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

sdxy 2024-08-17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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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城市中心，沿着南北中轴线，从北向南分布着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正阳门箭楼、永定门，以及位于天安门和端门东西两侧的太庙、社稷坛，永定门北侧东西对称布局的天坛、先农坛。它们共同组成了纵贯北京老城南北，长达7.8公里，占地超过5平方公里的庞大建筑群，被称为北京中轴线建筑群。

上世纪50年代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如此描述这组宏大的建筑群：“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由南至北长达七公里余。在其中心立着一座座纪念性的大建筑物。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门直穿进城，一线引直，通过整个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钟鼓楼，在景山巅上看得最为清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能够这样从容地掌握这样的一种空间概念”。

北京是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70余年建都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自忽必烈把北京积水潭东侧选为新的都城中心点，开始营建大都城以来，中轴线建筑群便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不断扩展，并始终决定着这座城市的布局和形态。

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李小林/摄

象天法地构建天下秩序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秩序构建的过程。各种文化类型的秩序观，也必然在人们建造的聚落、城市形态上清晰地反映出来。

在早期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通过对天象的观测来理解世界运行规律的现象，许多建筑或城市形态也都与天象相关。中国古人则通过对北极星、北斗及相关星座的观测逐步建立起一套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知。北极星位于“天中”，北斗七星及其周围星座不断“围绕”北极星运转，北极星成为人们观念中决定天体运行的中心，具有了崇高地位，被认为是主管天体运行的“天帝”的所在。而在它周围紧邻的星座运行的范围构成了与北极星最为密切的空间区域，这一空间区域被称为“紫薇垣”。

对于中华先民而言，将这种对天象运行规律的认识折射到人间，便成为构建人间秩序的必然途径。在这一秩序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天”与“人”的关联点。在中国古代，帝王又被认为“天子”是“受命于天”，通过实施天道来治理人民和国家。于是就有了“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观念，帝王的宫殿也就对应紫薇垣被称为“紫禁城”。寻找天下的中心是古人构建天地、天人关系的具有象征性的实践，如周代之初即有探寻疆域中心的实践。《周礼》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的记载，河南登封有周代寻找天地之中的“周公测景台”遗迹。无疑，居中成为天命所授的象征。

中国的一些早期都城依据星座位置和形象来布局重要的建筑或规划城市的形状，就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秦代都城咸阳的布局方式，就是将渭水对应银河，将咸阳宫对应紫薇垣，将其他宫室、国家机构对应相应的星座位置；西汉长安城的城市形状则模仿了紫薇垣的形状。在如今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初建时的大都城选址中，其中心点的选择也具有同样意义。清乾隆帝在《皇都篇》中曾写到北京“上应帝车曰开阳”，并将北京对应北斗七星中的开阳星。这种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都城的特征，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重要特征。

《周易》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将光明、方位与善治关联在一起，这也使得坐北面南、南北的轴线关系具有了象征意义。轴线建筑群中，建筑之间严整的对位关系被赋予了美善合一的意义。公元10世纪，宋太祖赵匡胤在其宫殿整修之后，令部下将其宝座前的殿宇大门全部打开，面对严整对位的空间秩序，他对大臣们感慨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都城空间的规划形态，并在北京中轴线的建筑空间形态上得到清晰的表达。

1267年，忽必烈规划了新的都城——大都，并以《周礼·考工记》中理想形态为蓝本构建了中心建筑群。忽必烈和大臣刘秉忠首先选择了大都的中心点，筑中心台，并以此为基点营建整座城市。这种营建方式与之前各朝代都城营建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别。此前都城大多以帝王大朝的殿宇为城市最重要的核心，按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传统，布置皇城和大城。而大都以中心台为基点的具有创新性的营城方法，不仅体现了“天子择中立国”的思想，也构建了一种天地间的对应关系，表达了象天法地的思想。《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关于忽必烈通过观测星象判断凶吉的描述：在大都城内，忽必烈供养了众多从事天体观测的“星者”，并根据他们的观测判断未来的吉凶祸福。虽然现有文献中缺少关于选择中心台位置方法的内容，当代研究亦有对中心台位置选择方法的不同解释，但显然与天之中相对应，是确定中心台位置的基本方法。

