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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朗月 不期而遇 关注江月之声 阅读原创文章   【特约专栏】 你不知道的方春林 陈才生 朋友方建斌，我称“老方”，1958年生人。中等身材，黑红脸膛，颇似电视剧里的包公。 他原是安阳地区党校教师，讲授写作，懂易经。未认识前就听说他的大名。上世纪90年代机构调整，他进入安阳师专。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同教一门课，业余时间还共同办过辅导学校，开过书屋，风风雨雨十数年，可谓知根知底。 老方好学，为人厚道，但性格耿直。别看他平时说话心平气和，满面春风，火气来时，会陡然变色，毫不客气，倔得像头驴。他有高血压，这种脾气对他的身体的确不是好事。  方建斌 好在他信佛。受戒律影响，不烟不酒不食肉，不喜谈家长里短，也极少讲个人私事。 老方50岁时，身体出了状况。这天正讲着课，突发脑梗，晕倒在教室。从此告别了讲坛。休养期间，经常能看到他在小区散步，胳膊和腿已不大灵便。先是蹒跚而行，走走停停，后来要凭借轮椅，由夫人护驾，再后来就很少出门了。 曾经有一次，他托我买几味中药，说附近几个药店都凑不齐，让我到远处看看。我四处打听，终于买全，并送到他家中。他要付钱，我执意不收。他着急了，正言说：“中医理论，中药不掏钱没效，让我有效吧。” 前段时间，我写了篇文章叫《鸳鸯杏》，讲述凿建红旗渠青年洞的故事，在“江月之声”发表（后刊于安阳日报《邺风》）。  《鸳鸯杏》 第二天，老方在郑州儿子家给我打电话，表扬说：“你写的很好，很真实。” 我打趣说：“老兄何以见得？” 他说：“我父亲当年也在青年洞。” 我突然警觉起来：“敢问老叔大名？” 他迟疑了一下，平静地说：“我父亲叫方春林。” 我顿时愣住了。方春林？不就是当年青年洞工地的副指挥长吗！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在炮火硝烟中指挥若定一马当先的人物，那个在史志资料中曾有提及却又一闪而过的人物，那个在采访中多次听说又不知所踪的人物，竟然是身边老友的父亲！不禁大发感慨：“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早知如此，何必舍近求远，走乡串户，去向别人打听呢。”
方春林一家 我埋怨他，几十年来，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古论今，你却对前辈的事迹守口如瓶，未曾吐露过一个字。 确实，照当年凿建者艰辛的付出，照后来青年洞产生的影响，作为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无论如何，方春林都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但在后来的媒体宣传中，在红旗渠人物的后续报道中，似乎人间蒸发一般，再未见到他的踪迹。这成为一个谜。 在我的催问下，老方讲述了父亲一些令人唏嘘的往事。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修渠人，透过岁月苍茫的烟尘，在我面前渐渐地清晰起来。 方春林，生于1931年，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那一年。在林县地界，正是风起云涌的天门会由盛转衰的时候，军阀势力及各种会道门组织相互割据，社会动荡不安，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的家在横水窑头，与时任国民党林县县长的张继武同村。1937年前后，张继武的姨太太住在村里，闲来无事，便簇拢了一帮孩子，办起了识字班。他就是那帮孩子中的一个。 他天资聪慧，从小对知识就充满渴望。村里有座三官庙，庙内是所初级小学。为了寻找学习机会，他经常晚上跑到学校，帮老师抹桌扫地，陪老师一起住校。但由于家庭贫困，他八九岁时就离开了父母，到十多里外的南峪村给地主放牛。当时人小力单，吃饭时，连锅中的大木勺都拿不动，衣服上常常沾满了饭渍。但他手脚勤快，机灵懂事，甚受主人待见。一次放牛回来，饭点已过，他顾不上吃饭，忙着去饮牛，并掂着粪铲先把牛粪捡回来。这让主家很感动，对他格外关照。在村里，主家开有药房，每天晚上，他会到药房去，掌柜特许他用包药的草纸来习字。就这样，他用两年多时间自学了初级小学四年的课程，然后，到横水镇读高级小学。高小毕业时，他考取了安阳的一所师范学校，可惜交不起学费，放弃了。此时，林县全境已经解放，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成为新政府的一员。 那时候，东下洹一带还是个小乡，方春林被派去做农会工作。当时，新政权刚成立不久，社会并不稳定，明里暗里都有反动势力存在。为了保卫土改成果，工作队员们的心里时刻绷着一根弦。