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珠江航运史》载，清道光中叶后，广西内河四通八达。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轮船和拖渡已不定期航行于梧州至广州、香港，梧州至南宁、柳州和南宁至龙州。民国时期航行在西江上游梧州至濛江、梧州至平南航线的“粤强”花尾渡，虽然没能找到有关的文字记录。但是，它的存在是确凿的，是有迹可寻的，在濛江街的老辈人印象中是留下了记忆的。廖炳森先生的《忆濛江的客货船》文章里面，有提到解放前粤强花尾渡客货班轮行驶梧州至濛江航线内容。粤强花尾渡船东的第三代后人，何宗恕、何宗开的口述，印证了粤强花尾渡在西江上游的航行史。俗称的“花尾渡”，即木质客货拖渡。《珠江航运史》中，对花尾渡的描述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花尾渡在广东省内河问世，船楼三层半，外形很像凤凰，于是按凤凰形状和色彩，凃上绚丽的油漆，画上艳丽夺目的奇花异兽，故称“花尾渡”。花尾渡由拖轮拖带航行，特点是航行平稳，远离拖轮的机器噪音和震动，让旅客起居方便，兼得旅行赏景两不误，大受旅客欢迎。这种客渡船为其他水系所无，珠江独有。
何国昌，号杰生，同堂排行第四，又因其右掌天生多指畸形，儿时被起了外号叫“孖指四”，出生年月不详。何家的遗风所在，辈出的后人都有一种不甘固守，自强不息，立志闯出自己不同凡响新天地的风骨。何国昌的父辈原籍广东德庆县，祖上留有良田三四十亩，仗着自己精湛木工手艺的本事，年轻时就只身出来闯荡世界，来到濛江街开张了“德和”木器铺。到了何国昌这一代，同样胸怀大志，有所抱负，他南宁读书毕业后，到过四川拜师学美术，油画上有一定造诣。国昌的弟弟叫家昌，家昌留在父亲身边潜心钻砺木器工艺，传承前辈梓匠轮舆。
民国江南风情油画
何国昌游学回来后，毕竟见多者识广，博览者心宏。他不窝在父亲开创的木器铺坐享其成，而是鸟飞出巢，独立自主开了一家叫“新德和”号玻璃镜画铺，地址就在旧日下大街原港务站对面那条街巷上，那房子1958年“大跃进”时代，建濛江大旅社时就拆掉了。玻璃镜画，最早在清代初期由西方传入中国，在清末到民国时期风靡全国，几乎家家都有。那个时代，城乡间比如庆寿、庆婚、庆弥月、庆新居入伙、庆新船下水、庆新店铺开张各等喜事，就连嘉奖乡党模范，都以玻璃镜画镜屏为礼物。
在比较时尚和需求广泛玻璃镜画的时期，小小濛江街，除了新德和号，同时还有刘家、柯家、胡家等镜画铺，生意场上是存在竞争性的。精明的何国昌，从长远生意上必须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之筹划。何况，他是一个有梦想又有远见的人，是一个想要开启出自己人生新篇章、而敢吃螃蟹的人。“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他一直静静地在审时度势，瞅准机宜，蓄势待发。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这场战争的西江航运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军公运输的频繁，另一个便是客多货少现象的出现。“客多”，则缘于此期间的三次大规模的难民潮；“货少”，肇始于西江被日军封锁。抗战时期广西难民到底有多少？《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2期，万东升《抗战时期难民群体构成管窥》中记述，估计约为256.24万人。其中外省内迁难民约100万人，从东南亚各国返回广西的难侨约11万人，广西本省难民约140万人。毋庸置疑，这些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似可列入西江客运的客源之内。
何国昌是个有雄才远略的商人，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他生长在沿江古镇上，深知灼见在那个突显“客多”的时期，水运基本是出行的必由之路。正值年富力强的他，认定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商机，便闻风而动，勇于尝试做一回水上客运的弄潮儿。终于，何国昌独资拥有的“粤强”号花尾渡横空出世。1940年间，粤强花尾渡乘风破浪航行于西江上游的梧州至濛江航线。
何国昌的粤强花尾渡，虽然是自营模式，由于他本人没有船务运营方面管理实战经验和基本知识，只是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以聘请司理（船长）代为打理船务。渡船的驾驶（俗称带水）是聘用梧州籍的何姓师傅，包括帐房、客服、厨师、水手等等，都是招聘而来。租赁的拖轮（湿底）所用的燃料木柴，常年都是在濛江的周养柴栏进货。何国昌一面做着粤强渡的甩手掌柜，一面在濛江街上继续经营他的镜画辅。
粤强渡，是诞生于战乱中虚假繁荣时期的一朵奇葩，绽放中注定要伴随着风吹雨淋。战争是带给人们无数灾难和痛苦的，生命的损失，社会的破坏，经济的崩溃。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大规模动荡，平民失去生计和家园，流离失所。1937年9月，日军飞机开始首次空袭梧州浔江南岸的高旺机场；1938年8月25日，8架日机侵袭梧州；1939年7月26日，18架日机分两批侵袭梧州；1942年10月18日，7架日机侵袭梧州；1943年9月4日，日机袭梧，在市区投弹还进行低空扫射。如此兵戈扰攘的恶劣情境之下，民众生命、生产、生活均处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试想，何国昌的粤强渡，它的客货航业，能一帆风顺，达到愿所祈皆所愿，所愿皆所得吗？
