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七公子杜维善口述历史：真实的孟小冬

新用户8926AVU2 2024-08-12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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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小冬身世，我们也不晓得

孟小冬是1907年12月9日，阴历十一月十六日出生，那一年是农历丁未年是羊年，过去迷信的说法是：女人属羊而且是冬季的羊不好，其他季节就无所谓了。她后来就对外改为1908年出生的。其实，属相是没有好坏的，重要的是看八字的。但是孟小冬非常迷信，前面也说过她算命，不能用自己名字买房子的事情，她确信无疑。

关于孟小冬的介绍五花八门，怎么说的都有，但孟小冬自己在《谈余叔岩》的序言里说自己：'余幼习二黄，涉猎较广，闻风私淑，盖已有年，立雪门前，瞬更五载，孔门侍教，愧默识之。颜渊高密传经等，解诗之郑婢。谬蒙奖借，指授独多洎。'这篇古朴的文言文序言是孟小冬口述，请人执笔而成。讲她很小就喜好戏曲，后来拜师余大贤，受益匪浅。有意思的是孟小冬的这篇序言落款是'宛平孟小冬书'。蔡登山写《谈余叔岩》序中写道：'孟氏冰雪聪明，资质绝伦。其立雪余门之际，正值余艺炉火纯青之时；而其师徒之谊，情逾父女，故能倾囊相授、薪火相传。余叔岩以亲身经历，深感学艺之艰苦，加之自知病入膏肓，因此对孟小冬说戏更加耐心，希望薪传于小冬。'蔡登山对京戏很有研究，他引述了孟小冬曾对人讲她从师学艺的事情，孟小冬说：'我拜余老师后，余老师就主张从根底研究。首先，在字音准确上下功夫，所以偏重念白，兼及做派。《一捧雪》一剧，余老师曾教授三个月，口讲指画，不厌其烦，要求在唱念中要传神。所有唱功戏，无论整出还是一段数段，无一不由字眼说起，从发音以至行腔，凡是平上去入、阴阳尖团，以及抑扬高下、波折婉转，均反复体察，广加考究，必令字正腔圆而后已。'这段话，对于理解余派艺术和孟小冬的造诣很有帮助。

关于孟小冬的身世，有一些说法，也可能有，但是我们都不晓得，因为这种事情她不可能讲的。在网络上的'梨园百年琐记'里，翁思再写的《余叔岩传》里，讲到孟小冬的身世和经历：孟小冬在向师傅学戏之余时，孟小冬亲口向师傅说到，她原来姓董，名若兰，汉口人，祖籍汉口董家巷，姐妹五人，居住在满春茶园附近，为满春茶园包伙食。民国初年，孟鸿芳等兄弟到汉口满春茶园演出，孟鸿群住在董家，相处甚好，尤其喜欢董家俊俏的小女若兰，常常带她到后台看戏，两三个月后，孟家班离开汉口，董家父母就让若兰认孟鸿群为义父，随孟家班出走江湖，孟家原本称其小董，就一直未改口，回到上海后，孟鸿群请仇月祥教老生戏，十五岁始冠孟姓，由于称其小董，所以称为孟小冬。后来孟小冬到汉口演出时，还曾去硚口寻找亲生父母，物是人非，直至逝世也未能找到。这是翁思再的说法。

丁秉遂在他的书里，也专门讲到了孟小冬的身世，他认为孟小冬祖籍山东，出生在上海，这个说法与其他的都不同。

总之，孟小冬的身世是个未解之谜。

父亲和孟小冬都戒了大烟

我父亲和孟小冬以前都抽大烟。那个时候的风气，是唱戏的人欢喜抽大烟，因为演出常常很晚，他们需要大烟来提神儿，抽完大烟的感觉很来劲儿，再唱戏就唱得特别好，像小三麻子林树森、金少山都是抽大烟的，林树森的妹妹烟泡打得特别好，那是专门的技术，好莱坞明星范朋克来杜公馆抽大烟，就是林树森的妹妹给打的烟泡。那一段时间，北京的伶界开展戒烟活动，专门组织了戒烟会，很多京戏演员都去戒烟，像马连良他们都去了，但是有些戒烟成功了，有些不成功。孟小冬也去戒烟，但戒得不彻底，后来到了香港以后完全戒掉了，戒了大烟以后，开始抽香烟。少帅张学良也抽大烟，而且抽得很厉害，后来经过中西治疗的办法最后才戒了。那个时候，抽大烟很普遍，特别是戏曲界名人都欢喜抽一口。

