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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福建文史资料》第七辑(1983年2月)，翁进煌口述、翁伟整理，原标题《厦门劫狱始末记》  正文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厦门发生了一件震撼全省，乃至全国的重大事件，这就是由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厦门大破狱，称之为“五·二五破狱”。此次厦门劫狱，参与人员之广泛，联络之复杂，组织之严密，策略之机警，行动之迅速，斗争之成功。在我党历史上是值得一书的。当年我从龙岩县委、县苏维埃调到厦门任团省委组织部长，亲自参加劫狱的准备工作。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追忆起劫狱的详情末节，仍历历如在眼前。我愿献出隐藏胸中数十年的史料，供大家参考。 一件提案之争一九三〇年三月中旬，国民党厦门市党部的委员们，讨论厦门市各界一项联合提案。这个提案要求举行“三·一八”惨案纪念大会，是通过谢仰堂向市党部提出的。在市党部会议上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站在反动立场的党部委员们竭力反对这一提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遣兵关内，虎视华北，妄图称霸。日舰亦公然护奉舰驶入大沾口，并袭击大沽炮台。驻京津的国民党冯玉祥部奋起抗击。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向北京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去大沽口防务等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时称“大沽口事件”。北京人民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于十八日上午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群众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此后全国各地均曾举行规模不等的纪念活动。此时（一九三O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黥吞我东北三省，野心已露，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厦门广大群众激于爱国义愤，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允许举行纪念活动。他们一面通过谢仰堂向市党部提出这个要求，一面积极进行筹备活动。 谢仰堂，龙岩适中人，早年在龙岩读书，后转厦门就读。这期间，他接受了新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的党员秘密身份尚未暴露，当时正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担任着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委员。谢根据省委指示，在国民党市党部内争取到一些人的支持或默许，在会议上力陈举行纪念会的必要，并请求市党部出面主持。这个提案最后遭到市党部的拒绝，但厦门群众反日反帝情绪已如火如茶兴起，谁也阻挡不住。省委书记罗明、兵委书记陶铸、省委组织部长谢汉秋、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等人认为“三·一八”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又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纪念日，而且当时中央红军已经三度入闽，闽西多处发生过革命暴动，厦门岛也在动荡之中，因此，省委决定通过“三·一八”纪念活动，向厦门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准备厦门武装暴动。于是通过厦门反帝大同盟出面宣传纪念“三·一八”的意义，用厦门市各界纪念“三·一八”筹备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并派人暗中刻制筹备会的印章，大量油印纪念会的宣传品和开会的通知单寄发各处。