南宋末年，理学家朱熹曾对今北京所在的古冀州的地理环境有过描述，认为古冀州是正天地之中，且背靠群山，左右有泰山和华山相峙，前面以嵩山为前案，又有黄河环绕，再南有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为第三重案、第四重案。这一描述在明代关于北京山水格局的认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皇明南北两都总序·南北两地山川》对北京与周围山水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道：“山东诸山横过为前案，黄河绕之。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大江绕之，江南诸山则为第三重案矣。盖黄河为分龙发祖之水，与大江及山东、淮南、江南之水皆来自万里而各效于前，合天下一堂局，此所谓大局大成之上也。”从这种关于城市与国土空间的观念看，北京中轴线的意义远不仅仅是一个决定城市形态的中心建筑群，更是对广大国土的天下秩序的构建。北京中轴线上各高大建筑、山体与东西向水系（玉河、内外金水河、内外城护城河）等的关系，也是这种天下秩序的空间缩影。山水之间的空间，无论是“向明而治”的朝堂，还是“槐市陆海”的街市，皆是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理想世界。

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理想的都城形态

周代是一个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礼仪、秩序的重要朝代，所构建的国家制度由于后世儒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制度形态而具有精神和象征的意义。营建城市也是周代制度的组成部分。周代初立，由于分封王族、战争中的功臣、有影响的氏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建设高潮期。为使城市建设有序进行，周朝建立了一套基于分封制度的城市等级制度，并规定了城市具有象征性的核心建筑群的布局方式。这一制度被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记录了下来。它规定城市为方形，城市面积、道路宽度、城墙高度等随着城市领主爵位的降低而递减。都城核心建筑群则需满足“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要求，这一布局形态反映了周人对城市功能的理解，它包括了城市的政治、治理与经济、居住功能的关系，反映了祖先信仰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汉代，儒家推崇的周代礼仪成为国家礼仪制度的标准，儒学典籍也得到整理和增补，《考工记》被补入到《周礼》当中，成为其六个章节之一。《考工记》中关于都城营建的内容也因此而具有了超越城市规划的意义，成为儒家经典文献中国家典章制度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中，决定城市整体布局的中轴线出现于汉魏时期的邺城。从汉魏时期起，以帝王大朝殿宇为端点，以从大朝殿到主要城门的大街为轴线，大街两侧的建筑、里坊对称布局逐步成为都城的形态特征。唐长安的太极宫作为城市营建时的皇帝大朝之所，被设置在了城市的北端。太极宫前部的皇城中左右对称设置了太庙和社稷坛。市场则在皇城以南的大城当中，东、西两市对称分布。由于唐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长安城市形态对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都城营建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宋时期的都城虽然遵循了“左祖右社”的规定，但并未呈现“面朝后市”的形态。

元大都在规划营建中心建筑群时，先确定大都的中心点构筑中心台，再沿着中心台向南的轴线方向，在轴线南面布置了皇宫，在皇宫与中心台之间布置了街市，在大都东西两侧布置了太庙和社稷坛。建好城墙和街巷之后，再将土地划分为份地，按照官职高低和出钱多少让官员和商贾、居民盖房建宅。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赞这是一座壮丽的城市：“此城之广袤，……周围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

元大都是一座附会和重现《考工记》都城制度的城市，反映了忽必烈旨在通过体现儒家理想制度的城市形态，以表达元朝在中华文明中的正统地位。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将自己与尧、舜、禹、汤等古代圣王置于同一个序列，并取《周易》中“大哉乾元”的卦辞为国号。这也表明了忽必烈在大都的城市形态上附会《考工记》所载都城制度的原因，见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

1420年，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并重建了北京的宫室。重建的紫禁城及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其他部分，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中轴线旧址。由于将太庙和社稷坛设置于皇城中，紧邻端门和天安门，从而使中轴线建筑群的格局较之元代更为紧凑端正。永乐时期的中轴线在格局上也遵循了《考工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基本格局，城廓呈方形，东西城墙采用元代旧址。由于明代北京放弃了元大都时期相对空旷的北半城，元代从中心台向南的半城轴线在明永乐时期就变成了贯穿全城的轴线。北京城的南城墙则在元代南城墙的旧址上向南移了约1公里，而基于南郊祭祀的传统，永乐帝在北京南郊沿着从正阳门向南的道路两侧按东西对称方式布置了天地坛和山川坛。