我父亲以前也抽鸦片烟，但他是另外一种抽法，就是抽而不咽。抽大烟跟抽香烟一样，有的人抽香烟不咽下去，就吐出来了，这等于没有抽，就像老话说的'乌龟吃大米，浪费粮食'。所以，我父亲就一直没有特别上瘾，有的人抽大烟，抽得形如枯槁，身体就垮了。我父亲到重庆后，那次他坐的飞机，被日本人的飞机追击急速升空，留下了严重的哮喘病根，他也不能再抽了，还有重庆那里管得很紧，不能抽大烟的。他就干脆戒掉了，戒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我们家里，就是我父亲和孟小冬抽大烟，最后也都戒了。

两位母亲，一辈子金兰姐妹

早在1922年8月，孟小冬十五岁的时候，随戏班子来到汉口，演出很成功，正好我的奶奶和我母亲也在汉口演出，孟小冬戏班子的演出，引起了我母亲的兴趣，我奶奶和我母亲她们到场看了孟小冬的《斩黄袍》《逍遥津》，非常喜欢，她们俩是一见如故，交换帖子，结为金兰姐妹。这一拜，竟成全了她们这唇齿相依的终生情谊，那个时候她们年轻漂亮，戏演得都好，两个人很合得来，她俩这一辈子分分合合的，但这份姐妹情一直不断，也真是不容易的！在香港的时候，我父亲病重卧床，就是她们姐俩一直服侍在我父亲身边。我前面谈到，孟小冬到了台湾，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她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在一起聊天打牌很开心。我的两位母亲，一生无论悲喜都是可以互相信赖、相互依靠的好姐妹。

孟小冬遇到困难时，总是想到我母亲，她们姐妹之间无话不说、倾心帮助。关于孟小冬与梅兰芳婚姻失败的事情，各种书籍文章里的说法五花八门的，有很多是胡乱猜测，没有根据。据我所知，孟小冬和梅兰芳的婚姻破裂后，梅兰芳的太太福芝芳可能与孟小冬之间有一个协议，就是不允许孟小冬在北京继续演出，以免时间长了，梅兰芳再和他有什么瓜葛，甚至重归于好。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不公平，就邀请孟小冬来上海、在上海演出。至于说到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时的那句名言，就是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时说气话：'我今后要么不唱戏，再唱戏不会比你差；今后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这句话的确说得响响当当、掷地有声，也是孟小冬最流行的一句话。我听我母亲讲到过，这应该是孟小冬告诉我母亲的，因为孟小冬和梅兰芳私底下的谈话，当场不会有第三个人，梅兰芳绝不会跟别人去说，这话从梅老板口里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孟小冬说出来，而孟小冬也会跟像我母亲这样的好姐妹讲的。

孟小冬离开北京到了上海，第一个就找到我母亲，把她在北京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气不过，就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对孟小冬很早就暗恋着，也非常欣赏她的京剧艺术。于是，我父亲就和孟小冬、我母亲商量，而且曾经提出过一个法律解决方案，就是如果孟小冬需要，可以找上海的著名女法官郑毓秀帮助。但是，后来还是觉得不要对簿公堂为好，因为，我父亲与梅兰芳私交很好。于是，我父亲就亲自给梅兰芳打电话，估计是我父亲与梅兰芳商议了妥善解决的方案，进行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就没有必要双方闹得满城风雨，避免对大家都不好的尴尬局面。当然，梅兰芳也很聪明、识大体，在我父亲的中间协调下，与孟小冬妥善友好地解决了婚姻破裂的善后事宜。经历了这场风风雨雨之后，孟小冬身心疲惫，在我母亲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来明确进了杜家以后，总算是不再漂泊，有了个最终落脚的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父亲和孟小冬他们都互相尊重、相互恩爱。从此，孟小冬也没有再进行公开演出，她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就是我父亲六十大寿的时候，演的《搜孤救孤》。

孟小冬的性格很特别，她有一枚绿宝石戒指，就是《冬皇故物》拍卖的那枚。那原是金廷荪太太的戒指，孟小冬看见了很喜欢，我父亲就出钱买下来送给了她。一次，我父亲问母亲，知不知道孟小冬买的这枚绿宝石戒指？我母亲说不知道啊！我父亲就觉得孟小冬的性格有些特别，不像我母亲。因为我母亲买任何首饰一定会告诉孟小冬的，甚至会给孟小冬也留一份。

