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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诗歌的死亡或者复活?

 抽板烟的鱼 2024-08-14 发布于陕西

自从“薛定谔的猫”诞生以后,我们对于一向确认无误的事实也发生了深刻的怀疑:生和死的截然对立之外,还有生死叠加的状态。
诗歌也是如此。
我们没有能力去探讨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但我们能够从诗歌的遗存中去挖掘曾经的诗歌包含了什么。这也说明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只能建立在对诗歌的解剖之上。在诗歌面前,我们的认识永远都是滞后的。我们只能去认识诗歌的过去,而无法预言诗歌的未来。我们永远无法定义诗歌,只能跟在诗歌的身后(其实就是跟在诗人身后)说:这就是诗歌。
虽然从来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诗歌是什么,但古今中外的人们却热烈地讨论诗歌至少有三千年。
这三千年中,诗歌变得面目全非。它活过,也死过。现在,诗歌依然处在一种生死叠加的迷离状态,魂牵一线,命若游丝,但又真实可触,无可置否。
在这样的状态下,余秀华的作品让人们听到了诗歌依旧在呼吸。
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余秀华和她的作品让诗歌面孔更模糊。
在中国,从古到今,诗歌一直像是一种禁忌。触碰的人少有幸福,却痛苦实多。一个用诗人的名号行走世间并行走一生的人,注定是不幸的。这些痛苦的符咒铭刻在顾城、海子的生命里,就像它们也摊薄在余秀华的生命里。(之所以提到顾城和海子,不是因为余秀华的成就可以和顾城、海子比肩。原因之一是,能代表这个时代诗歌成就的,大概只有余秀华了。)
但面对痛苦,余秀华唱出的歌和顾城、海子截然不同。
顾城早慧。八岁写下了《杨树》: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这首小诗带有童趣的想象,也带有智性的思考。失去成就了获得,臂膀和眼睛就都有了象征的意味。十二岁的时候,顾城写下了《烟囱》: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意象更加成人化,诗歌的理性内涵更加丰富。以后,顾城把具象的世界和抽象思考结合起来,在幻想中思考着美、生命和永恒。世界在他的笔下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在粗糙的石壁上/画上一丛丛火焰/让未来能够想起/曾有那样一个冬天”(留念(二)1969年。)
顾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代人》《远和近》都含有一种超越个人现实生活的思考,笔触涉及时代,未来,寻找一种飘渺不定的理想之境。
在这一点上,海子也是如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他最重要的作品,第一句就是“从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否定今天的不幸,认同明天的幸福。“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构成海子诗歌内核的是象征,用一种个人的视界展现世界普遍的意义。他的绝命诗《春天,十个海子》用一种亡者的视角审视生者: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不断追索的发问,是一种对旧我的鞭挞,也是对新我的追寻。顾城和海子一样,都背负着沉重的使命。这使命就是那个无法摆脱的魔咒。
余秀华不同。
余秀华的诗歌没有那么多象征,不必读者去猜度。她用诗歌记录自己的不幸:“提竹篮过田沟的时候,我摔了下去/ 一篮草也摔了下去 /当然,一把镰刀也摔下去了 /鞋子挂在了荆棘上,挂在荆棘上的/ 还有一条白丝巾”;也记录生活的小确幸:“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记录她和小狗的互动:“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 /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 /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也记录和别人交往的场景:“两支烟蒂留在地板上了,烟味还没有消散/还没有消散的是他坐在高板凳上的样子/跷着二郎腿/心不在焉地看一场武术比赛”。记录和亲人的告别悲痛:“埋你,也埋你手上的茧/这茧你要留着,黄泉路又长又冷,你可以拨弄来玩/如果你想回头,我也好认得”;也记录一路行走的酸楚:“她是个盲女,有三十多年的黑暗/每个黄昏,她把一盏灯点燃/她把灯点燃/只是怕一个人看她/看不见”.
余秀华的诗歌,就是一幅幅的生活画面,记录着她生活的点点滴滴。抽象的拔高不多。她好像没有指望语言有多少可以挖掘的意蕴,最多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暗示,或者变形。《我的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写道:“但是,我从不示人。与有没有秘密无关/月亮圆一百次也不能打动我。月亮引起的笛鸣/被我捂着 但是有人上车,有人下去,有人从窗户里丢果皮/和手帕。有人说这是与春天相关的事物”。身体里的“火车”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秘密,它是一种普遍的心灵状态,这种状态,是流动变化的,“有人上车,有人下去”,这是一个正常的精神世界的吐纳过程。所以,作者最后说:“我身体里的火车,油漆已经斑驳/它不慌不忙,允许醉鬼,乞丐,卖艺的,或什么领袖/上上下下/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这其实是已经老练、世俗、油滑浸透了、圆熟了的自我,它稳定运行,“从来不会错轨”,能够承受“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的冲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是余秀华用残疾的身体向健全世界的宣言,它宣告自己精神世界和常人一般,是富有活力的,奔腾有力的,成熟健康的。
余秀华的诗歌,笔触集中在自己的世界,是向内探索的,不是向外冲击的。它的诗歌,沉溺在自己的喜怒哀乐之中,品味自己世界的甘苦,有时候细腻,有时候狂野。她被禁锢在残疾的肉体之中,无法摆脱。她揽镜,“我的身体倾斜,如瘪了一只胎的汽车”,“我的嘴也倾斜,这总是让人不快/说话和接吻都不能让它端正一些。”但是,她有爱的需求,“遇见他,我就喜欢在这镜子前徘徊,如一个傻子,一个犯病者/结果我不停地撞上去/知道自己是死在哪里,却不肯写一个/验尸报告” ,现实和追求之间的裂痕让她伤痕累累。但她还是发出了最高声的呐喊,“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在常人看来惊世骇俗的句子,换个角度看,也就不足为奇。余秀华的诗不是写给谁看的,她不寻求共情,她只是在真切地记录自我的真实体验,她对自己的真诚和亲切让她彻底摆脱了身体残疾带来的束缚。摆脱了束缚、像个常人的余秀华触犯了世俗的禁忌。就像某沉默寡言的人,突然有一天一个人在房间放声歌唱,而门外经过的某个熟人就很惊讶,感叹这个人大概神经失常。世俗的眼光常常如此,残疾不仅会让人丧失某些功能,也会无形中剥夺人的权利。残疾的余秀华,在大众眼里不配有爱情,或者有,也应该哆哆嗦嗦。像这么肆意、炽烈地给自己谈论性和爱,无意之中冒犯了整个世界。
把余秀华定义为诗人,一定是她的作品有某种属于诗的特质,她本人有着诗人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是什么,说不清楚。但一定不是分行,不是押韵,不是象征,也不朦胧。就是轻轻浅浅的刻画,漫不经心,随意而成,不宏阔,不低迷,不做作,不自卑。
读余秀华的诗,突然之间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
平凡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平淡的文字也可以有诗。
诗歌在死亡,诗歌也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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