1420年，北京紫禁城宫殿落成后，永乐帝在《北京宫殿告成诏》中，将这种城市格局形态描述为“仿古制，循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把《考工记》中的这种“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形态视为“古制”，是应当遵循的传统。永乐帝的《北京宫殿告成诏》和忽必烈的《建国号诏》都把自己与源于周代的礼仪制度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1553年，明嘉靖帝增建了北京外城，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建在原来从内城的正南门正阳门到南郊天地坛、山川坛祭祀道路的南端。新的外城将天地坛、山川坛包括在外城中，与外城中以中轴线东西对称的城市部分一起，形成了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完整形态。

从1267年到1553年的近300年中，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从元大都时南半城约3.5公里的规模，到明永乐时期的约4.5公里，再到明嘉靖时期的7.5公里，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始终决定着整个城市的发展和形态特征。

1644年，清朝完整地接收了北京，并继续将其作为都城。在此后近3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对北京中轴线的空间形态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乾隆时期，在景山沿山脊建设了五座对称布局的亭阁，中间的万春亭居景山主峰，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同时将原位于景山北麓东侧的寿皇殿建筑群重建于景山北麓正中的轴线位置之上；在景山南侧建绮望楼，使景山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的空间秩序更为严整。乾隆帝还在外城中轴线上天桥的南侧东西对称布置了两座御碑和碑亭，形成类似双阙的形态，御碑南侧又设东西对称的水池，丰富了北京中轴线的空间形态。

1912年，中国结束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与之相随，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和城市空间进入公众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原来的皇家宫殿、禁苑、坛庙、城市管理建筑等陆续转变为博物院、城市公园、市民教育、文化娱乐的场所，形成了位于城市中心的文化核心区。

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对天安门广场的改建，使原本封闭的宫廷广场变为开放的民众庆典和国家礼仪活动的中心，而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布局设计则在继承传统营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当代阐释。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北京新的城市发展也延续了中轴线对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形成了以中轴线建筑群为核心，向南北延长的南中轴、北中轴以及南中轴延长线和北中轴延长线，呈现出以传承传统精神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都城的宏大城市形态。

总之，北京中轴线“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以中为尊、居北面南、东西均衡的城市形态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礼仪制度物化的城市空间形态，是“敬天法祖”、循天道敬传统在空间形态上的表达，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实物例证。

礼乐交融与多元一体

乾隆帝曾在《御制重建钟楼碑记》写道：“夫物庞则识纷，非有器齐一之，无以示晨昏。”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钟楼和鼓楼，在元、明、清三代的核心功能是通过报时来规范人们的起居行止。在没有现代计时工具的古代，对于时间的辨识是皇家司天监的责任，是通过天文观测而实现的，对时间的管理具有神圣的意义，是皇帝受命于天的权力。清代，北京钟鼓楼由负责礼仪仪仗的皇家部门銮仪卫管理，体现了钟鼓楼的钟鼓之声在构建都城礼仪和生活秩序上的作用。“当午夜严更，九衢启曙，景钟发声，与宫壶之刻漏，周庐之铃柝，疾徐相应。清宵气肃，轻飙远扬，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乾隆帝在《御制重建钟楼碑记》中的这段描述生动地勾勒出了都城巡夜的景象。钟声、梆声、锣声交相呼应，形成了夜间京城的秩序。

钟鼓楼的钟声、鼓声在中国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乾隆帝认为“声与政通，硕大庞洪。正宫堂皇，元气昭融。导和利用，警听达聪。亿万斯年，扬我仁风”。钟声、鼓声不仅规范了古代城市生活，更是构建天下的秩序，传播和丰富文明的精神。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作为国家礼仪的载体，礼仪音乐与之相伴相生，二者不可分割。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音乐本身具有沟通天地的意义，是礼仪活动中形成仪式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紫禁城作为皇帝大朝的场所，大朝会时要演奏中和韶乐，赋予了朝会神圣的意义。

在各种国家祭祀活动中要演奏祭祀音乐，跳祭祀舞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中集中了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场所。在太庙、紫禁城的奉先殿、景山的寿皇殿举行祭祖仪式；在社稷坛祭祀社神、稷神，祈祷国泰民安；在天坛祭祀皇天上帝，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在先农坛祭祀先农、太岁、风、云、雷、雨和五岳、四海、五镇、四渎以及各处名山大川的山神、水神，这些祭祀活动都有特定的祭祀音乐和舞蹈。