孟小冬跟我母亲比起来，就是非常机灵，她平时说话很有耐心的，她的上海话讲得很好。台上唱戏和平时说话是不一样的，唱戏需要不同的嗓门，有高有低的了，跟平时说话完全不是一回事，孟小冬在家里讲话慢慢的、软软的，特别是讲上海话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同，就一直不会说上海话，她出生在河北安次，就是现在的廊坊，是典型的北方人，讲的是地道的北方话，上海话对她来说很难懂，她一辈子也没学会上海话。我问我母亲，我父亲说话时，你听得明白吗？因为我父亲讲话带有很重的浦东音，是浦东上海话，浦东可不是现在的浦东，那时是很偏僻的乡下，我父亲讲的浦东上海话很不好懂的。所以，我母亲说，我说我的，我父亲说我父亲的，各讲各的话。而孟小冬就可以轻松地用上海话与我父亲交流，还经常讲些笑话，讨我父亲的欢喜。

孟小冬后来到了台湾，与已经在那里安家的我的母亲，她们这两个金兰姐妹相互依靠，还有义子、义女和杜家其他子女陪伴在周围，亲朋好友们在也偶尔探望，也不孤独。孟小冬在台湾的生活，没有了当时在香港的不安定，也避开了喧嚣的尘世，平静恬淡，过着隐居式的生活。定期到法华寺念经诵佛，在家中设佛堂每日诵经，平日以打牌聊天消遣，偶尔也吊吊嗓子唱唱戏。最使她开心的是我母亲和二姐，每日都会去看她、陪着她，她自己经常念叨：'她（姚玉兰）在我这里一坐，我就定心，她一天不来，我这日子就不知怎么过。'据万伯翱书中写到我二姐的回忆说：'在台北每天必亲临东门町寓所请安，妈咪授课时，必须随侍在侧，若因事耽误未到，老人家一定等我到现场才开课，否则当天的课程绝对取消不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这也是她晚年的幸福啊！

孟小冬很喜欢我，我每次去探望她，临走时，她都要家里的佣人去同庆楼买些特制的火烧带着，她知我喜欢吃这一口。

不擅交往，北方饮食口味

孟小冬与我母亲在性格上是两条路子。孟小冬喜欢老派，喜欢老派的衣着饮食、生活习惯和礼节行为。她不太与新派的人，包括崇洋派的人，还有电影时尚界的人来往。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去给我母亲和孟小冬拜年，我们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子女们，也就是儿孙辈们，都要给她们磕头行礼拜年，磕头以后，她们一定是会给红包的，这是老的礼节。这个老礼儿，到了台湾，我母亲还是坚持着。在台湾，有的演员拜我母亲为师的时候，行磕头礼，我母亲一定是会给红包的，这个规矩好像成了台湾戏曲界人人皆知的事情了。我母亲与孟小冬不同，她与电影界的人也比较熟，像李丽华、童月娟和我母亲都很熟悉。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吃的东西，多数是北方的习惯，很少有南方的口味。抗战时，没有粮食，家里米吃得很少，面食吃得多。所以，从小我们就爱吃面、吃饺子，反而米饭吃得很少。过去上海有个习惯，现在也是，吃面不是吃饭，面不是主食，是点心，吃米才是吃饭。我们吃饺子是不吃菜的，就是吃饺子，北方就这样吃，南方要有菜的。像我大哥吃饺子，当饺子是一份菜，不是主食，我们吃饺子是主食，比方讲，年三十晚上吃饺子。明天生日了，今天暖寿，吃饺子，明天吃长寿面。

孟小冬是在北京长大的，喜欢吃饺子，完全是北方的饮食习惯。很多书里讲孟小冬喜欢用牛奶泡点心吃，很洋派的特点，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孟小冬喝牛奶泡点心吃，现在，有些书和文章讲得太离谱了。孟小冬可能受我父亲的影响，也喜欢吃蛋炒饭，我猜测，她也有讨我父亲开心、迎合我父亲的口味的意思。所以她的饮食口味也有一点南方人的特点，但我觉得主要是北方人的特点，北方人的口味为主。