厦门大学和市内各中学都顺利收到这些印刷品。团省委也秘密编印了一批介绍“三·一八”惨案真相、巴黎公社历史和闽赣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传单，通过基层关系，分发到市内各团支部。 以罗明、陶铸为首的中共福建省委，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促成了纪念大会如期举行。一场严重斗争即将到来。 纪念“三·一八”的风波“三·一八”的前一天，各学校青年团支部根据纪念大会筹备会的通知，纷纷行动起来。他们联系了周围的进步师生，以参加纪念大会的正当理由，向各校当局提出停课集会的要求。那些爱国师生都持有大会筹备会的正式通知向学校请假，学校亦未加阻挠。“三·一八”当天上午，厦门大学、厦八中、双十中学、大同中学、同文中学以及鼓浪屿的几所中学的数千名学生吹打着 喇叭锣鼓，列队前往中山公园，口号声此落彼起，阵容雄壮威武，群众情绪激昂。公园里挤满了数干名进步师生，为数年未有之大盛会。各校的学联党支部和团支部大都到齐，唯中华中学未到。因该校校长王连元系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曾在市党部会议上极力反对举行这个纪念会，并知道纪念会一案已被否决，现又看见学生持书面通知来请假，料定内中必有跷蹊，所以不准学校停课，也不让任何人外出。尽管他极力阻止，中华中学仍然有少数爱国师生前来参加。 纪念大会开始时，按照当时会议的惯例，先是大家肃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再宣读总理遗嘱，然后按大会程序进行，可是今天一反常规，大会刚开始，就有几个健壮青年倏地冲上主席台，呼啦一声，拉开了一条三尺宽六尺长的白洋布，往墙上一挂。布上贴着一行斗大的黑字：“厦门市各界纪念'三·一八’大会”，把国民党党旗和总理遗像遮盖住。接着谢仰堂以主席身份首先登台演讲，阐述“三·一八”的纪念意义，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继而团省委书记陈柏生也讲了话。各校代表有中华中学教员周俭真、大同中学教师冯少春等人，一个接一个登台演讲。他们义愤填膺，控诉北洋政府卖国媚敌，制造惨案的罪行，痛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这时在场的师生东一簇、西一群纷纷散发传单。这些传单有省委印制的，有纪念筹备会印制的，也有各校自编自印的。国民党侦探混杂在人群里，发现这些赤色传单，马上追捕散发者。女学生有被捕的危险，这些鹰犬一看形势不妙，急忙跑往警察局报告。一群便衣探警很快就布满在公园四周，有的跑到台上监视。顿时会场秩序大乱，口哨声、嘶叫声、呵斥声、吵闹声混成一片。演说的人下台来，遭到探警包围拳击。探警持枪执铐，把他们一个个抓走。陈柏生和七、八位爱国师生被送进警察局。新军阀的暴行与当年段祺瑞政府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严峻的决策被捕的人未经详细审问，就转囚于思明监狱。敌人也曾想拘捕谢仰堂，初因谢的社会地位和他与市党部书记的密切关系，没有立即下手。但稍过几天，谢仰堂连同夫人也被拘入狱。 敌人的法西斯镇压，受到社会舆论同声谴责。一连几天，进步报纸纷纷刊载事件的始末，社会反应十分强烈。被捕者的亲属不畏敌人的强暴，纷纷前往思明监狱探监。我党省委和厦门市委也采取紧急措施，调查被捕者情况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并发动被捕者的亲属去探监，以安定狱中同志的情绪。亲属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纷纷往思明监狱送进衣服和食品，一时出入监狱的人络绎不绝。党组织也派人假借各种名义和关系前往探监，了解情况。 这个监狱管理不严，制度松弛，作风腐败，略有贿赂，即允许探监。当时福建党组织还比较弱小，斗争也处在初期阶段，城市秘密斗争的方式和方法还不为敌人所注目，加以厦门从未发生过革命党劫狱事件，所以敌人并未认真对待探监这件事。 我们完全弄清楚狱中同志的详细情况之后，就大力动员他们的亲友奔走呼吁，筹款接济，并请社会名流或殷商巨贾出来周旋，要求保释。这样一来，整个厦门岛几乎都动荡起来了。 省委从厦门各级党团组织的汇报和从探监的人那里获悉，思明监狱里共关押着四十八个囚犯，除了在纪念大会上被捕的七、八位同志外，其余绝大部分是从闽西解送来的政治犯。一九二九年冬，闽北军阀刘和鼎部奉蒋介石之命，开到闽西搞“三省会剿”,一九三〇年初，“会剿”失败。当刘部进攻龙岩苏区期间，逮捕了一批红军指战员和家属。年初，福州发生卢兴邦绑架省府委员的“一·六事件”，刘部调往福州，来不及处理这三十多位同志,路过厦门时，将他们寄囚于思明监狱。