此外，先农坛是帝王举行耤礼的场所，帝王亲耕时同样要演奏音乐；清代坤宁宫举行萨满仪式时亦有相应的音乐；每逢皇帝出行，在午门、端门也要钟鼓齐鸣。仪式与音乐，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天地交融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本身也构成了独特的节奏和韵律感，这种空间韵律感与建筑礼仪特征共同构建了礼乐交融的物质形态。

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中轴线建筑群，在决定老城城市形态的同时，也包含内城、皇城、紫禁城和外城的中心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从帝王、王公大臣、商贾、平民等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以及这些阶层所遵守的礼仪、秩序。这种礼仪秩序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礼序的核心特征，并通过所谓北京传统文化表达出来。

北京中轴线上包括了四组国家祭祀的坛庙建筑群，以及大量的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建筑。例如，太庙供奉的皇朝祖先及配享的功臣名宦，是祖先崇拜最重要的场所；社稷坛供奉社神（家神）和稷神，反映了中国传统中家国一体的思想；天坛供奉昊天上帝，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天道”的信仰；先农坛则供奉着与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天地诸神。另外，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中还有多处象征信仰的建筑。如紫禁城后三宫中的坤宁宫是清代帝王举行萨满教仪式的场所，钦安殿自明代以来一直供奉着道教真武大帝，清代的官学学生在景山绮望楼礼拜孔子，景山顶上的五座亭子则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佛像。这些建筑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它见证了中华文明自远古以来探寻构建天下秩序，将天象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天道的认知，折射到人间，形成国家制度、生活秩序的过程。这种对秩序的追求，在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上表现为不同功能建筑的位置、形式、色彩、材料和等级及其之间的空间尺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不同阶层在其中的行为约束。这种秩序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和实践的结果，并在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中呈现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美善合一，正大光明、向明而治，敬天法祖、家国一体的价值理念。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也是一处伟大的、仍保持着强大生命力的、活态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礼仪、秩序的载体，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仍然承担了当代中国文化和礼仪中心的功能。其所承载的宏大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久经融合与升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将文明精神融入都城形态、建筑环境的创造过程，不仅对见证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同样也深刻影响着当代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吕舟）

来源：《中国民族》2024年01期

2024年7月26日，印度新德里

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

纵览世界遗产名录

这或许是中国乃至全球唯一一个

以精密的“轴线”形式申遗成功的存在

而且中轴线上及其周边不乏已然在世遗名录上的建筑

如北京故宫（1987）、天坛（1998）

那么这次，为什么是北京中轴线这个整体？

一条中轴线，影响中国数千年。摄影/马文晓

假如我们将视线投射到北京上空——

这是一条长达7.8公里，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古城天际线。钟鼓楼的晨钟暮鼓、景山上的古木参天、紫禁城的威严、天安门的雄奇、太庙与社稷坛的肃穆江山、正阳门下的人间烟火......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赫然呈现在目前，并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它是中式美学的天花板。

中，代表着中国先民对于家园朴素而古老的认知<

也是帝王眼中永恒而宏大的图景，图为故宫太和殿。摄影/李文博

这也是一条贯穿历史长河、见证风云变化的古城时间线。从1267年忽必烈开始营建新都，到1912年隆裕太后在此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宣布退位，再到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它亲历了一个国家以百年为尺度的兴衰浮沉，是历史和文明的生命之线。

它既具象化了上古时代“以中为贵”、“象天设都”的终极理想，也在城市的每一寸肌理中为烟火世情留下了空间。它是一座“历史之城”，也是一座“未来之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多元一体的历史化作了鳞次栉比的城阙楼台，而千年后的今人仍取法先人智慧，将帝王将相的舞台变为每一位公民的宜居所在。

遥望钟鼓楼，这里既是帝王将相的舞台，也是多民族、文化共融的生活空间。摄影/张自荣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人从天界向人间悠扬深邃的智慧投影，7.8公里的生生不息，延续着城市、国家、人类文明的往昔与未来。

北京中轴线

为什么是“中式美学天花板”？

假如你在天气晴好的日子，从景山北侧极目远眺——你会看见连向天际的黄琉璃瓦顶，无数屋脊如同线性透视延伸向远方；层层叠叠的红色宫墙，繁复而又严整地分列在两侧。由北往南，紫禁城、社稷坛、太庙、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正阳门城楼，这些建筑都以一种独特的对称秩序呈现在目前。