孟小冬很欢喜东来顺、同庆楼、都一处，喜欢吃烤鸭。台湾能吃到的北方的食物比较多，而且做得好，这点香港就不能够比，因为台湾的很多老兵，都是北方去的，带了很多北方的吃法，很地道的，还有老北京的灌肠、酱肉，同庆楼的叉子火烧，别的地方吃不到。所以，她晚年在台湾很开心。我父亲在的时候，杜家的年夜饭是要吃米饭，是按照我父亲的习惯。后来，到了台湾，就是按照我母亲的北方习惯，吃饺子了。

我喜欢吃老北京的小吃，是受我两位母亲的影响。我第一次去北京，朱学范在仿膳请我吃饭，我就要吃豌豆黄、驴打滚，就是宫廷里的点心。我之前没去过北京，但我母亲和孟小冬她们常讲北京的豌豆黄、驴打滚好吃，她们都欢喜吃这些地道的北京宫廷小吃。后来，我再去北京，有朋友请我吃饭，我马上就想到这些，就说吃豌豆黄、驴打滚的。

现在，我们就无所谓了，没什么年夜饭的了，离开台湾，这些东西慢慢地淡下去了、没有了，很多传统是在饮食里体现出来的。

会书法画画都是胡吹

台湾的二姐谈孟小冬，就有得谈了，因为她一直跟着孟小冬的，从小她就在北京。章子怡应该去见见二姐，听二姐讲讲孟小冬，她在《梅兰芳》电影里演孟小冬，也就是演了个皮毛吧。孟小冬，一代名伶，哪能就这么容易学的呢！

梅家、孟小冬，跟杜家，这里面的关系非常微妙。孟小冬离开梅兰芳，跟了我父亲，梅兰芳也没说什么，他一直很敬重我父亲，到上海总会来杜家的，两次大规模的演出，梅兰芳都来了，而且唱了大轴。这种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梅兰芳的一栋房子给了孟小冬，孟小冬卖掉了，结果要不到钱，去找我母亲，我母亲托吴家元帮助办好的。我们家在北京的事，多数是家元去办的，他在北京认识很多人，黑白两道的人认识很多。吴家元来帮忙办理这件事的时候，他人是在上海的，而这件事情发生在北京，可想而知吴家元的活动能力是多强。孟小冬给我母亲写信，很有意思的，信里孟小冬说，吴家元有私拿的坏毛病，提醒我母亲卖房子的金条一根都不能少！她怕吴家元这位老千暗里吃掉呢。我母亲离开大陆的时候，很多信件都烧掉了，唯独留下孟小冬写给她的信，这封信现在存在我这儿了。

吴家元与杜家真是老关系啊！不要小看了这位吴家元，在上海是很出名的。这个老千，不仅是赌桌上的老千，在社会上，黑白两道都能混得如鱼得水。抗战胜利后，吴家元和他太太三天两头待在我们家里面，打牌、聊天、听戏。我父亲和我的两位母亲都很信任他，他在北京、天津都有很多关系，我父亲就是通过他与北方军阀官僚们打交道，我母亲们的一些事情，也是通过他解决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吃饭，吴家元的太太作陪，吴家夫妻在杜家上上下下都吃得开，大家都喜欢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会来事儿，八面玲珑；另一方面，他手头很宽，逢年过节，给所有的下人派钱，大家都喜欢他。

张大千在上海办画展，也请吴家元出来帮忙，帮助请了很多上海的名人来捧场。大千先生很会做事，他送给了我父亲两张画，上款写月笙先生。画就挂在画展的大厅最醒目的地方，来的人都可以看到，大千先生就是要人们知道，我父亲也喜欢大千先生的作品，这样来吸引别的人来观赏、购买他的画。

