忙。」因为他这样说了，并且耐心教我该怎么回应，我才开始不畏惧接电话这件事。船山每天中午都会吃妻子为他精心准备的便当，但他往往吃不饱，还会去便利店买三明治或鸡肉棒之类的填肚子。他告诉我妻子每天会给他1000円的零花钱，估计他全都贡献给楼下的便利店了。有次，社长让我跑腿送紧急文件和钥匙到对方手上，结果我犯了大错，直接把它们全给寄走了。于是要立刻把所有文件重新做出一份，而日本房产交易的文件内容又非常多。船山立刻放下了自己手头的所有活儿，帮我迅速备齐了所有文件并且检查了一遍。我跑腿回来，向船山道谢。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觉得不过是举手之劳。而每当公司只留我一个人在现场守候的时候，他也是我唯一可以紧急联络且有回应的人。船山是名古屋人，他说自己二十岁出头来东京的时候，也在想东京人会不会像传说中的那样冷漠。来了之后发现并没有，因为东京不仅仅是东京人的东京，东京也有很多小地方来的日本人，东京还有世界各国的人。在这家小小的不动产公司，船山一待就是十七年。我其实好难想象一个人做一份工作这么久，他说自己也没想到。他在东京邂逅了妻子，后来生了个女儿，居然一转眼就十七年了。知道他只有一个孩子后，问他会不会还想再要一个孩子，他说自己妻子当时作为高龄产妇已经受了很多苦，不想让妻子再受一次苦了，感慨作为母亲真是很伟大。他很体谅自己的妻子，下班后和节假日会把时间和精力留给家人，积极做除了做饭以外的各种家务，和她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有天，公司来了客人，但事务职的姐姐不在。在这家传统日企，端茶送水还是要由女性来负责。船山知道我不会，把我带去茶水间，和我解释：「日本的习惯是，你待会要先把茶递给那位男士，再递给那位女士。也不是说男性地位比女性高，就是有这样的传统了。」他怕我作为一个推崇平等的女性，受不了这样的先后顺序，会好好和我解释。年末公司大扫除，船山不知从哪里翻出了之前某家企业做活动没有派发完的胸罩，他问我要不要，说丢了也有点浪费。他递给我的时候，语言和表情是那么自然，就像一个大哥哥，毫无「性」的意味，胸罩也无非是一件极其普通的衣服。最开心的，还是要属公司没有人的时候，我和船山两个人天南地北的杂谈。他最苦恼的是每次接触香港客人，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倾向喜欢说来自中国还是来自香港，一不小心就容易得罪人。我们聊到远方的战争，觉得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停地循环往复，到头来还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安最为重要。也会说科技，他认为说不定很快AI就能取代大部分的工作了，一切近在咫尺。聊到未来，开玩笑说起我究竟是要隐居起来专心写作还是参加社会运动当总理大臣呢。他一点也不觉得作为一名外国籍出身的女性当总理大臣有什么不妥，认为一切皆有可能，说他还可以为我投票呢。其实，日本的工作环境总体是很压抑的。平日的例会，年末的聚会，认真活跃气氛的就只有船山一人。我也会和自己的上司聊天，一名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发现即便他俩共事多年，甚至都不知道船山有个女儿。日本职场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大家不会彼此关心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船山在这样枯燥而单调的工作环境，积极地工作，热情地对待每一位派遣社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觉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离开这家公司后，我们也就没有更多的联系了。现在，他大概还是做着同样的工作，过着同样的生活。
船山就是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日本人，但极其普通最是不平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