狱中除了这两批同志之外，还有个别的社会渣滓，如厦门大流氓“老协”（厦门话是高大的意思，即高个子），他本是厦门警察局一名侦探，因受贿包打私仇，致死人命，而被囚禁。 省委认为闽西三十多位同志必须组织力量营救，请求保释的办法，已无济于事了。鉴于“三·一八”事件所造就的有利形势，于是决定了劫狱的行动。为了有效地进行营救，省委决定成立“营救委员会”，由罗明、陶铸、谢汉秋、庄宗乾（按：庄宗乾应作曾宗乾，即王德）等同志组成，开始进行紧张的劫狱准备工作。 “劫狱”二字说起来简单，但是，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 要取得劫狱成功，谈何容易！省委的要求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劫狱的胜利。此事万一弄得不好，不仅立即影响到被捕战友的安全，而且厦门的革命活动将遭受全局性的破坏。 我们先看一看思明监狱的情况：  思明监狱在思明县政府的旧址，周围是高墙厚垣，无从攀越。从阴森森的大门到内堂的牢房设有三重门。把门关上，里面的人插翅难飞。牢房分大牢和小牢。大牢一间可纳百余人，当时只囚三十多人，多系轻犯，管理比较松懈，犯人的活动较自由。小牢数间，幽禁重犯，都上了脚镣手铐，不得随便露面，所受折磨更多。“三·一八”被捕的和闽西来的同志都被分开，零零落落地关在各个小牢里。人员如此分散，要实行集体破狱，确是难上加难。大牢、小牢三面都用青石板条砌成。小牢正面竖着铁栅铁门，大牢正面是用木栅栏围成。看来要钻木凿洞，从地下逃出也是不可能的。 监狱由一支四十多人的警备队看守，队长叫杨广成。在敌人里面，既没有可以争取的对象，也没有内线可资联络。三重门都置有守哨，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只须关起门打个电话，警察马上就可以出动，敌人海军陆战队还可以配合。我们省委虽然在闽南一带活动了几年，但在厦门市内的力量还是很弱小的，也没有什么武装，领导同志只有几枝防身短枪而已，至于能够掌握武器的战斗人员一个也没有。再说即使能够破狱而出，厦门市区是不可滞留的，敌人只要封锁海面和港口，就能断绝去路。所以一旦劫狱胜利，人员还须立即撤离厦门，那才算完全成功。 为了营救狱中的同志，省委决定不惜代价，全力以赴。破监委员会在广东会馆开了秘密会议，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作出了这个严峻的、冒险的、出于敌人意料的劫狱决策. 郊野练枪使用武装是劫狱最根本的保证。厦门党、团和各种革命群众团体手里没有武器。因此，面临着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拿到武器，和训练能够使用武器的人。省委中懂得军事的只有陶铸同志。他当时很年轻，有胆有识，原分工担负兵运工作，对驻在禾山、湖里山炮台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做策反工作。破监委员会把武装的任务交给陶铸同志，他首先要基层党支部和秘密工会选派一些对党忠诚、勇于献身的同志参加劫狱行动。就我记忆所及,可以举出若干人名来：厦门磁虾街面食店店主的儿子叫白文庆,安溪人，跟陶铸同志接过头，参加了劫狱武装队伍。闽西苏区为支援厦门的革命斗争，先后派几批同志到厦门工作，有的安排在党机关工作，有的跟省委接上了关系，隐蔽下来从事各种职业。这些同志都参加过闽西暴动，觉悟很高，有战斗经验。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林雪榕同志，他是龙岩西山人，参加过一九二九年龙岩大暴动，是龙岩县总工会会员，来厦门以肩挑叫卖为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还有一个土名叫狗秀的永定人，参加过龙岩红坊暴动，他们十几个人住在港口一家菜店里，白天给龙岩店主（亲戚关系）干活，把海上运来的菜搬运入店，换得三餐口，晚上外出做各种秘密工作。林雪榕和狗秀也都参加了劫狱武装。最后,陶铸从这批工人中选定十二位同志，组成突击队。同时，省委于三月底派出交通员跟同安县委和在漳州一带活动的王占春游击队联系，并通过固定交通站与闽西特委联系，请求支援武器和经费。同安县委即派人送来四支短枪，四月间又送来一批。王占春部亦答应准备随时策应。闽西方面也有经费送入厦门。不久，十二支短枪配齐了，每个武装人员发给一支。有了人，又有了枪,但这些人都不曾用过武器，要在厦门市区练枪那是万万不行的，一声枪响，就会惊动敌人。若转移到游击区去训练，时间也不许可。为寻觅一个适当的打靶场，陶铸同志伤透脑筋。于是等呀等，终于得到了一个绝妙的机缘。 四月暮春芳菲尽，鹭岛尽是上山扫墓人。一群群的市民，扶老携幼，肩挑祭品，往郊外扫墓，热闹得很。