扯远了，吴家元在杜家很重要，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孟小冬，这里要更正一个错误的说法。万伯翱在《孟小冬：氍毹上的尘梦》里说孟小冬喜欢写毛笔字，常常临《孟法师碑》，还刊登出孟小冬写字的照片，这是不对的。孟小冬根本就不写毛笔字，更谈不上临帖和书法了。她写给我母亲的信是用钢笔写的，不是毛笔，她写的字没那么好。有些信，不一定是她自己写，有的时候是叫人代笔，那个时候代笔很正常，我父亲就是让秘书代笔。甚至还有的书里面讲到孟小冬不仅会写字，还会画画，这似乎是吹牛了。为什么说孟小冬学的碑是孟法师呢？孟法师碑是很冷门的碑。也许是因为她姓孟，就强把她与孟法师碑附会上了，这个完全是瞎说。人们总愿意把自己喜欢的人物和事情夸大美化、添光添彩，因为人们的愿望总是这样的，把好的东西、热爱的东西，说得更好。这可以理解，但还是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不能够过分。如果有说她画的几笔兰花什么的，很可能是别人代笔的。如果她真的可以画画的话，和张大千在一道，就可以让张大千题款、题字了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在1941年《立言画刊》的'名伶访问记﹣﹣孟小冬'里面写道，'尤喜书画，自己对书法亦颇有研究，每喜收藏名人之手笔'。这些都是吹捧之词了。'文姬归汉'那幅字绝对不是她自己写的。我手里的那封信是孟小冬亲笔写给我母亲的信，里面有很多白字，有不会写的字就画个圈儿，让我母亲猜，我母亲文化程度也不高，哪里猜得出来？这能是临孟法师碑帖、吟诗作画的人的做法吗？这种说孟小冬会书法、画画，甚至篆刻等等的说法，在社会上很普遍，很多的书籍文章都这么讲，甚至还有人把别人的照片，说成是孟小冬的明星照，就是那张穿着裙子在飞机前面照相，说是民国美人之一的照片，简直就是胡扯！

我父亲遗嘱里有杜美娟，孟小冬的遗嘱里没有

有一本关于孟小冬的书里面讲到，孟小冬与梅兰芳结婚后，一次意外小产了，后来她去医院做妇科检查，医生对她说，她以后不能再怀孕生育了。这个事情有可能，因为她领养了个女儿，杜美娟，美娟比我大姐小一岁。

美娟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至于她是什么时候领养的，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从来不提这种事的，像大哥领养的事，从来不提，不敢提的。美娟开始住在北京，后来到上海了，在上海我们常常会见面，我叫她'玉姐'，再后来跟着我们都去了香港，在香港认识了个男朋友，华裔美籍人。但是孟小冬坚决反对，她是个很老派的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出于爱护的角度，一方面担心女儿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她也可能不喜欢美娟找的男朋友，母女俩为这事吵得很厉害，甚至闹翻了，美娟最后离开香港，去关岛结的婚，结婚的时候，孟小冬和我们当然都不在场了。她先生是中情局的人，她加入了美国国籍，她先生过世了后，她就回到了洛杉矶，以后就没消息了。

美娟到了香港以后，正式成为杜家的人，我父亲的遗嘱里面写了她是杜家的人，分到了遗产。她也是按照杜家的辈分排的，美如、美霞、美娟的'美'字辈儿，应该是孟小冬进入杜家以后，排的美字辈儿。

杜家的事情很复杂，孟小冬过世，她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嘱。是陆京士打理的这些事情，他没有把杜美娟列入遗产分配人的名单里，我、大姐、二姐、大哥、大嫂都有，但是没有美娟的那份。

陆京士当然知道我父亲的遗嘱里有美娟的份，这种地方，陆京士就做得不对，他不应该这样做。也可能是孟小冬过世之前，跟陆京士交代过的，因为美娟结婚的事情，孟小冬母女闹得很不开心，美娟就走了。但我怀疑这种说法有问题，因为孟小冬死得非常突然。那是不是孟小冬有什么特别交代呢？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我们就不知道了。

结果，我把我继承的那份财产转给了美娟。分遗产的时候，我在香港，我太太专门去台北办的这桩事情，我让我太太把我的那份给了美娟。那时候，美娟在冲绳，她专门到台北来的，我太太见到了美娟把我的那份给了她，有现金和一些孟小冬的东西，还有一幅张大千的画，孟小冬有很多张大千的画。那个时候，一个人大概分到两千美金现钞，那个时候两千美金也不少了。那就说明她过世的时候还是蛮有钱的，不算那些字画珠宝什么的。

孟小冬的首饰，《冬皇故物》里面的是很少一部分，实际上真不止这些。那个时候的首饰，不是这一个、两个戒指，蓝宝红宝都是一包一包，没镶过的。孟小冬有的时候，看到我母亲的首饰，她喜欢就拿了去，有些首饰是我母亲预备留给大姐的，孟小冬喜欢就拿走了。所以，大姐跟孟小冬有矛盾，就是因为首饰的问题。

另有一件事，本是孟小冬将张大千送的六条屏荷花图给了我，后来陆京士来跟我谈，说是大哥要留个念想儿，硬要我让给大哥，最后是大哥拿走了，没多久，他就卖给别人了。这次，也没有分给美娟财产，这就不好了。有些事情，陆京士做得不公道了。