此时收获的心旷神怡感，远超拍照打卡的浅尝辄止，是一种来自文化血脉的共鸣——脑海中仿佛有一声“叮”的提示音：恭喜你，解锁了中式美学天花板。

从景山上空向南看这座中轴线上的城市

既保留着千年的回响，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摄影/马文晓

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从来都是立体的，我们喜欢住在“宇宙的中心”，所以先民们在营建地表建筑时，很早就开始了仰望星空。相比于地上地貌的复杂多变、人类社会的迁徙颠沛，在先民眼中，星辰交织出了一幅永恒而宏大的图景，也投射成为了中国人千年来孜孜以求的家园和城市。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中华民族“法天则地”、“建中立极”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现，是一种没有宗教色彩的文化信仰。于是，居于正中恒定不变的“北辰”，转化为人间帝王的宫殿，以其为中心，各种功能的建筑次第对称修筑，成就了中华文明对天地之间美学、秩序的思索。

这种对称美学的实践，是古人独有的壮美秩序——在三千多年前的二里头遗址就已生根发芽，在这座尚未发现文字的中国第一王都之中，恢弘庄严的秩序感透过方正规矩的中轴对称设计不发一言，又尽在其中，包容天地万象。

成书于东周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将这种营建都城的法则落于文字：“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都市布局。设计/九阳

以此为蓝本的，还有曹操、曹丕父子营建的新都邺城；也有隋大兴、唐长安城，它们都秉承着中轴对称中如日之升的雄浑气魄。

而现今我们能看到的北京中轴线，更是这种对称美学最完整、最完善的体现。

北京的中轴线，有着极致的对称之美。摄影/李文博

北京中轴线的对称美感，不止是平面的，而是“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紫禁城内的文华殿、武英殿，紫禁城东西的东华门、西华门，紧挨紫禁城的太庙和社稷坛，城南的天坛和先农坛……大量中轴线上的建筑，从字面命名的对偶，到地图上的对称分布再到三维的功能、空间设计，都形成了极致的对称。

北京中轴线的美还体现在色彩上，这是空间序列的另一种延伸。

图片来源/《中轴线》策划出品：中国国家地理·图书

作者/帝都绘工作室，设计/九阳

所谓的“规矩”，原意即是方规圆矩，在北京城的建设布局中，用最简单的作图工具完成了最精密美观的空间比例——最终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空间高低、左右、起伏之间的错落有致，恍若黄钟大吕所奏响的一曲天地正音。

中国的“生命线”，从何而来？

冒险家马可·波罗据传曾在北京的前身“元大都”待过9年，他的笔下，这里呈现出一副人间帝王宫、烟火繁盛处的图景：

“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这条中轴线是如何形成的？上溯元代，下至今日。北京中轴线的传奇不仅仅是单纯的帝王功业，更与这数百年间在此居住生活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1267年，忽必烈带着他雄视天下的抱负，开始了他对新都城的营建，这本是金王朝的中都燕京，而它很快会有一个新名字——元大都。

让我们回到800年前，看看北京中轴线的建立历程。

地图来源/《中轴线》策划出品：中国国家地理·图书

作者/帝都绘工作室，设计/九阳

从忽必烈的视角看，数百年间政权并立景象，终将在他的治下重塑为一体。那么未来的都城，势必不会是单一民族的都城，而是能够承载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乃至整个世界的伟大城市。

忽必烈也明白，从自然地貌上来说，北京所处的华北平原依山傍水，有稳固且充裕的建都空间；而从“天下”视角看，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可以有效地整合宋元之际新的天下版图，将华北、关中、江淮、江南乃至岭南等形势迥异的地理板块联结到一起，有助于实现全新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王朝。

北京依山傍水，是建立一条“大一统”中轴线的理想之地。摄影/马文晓

用忽必烈自己的话说，新的北京城应该“钜丽宏深、雄视八表”，这既彰显自己这位草原君主的功业气魄，又体现出他对华夏文明的融入和礼敬。元大都的宫殿承建人是来自阿拉伯的也黑迭儿，城市的设计者则是儒释道之学兼修的汉族官员刘秉忠，在他们背后又由忽必烈本人意志的把握和裁定。建成后的元大都正体现了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广阔胸襟。