陶铸带领武装同志，挑着一担担箩筐，筐里暗藏着短枪弹药，筐面摆着红龟粿、箔纸、鞭炮、香烛，混在人群里上山，寻个静僻处，开始练习射击。枪声和鞭炮声混杂在一起，谁都不会怀疑。一连几天上山练习。清明扫墓的箔烟、鞭炮，却给帮了一个大忙。 周密部署四月底，破监委员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探监活动。不仅“三·一八”被捕者有人探问，连闽西送来的战友，也有党内外的同志进监去接触他们。据了解谢仰堂夫妇入狱后，其弟谢仰真（当时任团省委秘书）以个人身份探了监。不久，谢的妻子以重身为由，保释出狱就医，即由组织安排她撤离厦门。当时的《江声报》里有一个党支部，不少同志是龙岩人。省委发动潘九三等同志以同乡的关系，去探望那些闽西战友。探监时只要给看守的一些小费，就可以得到许多方便；报纸、书籍、衣服、食物、药品、书信，以至文件都可以不经任何检查，允许送入、传出。所以外面和狱中同志联系非常密切，信息非常灵敏。 省委指示关押在小牢房的同志要想办法向大牢房调动靠集。这时省委对狱中同志生活更是加意照顾，食用物品的供应比往日更加充裕。关照他们注意健康，保养好身体。狱中同志编成四、五个小组，每组有一个组长。“营委”指示要防止内部叛变出卖，在越狱行动开始时，组员跟着组长，组长紧随省委联络员。各组越狱的路线和行动，都听从联络员指挥。联络员只有组长才认得，他人是不知道的。时间越来越迫近，“营委”考虑到狱中同志手脚上的镣铐必须解除，门锁必须砸断，方不碍行动，就派人将锉子、剪刀暗送进去。狱中人为了不让锉声剪声败露，就故意引吭高歌，进行掩护。用剪、锉时，特意不剪断镣铐，只留一线连结着，只要动手一拗即断。为了防备有失，还送入一把铁匠使用的锋利大剪，以供急需。狱中同志配合极其协调、紧密，无人叛变，无人泄密，一切活动都在敌人不知不觉中进行。就是同时在押的刁狡强悍的厦门著名流氓“老协”，也未察觉出来。 这次省委组织的劫狱活动，除了得到闽南、闽西党组织的支援外，也得到社会群众的支持和襄助。为了在破狱后能够使战友们及时撤离厦门，必须弄到船只，省委派交通员和同安县委联系，县委弄到一艘坚固的帆船，配备可靠的艄公，驶往厦门接应。并且选定一个安全的靠泊地点，务使劫狱之后战友能顺利登船。同时又准备了经费和粮食，另派交通员与王占春取得联系。王也受命做了准备工作，劫狱成功后有些同志可以转到他们那里去。王占春除了支援枪支弹药外，还要派人在路上接应。 省委考虑到狱中同志坐牢已久，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囚犯的样子。所以通过厦门各级团组织，向厦门市民、学生募捐衣服。不少团支部送来了汉服、西服、外衣、衬衣，男女式均有。这些衣服集中之后，秘密运往同安藏起来，罗明同志亦往同安，检查县委的准备工作。 闽西党组织对厦门的支持也是有力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几乎成了厦门可靠的后方。一九三〇年初，国民党刘和鼎部撤走后，不久，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闽西党组织向厦门源源派送干部和革命活动经费。同时加强了闽西与闽南交通站的工作，对厦门进行积极的策应。在厦门劫狱工作中，可以看到我们党左右上下之间的协调和统一，还可以看到党与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关系。 劫狱胜利五月，是我党和人民群众开展各种纪念活动频繁的月份，在这段时间里也是敌人最警觉的时候。可是，“五一”节来到了，厦门并没有举行什么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只在街头巷尾出现几张零星的标语。“五·四”、“五·九”也都比较平静地度过。敌人可能放了心，到了五月下旬，便有些麻痹了。 劫狱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省委在估量厦门实际情况之后， 决定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八、九点钟举行劫狱，这段时间正是退潮，便于撤离。 五月二十五日晨。 用条石砌成门框的思明监狱的大门，左右安放着一对石狮。大门对面有一家卖糕饼烟酒的店铺，大门两边路旁摆着小食摊,卖水果、卖汤丸、卖豆浆，还排着茶桌。这时我们化装的武装同志聚集在这儿，一边吃喝，一边观察等待。上面提到的那位龙岩西山人林雪榕同志挑着小担子，在大门前叫卖桃子，象往常一样。预定的时间到了，我们武装同志假装前来探监，监狱的大门开了; 进到里面，敌人正要开第二重门放进去，按规矩此刻第一重门要关闭，但我们第二批同志又走上前来探监，大门便无法关闭。第二批同志进了大门，前面第一批同志已在叩第三重门。按照计算好的门距和走步的时间，武装同志分成几批陆续进入，使得三重门同时洞开，畅通了撤离的道路。