我点红披麻戴孝，没有和我父亲葬在一起

孟小冬去世的时候，我在香港专门赶回台湾奔丧，为我的庶母孟小冬披麻戴孝，我现在还有孟小冬下葬时的照片。

孟小冬大殓时，问题很多，她的女儿美娟不在，一切的事情都是我和大哥操办的。大哥不肯捧这个牌位，因为大哥说，他有他的母亲前楼太太沈月英。后来，陆京士和他谈判的，你要什么东西都给你，牌位你要捧，要披麻戴孝！因为我是养子的身份，照片是我捧。要披麻戴孝，但是我母亲在，按规矩是不能够披麻戴孝。这个事情，请教了很多人、很多老先生，结果有位老先生，出了个主意说，你点红，在麻上面点红。一般情况，麻上面不能够见红的，点红的意思就是还有长辈在。磕头的时候，我给我母亲先磕头，还得解释'我戴孝了，我在点红'，然后再给孟小冬遗照磕头。这样做，我的生母、庶母两方面都可以照顾到了，也合了规矩。这是老法、老规矩！大哥的披麻戴孝就不需要点红了，因为，前楼太太已经过世了。

所以，出殡的时候，杜家处理得很好，大殓的过程也很好，给公众、社会一个很好的印象，认为杜家后人识大体，讲礼仪。这是表面上这样的，背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很多工作的，主要是她的女儿不在，要家里男的出来。杜家的这种事情很烦的，因为是大家族，你想想有五房太太呢！

还有一件事，孟小冬去世后，停在医院里，当时家里人都忙着分财产等后事，是我太太把孟小冬的灵魂引回家的，那叫回煞。人死以后，停在医院里面的太平间，家里人要点香带她回来，这是老规矩。孟小冬去世的时候，就是我太太把她带回家的。我太太到太平间去看，看了以后就烧香，跟她讲你跟我一起回家吧！一路走，一路说着，过桥、走隧道，都要提醒她，实际上是她的魂儿，说：我们现在过桥了啊！我们现在过隧道了啊！就这样，她就会跟着我太太的引导，回到家里。到家了以后，我太太请她坐在她平时常常坐的位置，沙发上，然后我太太就点了一根烟，她喜欢抽的那个牌子的香烟，就放在烟灰缸上面，因为孟小冬抽香烟。这个烟一直烧到尾，烟灰没掉下来。普通的香烟，烟灰一长就掉下来了，但她的这支香烟的烟灰一直没有掉，说明她回来了、回到家里，还抽了她喜好的香烟了！这是些老规矩，现在的人都不懂了。我太太很懂这些老规矩，平时过年过节的祭祖、祭奠故人，都是我太太张罗着这些礼节。

孟小冬去世后，她没有和我父亲葬在一起，葬在了她自己早就选定的佛家墓地，在另外地方。我父亲的灵亲移到台北，安厝在杜家陵园，几年以后，正式下葬。孟小冬在临终前，没有提出要与我父亲在一起，安葬在杜家陵园，她很早就给自己选好了墓地，一个佛教寺庙附近的墓地。再后来，我的生母过世，与我父亲一起葬在了杜家陵园。杜家的陵园里就是我父亲和母亲，大哥什么的都没有进去，大哥后来葬在美国。

关于孟小冬的墓地，其实她在来台湾的时候，就决定以后葬在佛家墓地。由于她虔诚地信佛，特别是到了晚年，更加深信不疑，早已决定葬在佛教墓地。所以，她就让陆京士私下里秘密物色墓地，她就慢慢地选、慢慢地挑，直到去世前两个月，才确定了台北县树林镇山佳佛教公墓选了一块墓地，她请人设计墓园型式，设计师做了两次图样，她都不满意，直到她突然病重，也就是5月24日，她对第三次的修改才满意，而第二天，25日，她就住院了，26日晚11点50分，孟小冬就去世了。

孟小冬的墓修得很好，张大千亲自写的'杜母孟太夫人墓'墓碑，这个墓碑写得真好啊！有一些人，特别是游客，到坟地里去参观，竟然有人在墓碑上拓字。第一点是因为张大千写的，第二点那是孟小冬的墓碑，我父亲的墓碑也有人拓，我父亲的碑是书法家陈含光写的，我觉得我父亲的那个碑写得更好。在过去人的墓地里这样做，那是很不敬的，这是规矩，现在的人什么规矩都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