小崔垴村有个娘娘庙，据说供奉的是高欢的娘娘。有村民想借此生事，说梦见娘娘赐剑于他，并在庙外的树上找到，以此惑众，聚集了一帮人，拜把子结兄弟，蠢蠢欲动。方春林得知，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及时控制了发起者。令他惊讶的是，那人所谓的“神剑”，居然是张继武的佩剑，不知他是如何弄到手的。没有多久，那人就被政府镇压了。 当时，土改队伍中有个别人利欲熏心，看中了被清算的地主家女人，便假公济私，强行霸占。对此，群众议论纷纷。方春林挺身而出，及时制止，并在干部会上说：“新社会讲婚姻自由，我们不能给共产党丢脸。”他的耿直和公道，不仅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政府的形象。 谈及此事，老方说：“我媳妇的亲姨就是这样被救出来的。” 方春林在工作中能一碗水摆平，敢说敢当，在地方口碑相传。小乡合并后，很快被任命为横水公社青年团书记，监察委员会秘书，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后备干部。 1960年2月11日，林县“引漳入林”的号角吹响，15个公社组织了四五万人的修渠大军，自带干粮、行李，赶着马车、平车,推着小推车,拉着粮食、炊具、锹、镢、钢钎,一路向北，浩浩荡荡开向数百里的渠线。其中，横水公社的任务之一，便是凿通咽喉工程青年洞。 青年洞最初叫“卢家拐隧洞”，位于卢家拐村西狼牙山半腰的“小鬼脸”上。由于地势险要，需要在数十丈高的峭壁上悬空作业，公社领导决定组织一支青年突击队。就这样，时为青年团书记的方春林，义无反顾地站到了队伍最前列。 青年洞工程副指挥长方春林 那时的方春林才28岁，中等个子，黑脸膛，（老方说：“比我还黑。”）是主管工地的副指挥长。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我采访过的修渠人大都有印象： “他话不多，但有板有眼。” “一口唾沫一个钉。” “打起钎来，一口气能抡上百下。” 应该是个秋天，那时老方才三四岁，随母亲来到渠上，住在卢家拐东南的木家庄。父亲吃睡都在山上，很少与他们见面。只记得有一回，他风尘仆仆赶来，头上、衣服上沾满了石粉，丢下一兜软枣，让他回去送给奶奶。他十分好奇：那里的软枣居然没有核。 他讲述的父亲与青年洞的故事多半也是听来的。 刚修青年洞时，因山高崖陡，无法施工，父亲心急火燎，单枪匹马爬上“小鬼脸”的崖顶勘查，结果，返回时竟找不到撤退的路了，急得在上面大喊：“贾九虎，快来接我。”贾九虎，太平庄凌集村人，是当时的除险队员。
洞中岁月 青年洞所在的峡谷丛林密布，沟深路险。民工们三班倒，上夜班的经常能听到林中有呜呜的声音，十分瘆人。有人说是“鬼”叫，惊恐不安。父亲不信邪，循声前往，结果发现声音来自一片交叉的树枝，风吹时，枝杈分开，声音响起；风停时，枝杈收拢，声音消失。于是，他上去把树枝折断，从此，“鬼”叫声消失了。 父亲有件白衬衣，胸襟处有片血迹，怎么洗也洗不掉。听母亲说，那是隧道发生爆炸时救人留下的痕迹。那个事故，就是史志资料记载的“6-21”事件，一死两伤，场面十分凄惨。 1960年11月，由于大饥荒，全国“百日休整”。此时，青年洞的五个旁洞都已并入渠线，向两端延伸，有的即将贯通。工程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方春林和突击队员们一起撒离（后续任务由护渠队完成）。虽然只有短短九个月，但艰苦卓绝的洞中岁月，却成为他人生历程中最难忘的一页。
青年洞旁洞即景 回公社不久，方春林家中发生大事——妻子脑神经出现问题。妻子当过民校教师，识文断字，十分贤惠。好端端一个人，突然变得情绪不定，甚至胡言乱语，神神叨叨。有人说这是“传音”，即鬼神附体。方春林心急如焚，工作又忙，一时腾不出工夫给她治疗，显得无可奈何。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个村干部竟然在背后告了他一状，说他纵容家属搞封建迷信。当时正是“破四旧”的年代，村干部的说词很快引起公社领导的注意。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方春林对告状一事满不在乎，依旧埋头工作。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意料：他被免去团委和监委的职务，调到了远离家乡的小店公社。当时，红旗渠全线通水，林县评选修渠劳模，方春林被评为乙等。有人说，如果没有妻子的原因，他会稳拿甲等。 太行山上的小溪千条万条，潺潺汩汩，奔流不息，充满着对山外世界的期待与向往。但常常一道土坎，一块落石，或者脚下山体的突然扭曲、断裂，便从此改变了路向，驶入不同的河道。或汇入江海，化为波涛；或渗入荒野，静寂无声。也许，这就是人生。 对方春林而言，修建青年洞，就像是完成了一场春耕，抢收了一个麦季，并没有感到自己有多么伟大。