霎时，只听里面枪声响了，大门外的林雪榕立即开了两枪，把门前的卫兵击倒，冲了进去。监狱外接应的同志迅速把电话线剪断。 林雪榕和另外三位同志到了里面，躲在预先选好的两棵榕树后，用火力封锁内堂。敌警备队队长杨广成听到里外枪响，窜出后堂时立即被林雪榕击毙。已经冲出来的警备队员马上缩了回去，不敢露头。监狱左内侧的大牢和右内侧的小牢应声而动，大家把门、窗、镣、铐全给砸了，猛冲出来，组员跟着组长，组长盯住联络员，跑出大门，分成几路撤走。 我们大队撤出以后，敌警备队才敢往狱外追赶。一直追到县审判厅门口，发现有一男二女，长头发、破衣服，跑起来有气无力，一下就认出是“囚犯”，把他们绑了起来。这三个掉队的同志，男的叫曹木生，龙岩南阳坝人，是乡苏维埃干部，因病落伍。另外两个女的都是龙岩石粉岭人，是村苏维埃干部，因为越狱时不好意思跟男人挤在一起，也掉了队。那个大流氓“老协”趁机窜出，他没有跟随越狱的队伍，后来才知道他只身潜往漳州当土匪，在石码又被捕送回厦门。狱中四十八人，在越狱途中除了四人被捕外，四十四位同志越狱成功。 扬帆出海敌人估计只要搜索郊区山头和封锁海面，就可以把越狱的人一网打尽，陆上警察和水上警备队倾巢而出，进行大搜查。敌警车队在闹市横冲直撞，警哨不停地响。一支警察分队急驰南普陀，对山路实行大包抄。水上警备队也开动几艘小电船封锁海面。这种小电船船身狭小，只乘三、四人，行驶如飞，发出尖叫声。 这时我们的同志正在登船。昨天半夜，同安县委派来的一艘帆船，随着潮汛驶入厦门港，停泊在沙坡尾。当时正值退潮时分。越狱的几路都先后赶来了，艄公收起船缆，把竹篱搭在岸上等候。陶铸和同志们共有五、六十人纷纷登船入舱，挤在一起,加上舱盖。帆船一篙离岸，船往海上而去。 敌人正在封锁海面，我们这艘帆船怎样才能脱出敌人的魔掌？“营委”早已估计到这种严重情况，安排下调虎离山之计，终于避凶趋吉。 敌人小电船正在海上搜索目标，突然发现有一艘大电船从磁街码头驶向鼓浪屿。该船不前不后，恰在此时行驶，船大可容百人，正可容纳越狱人数，速度又快，敌入一眼断定这是越狱船无疑，果然小电船驶来截拦，经检查一无所获，耽误了时间，放松了封锁。敌人恼羞成怒，把船员抓来审问，船员说这艘船是开往海澄县南太武镇去的，客人在鼓浪屿等候上船，他们开往接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二十四日下午，省委一位同志交给我两元钱去租电船，交代说租好船之后两天内不要出门。我到了三安街的三安客栈，楼下是钱庄兼代售各海港的船票，门前挂着一块黑招牌，用粉笔写着：“电船出租”，另外写着某轮船某日开往某埠的通告。 我依照省委同志的嘱咐，交了租电船的押金两元，并要船在第二天上午八时许在厦门港等候，接送一批客人去南太武赴宴。掌柜答应收下押金。傍晚林雪榕来找我，告诉明天要劫狱的消息。第二天，租船按时来到了，但还未见一个客人。这时码头上走来一个衣冠整齐的青年，上前问了电船，向他们说：客人正在鼓浪屿候船，船要开过去到龙头码头接客。船于是突突地驶向鼓浪屿，仅至半程就被敌人截住搜查，只不过是一艘空船。敌人不肯罢休，还另外搜查了几艘渔船和货船，怎样也找不到越狱的人，只好收了兵。潮水退落，厦门港海面风帆点点，大批的渔船、货船随着退潮驶向大海。我们越狱的船夹在船群之中，平安脱离了虎口。 敌人扑了个空，实在不甘心，又不好交帐。他们寻找各种线索和疑点，越发怀疑那艘大电船。二十六日下午，警察就到三安客栈追问，客栈老板据实说，谁来租船没有注意，仿佛来的是一位穿长衫的年青人，租船只要给钱，不管谁租都可以。敌人问不出什么究竟，只好作罢。其实，当时三安客栈的楼上还住着我党的同志哩。 尾声我们的帆船离开厦门，往同安县驶去。东园村，位处厦门东北向，在大、小磴岛对面，左边是南安县的莲河镇。这一带是同安县委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罗明同志早就在这儿迎候越狱的同志了。船到东园之后，同志们白天不上岸，晚上才外出活动。同安县委为大家请来了理发师傅，个个整了容，穿上厦门群众捐献的衣服，面貌一新了。 罗明、陶铸等同志和每位同志相谈，了解大家的思想和去留的意见。厦门既不可留，只有往漳州、龙岩、同安等地。在休整的几天里，各个交通站都十分繁忙，准备引导大家疏散和撤走。林雪榕和几位武装同志去漳州，加入王占春的游击队。陈柏生、谢仰堂和白文庆等大部分同志返回龙岩。 半个月以后，闽西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在龙岩中山公园召开了庆祝和欢迎大会。会上，邓子恢讲了话，给大家以热情的慰问。陈柏生详细地介绍了狱的过程。会后他们还到各处作报告介绍劫狱的情况。 资料来源： 《福建文史资料》第七辑(1983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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