梧州是座不设防的城市，没有驻军，没有空防，长期任由日机轰炸肆虐。1944年9月16日，在获悉日军占领广东肇庆之后，梧州居民即紧急疏散。17日从梧州附近溯航的船舶大量增加，轮运船舶及木帆船一面尽其力以从事人口物资之疏散，一面向上游撤退。撤退的船舶大部分驶入黔江、红水河；少部分径向右江，分别疏散于隆安、田东、田阳一带河面。此时，何国昌的粤强渡也逆江而上，撤往右江避难逃灾。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的胜利，何国昌的粤强渡随之得已恢复航业营运。战后的凋敝，百废待兴，因华南地区人民重建家园，及军政机构复员，一时间旅客流量大增。这时的梧州航业界，除了运载历经战争离乱、争先恐后归去的人们，加上常规意义的出行旅客，或投靠亲友、出外谋生者，客运盛况空前。尤其是在抢运客货时期，花尾渡便乘时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商业领域的特性，也是一种弊病所在，但凡出现有利可图的商机，商人的嗅觉如蚁巡巢，似蜂茹蜜。面对轮运船舶的客运盛况，大小船商一哄而上，纷纷投入竞争。某航线客货略挤，就遭蜂涌抢占。粤强渡曾一度被挤迫，一段时间内改走濛江至平南航线。最为明显的是出现在穗梧航线的轮渡，在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航行该线的轮渡最多时曾达40余艘。过于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僧多粥少。畸形的繁荣，客货运输很快便陷入营业不景气的泥沼中。
其时，梧州航业商号无论大小，一般都设有专人做联系客货的工作，即拉客拉货的中介。这些中介频繁游走于旅馆、经纪行或报关行之间，以争取客货源，中介一般都不以日或月计领工资，而是按其所接的客货运费收入的5%左右提成作为报酬。有些航商则在本船务行或航运公司门前张贴海报，码头上挂船期牌；或廉价雇用一些老人、小孩背着海报、船期牌游街，摇铃呐喊，以广招徕。营运的不景气，迫使各轮渡在客货源上竞相争揽，一边又降价相从。从繁荣阶段的每客收费一万二千元（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每担货收费一万五千元；减至到当时每客收费四五千元，每担货收费五六百元不等，幅度相差不啻天壤之别。惨淡经营处境中的粤强渡，后台老板何国昌，原本就不属于航业经营的技能型商人，当初的投资显然是缘木求鱼。加之，他本质上是个有义利并重原则儒家思想的人。处于这种大势所趋之下，何国昌仍然怀着跛鳖千里的乐观信念，遥控艰难维计的粤强渡，采取不计成本，慷慨让利，以求弥补暂时窘迫，期待渡过难关再重振旗鼓。凡是乘搭粤强渡的旅客，均供应免费饭餐，何姓乘客包括外地、濛江街及大良村的，一律不收船费还兼送饭餐享用。无奈时势的变幻莫测。由于国民党推行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其时，滇、黔、桂、粤四省各地秩序混乱，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加上连年天灾和沿江土匪的活动猖獗，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浩大军费支出，只有滥发纸币。在通货膨胀狂潮中，民营航运业巨大亏损，首先表现在成本猛增，据统计，船舶要缴交各种费用和捐税上涨三四十倍；燃物料价格上涨二三十倍，而且，还在不断大幅增长，造成航业亏损严重；其次是运费收入币值损失十分厉害，航运所得既多为国币，而国币币值一日数跌，航运收入待回归结算时往往已损失大半。社会经济的衰败，造成社会客货运流量猛降，如广州、梧州线，轮渡有时只有乘客八九人，货物仅数吨，给珠江水系航运带来极大的危害。据《珠江航运史》载：“民国35年（1946年）11月以后，由于输出物资日益减少，引起航运界之间出现激烈竞争的局面。一些小的航业商号，因资金短缺，组织不健全，在竞争中遭淘汰。”“门庭冷落未有期，商贾亦难无米饮。”何国昌招架不住时局和情势造成的种种压力，航业实是难以为继。他的粤强花尾渡惊鸿一瞥，经营短短六年，方兴未艾，于此时弃甲曳兵寂然倒闭了。“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何国昌对于粤强号花尾渡，从拥有到稍纵即逝，梦幻一般的消亡了，他心态坦然，结束了的终归已经结束。他还幽默调笑自己航业失败的缘由，归咎于把畸指作了医学外科手术摘除才导致的。在他的余生，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养生。安之若素继续经营新德和镜画铺，不负韶华，薪火相传，尽心竭力培养晚辈肄习镜画工艺。何国昌老年时期，退而不休，还在以鲁迅那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名言孜孜不懈追求生活热情。闲来无事，何不提笔写几行。姜太公钓鱼悠悠然的闲情逸志，坐台接洽代写书信状纸。“生命是一场历练，心若淡定便是优雅”。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自由，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光阴含笑，岁月凝香。何国昌的才华基因，让儿孙们受到德智垂范的熏陶，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激励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的后人们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均各有建树。正所谓“儿女多奇志，大地尽栋梁”。“何来人间惊鸿客，只是尘世一俗人”。1971年2月，是年80多岁的何国昌，持着一张驶向人生终点站的旅行单程票，往生极乐。他的追逐光芒，勇于开拓的奋斗精神；他的闲看风云变幻，从容淡定，笑对人生乐天的心态。是给乡人展现出一种人生积极态度的启示，是给乡人表率一种励志的正能量，是值得乡人敬佩和尊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