作为国家干部，一名共产党员，一切都是份内之事，自然之事，如同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关于告他“黑状”的处理，总觉得有点冤。表面上，他照常上班，若无其事，而内心究竟翻起过多大波澜，无人知晓。家人能感觉到的是，本来就话语不多的他，更加沉默了。 到小店后，方春林成为一名普通干部，下了基层。先后在元家庄、古善、南屯、流山沟等村驻队，后成为基点组长。为了帮助地方发展生产，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和普通社员没什么两样。山区的风吹日晒，田间的汗水辛劳，使他本来就黑红的皮肤显得更加黝黑，人称“黑老方”。那个年代，正值国家政治动荡的时候，到处在搞运动，大串连，大游行，讲用会，批判会，此起彼伏。但他却认定一个理——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他认为，“抓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促生产”。生产搞不好，革命就白抓。所以他不会唱高调，不搞花架子，事事带头，真抓实干，在社员们中间留下“吃苦”“能受（方言：能干）”的印象。村头巷尾，只要提起“黑老方”，三岁小孩都知道。  同吃同住同劳动 老方回忆说，父亲驻队期间，心中除了工作，便是记挂我爷爷和奶奶。每有空闲，总会到集上割点肉，跑回来给他们改善生活。“那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啊，肉很稀罕，也很贵，一般人家是吃不起的。”并且说，“虽然他弟兄四个，但是爷爷奶奶的寿衣都是他和母亲一手置办的。当时条件不好，只能今天一件，明天一件，零星积攒，到用时，都齐了。” 1977年，方春林在一次干活时，从梯子上摔下，腿部受伤，居家休养。其间，国家的政局不断发生变化，地方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他依旧挂在公社的编制里。但他不争，不辩，不找，不怨，任其自然。因为养伤，所以赋闲在家。 老方回忆，他曾多次去小店代父亲领工资。有一回，会计话中有话地对他说：“让你爹回来吧，这几年搞计划生育，有罚款，可肥了！”他传话给父亲，父亲一字一顿地说：“这种钱，我一饿两疙截儿也不要！” 有段时间，方春林曾驻队的一个村修渠，要用石灰，却不会烧。干部们忽然想起 “黑老方”，他修过红旗渠，准行。于是几个人专程跑到窑头来请他。乡亲们需要他，他怎能不去？不仅去了，还吃住在那里，干了很长时间。公社领导得知，赶忙派人去找他，说：“你不能上班，却跑到这儿来烧石灰。还是回来吧。” 就这样，他又回到了公社。上班下班，守时守点，直到退休。 1991年，方春林退休，回到了窑头。除了侍弄三四亩责任田，又在村东边的山坡上开了许多小片荒。每天早出晚归，以耕锄为乐。 在日出日落的田间劳作中，他是否会想到自己的过去，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自豪？不知道。 他是否会为自己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多变而伤感？不知道。 自从两位老人去世后，他似乎再无牵系，把全部身心放到了那片贫瘠的土地上。 听人说，一位省长到了青年洞，赞叹道：“要是不亲眼看看，很难想象红旗渠会从这里通过。”此时，他正挥着镢头，在开拓一片新地，汗水滴在脚面上，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 听人说，一位中央领导视察了青年洞，讲话说：“要把红旗渠办成青少年教育基地。”此时，他正挽着裤子，在浇灌自己种的小麦。麦苗抽穗了，一片葱绿，长势喜人。 听人说，县里在组织干部参观青年洞，连村里的支书也去了。此时，他正挑着箩筐下山，走在青纱帐里，箩筐里一片金黄，那是他刚刚掰下的玉米。  今日青年洞 山风从耳边吹过，大地一片清凉。 也许，过去的他，早属另一世界。春种秋收，才是生活。 1995年，方春林感觉呼吸困难，声音嘶哑，被诊断为喉癌，赴安阳治疗。期间，结识一位佛教徒，据说是“高人”。在“高人”影响下，居家念佛拜佛，闭门清修。 1998年，方春林去世，享年68岁。 老方说，父亲走时很安详。 我问：“老人生前可曾留下什么？比如笔记，证书，或其它材料……” 他沉默半晌说：“没有。”  林县红旗渠干部登记表 在林州市档案馆，我翻阅当年红旗渠建设的原始材料，意外发现了方春林的名字。那是一份《林县红旗渠干部登记表》，蜡板油印的数页表格，纸质已经发黄，但黑色的钢笔字迹清晰可辨。在横水公社那页，密密麻麻的表格中有一行显示： 方春林，男，党员，高小，横水公社监委秘书，副指挥长。 登记时间：1960年3月23日。 2024年8月5日 特约专栏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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