元大都的规划者刘秉忠一方面远接《考工记》的法旨，念念不忘都城中轴线的蓝图；另一方面又综合参考了北京城整体的地理环境，借鉴了北宋汴京城、金代中都城的建设经验，并选址在积水潭的东北岸，顺应了游牧民族血脉里“逐水草而居”的天性，为整体方正的城市空间补充了水体曲曲袅袅的独特景观。

元大都在城市中心建立司昏报晓的钟鼓二楼

悠扬奏鸣出了由中轴线和街道网络构成的空间。摄影/君作刃、杨易

如此，北京中轴线呈现了最早的风貌：北起中心台，依次穿过厚载门、御苑、宫城、千步廊，南至丽正门，全长达3.75公里。街巷规划整齐，经纬分明，使整个城市呈现庄严、宏伟的外貌。

这条中轴线又在明清时期向南北不断延伸：紫禁城、万岁山（今日景山）、外城……一直延伸至永定门，最终形成了今日7.8公里的规模。古代帝王心中“钜丽宏深、雄视八表”的八字希冀，终于化作了这广袤国家的都城。

每逢重大祭典，“中和韶乐”韵律在中轴线上奏响

“和”是中华文明不曾断绝的礼乐内核。摄影/刘树逸

而多元文化聚合而成的全新秩序赋予了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所有人对当下与未来生活的全新认知。北京中轴线历史的背面，写满了皇城根下的市井烟火，写尽了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

从元至清，明代的宣武门外、正阳门外，清代的大栅栏、烟袋斜街……不同时期的的商业区，始终分布中轴线附近，丰富着城市平民的物质生活——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市场名目不一而足。

不只是物质，北京中轴线在日常的精神追求上也极具包容性：各教神佛汇聚供奉于此，不再是高坐诸天，而是与平民百姓一样，在广阔开放的城市中扎下根来，注视着众生的悲喜。

中轴线上的雄伟壮丽、喜怒哀乐，如同书山墨海，滋养了一代代文人雅士的生花妙笔。从元明清的文人墨客到民国时期的京派文学家，都挥毫写下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赞叹和眷恋。一字一句终汇成了环绕这条中轴线的满天星斗。

中轴线及其支撑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幅书山墨海。白塔寺便是这样一种包容性的延展。

摄影/张旭鸿

元明清三代，上至馆阁文臣，下至白衣卿相。欲描摹中轴线上的北京，诗词已显得单薄，只能借助赋这种尽韵律、词章、铺陈、渲染之能事的文体，以《北京赋》、《帝都赋》为题，记录下这条中轴线格局的雄伟、风物的醉人、人烟的繁盛。

虽然帝王之都已成过往，但一代代生长、居住在此的文豪，用文字告诉世人，北京并未苍老，依然风华正茂。

天坛祈年殿的城墙下，时间轮转中。太阳依旧散布烈烈朝晖，北京中轴线依旧风华正茂。摄影/Etarip船长

老舍，这位北京哺育大的文学家，就出生在北京中轴线两侧的小羊圈胡同，终生对北京念念不忘。从《骆驼祥子》到《茶馆》再到《龙须沟》，他写的并不是故事，而是记录了和他一样在北京生活的芸芸众生，见证了这条中轴线再次走向新生。

郁达夫、汪曾祺等也都用文字告诉世人，中轴线上的北京依然是中国的“生命之线”。而史铁生所著《我与地坛》，让这座寂静祭坛所坐落的北京中轴线，与史铁生破碎身躯一道，在光阴荏苒中涅槃重生：

“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

北京，一座建在中轴线上的城市

就在今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这条绵延了7.8公里的文明血脉，既让世界看到中式对称美学的“天花板”，更在历史与文明的千年回响中，成为一座都城的生命之线，让它成为一座“理想之城”，也是一座“人间之城”。

这次中轴线申遗的遗产点位，不止包含了以故宫为代表的古代皇家宫苑、太庙天坛等皇家祭祀建筑、钟鼓楼等城市设施、万宁桥等道路遗存，更是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建筑群作为“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申报。

当城市重心从紫禁城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从皇权到人民，是文明的新生。这座古老城市，仍在焕发生机，一面敬惜传统，一面通向未来。

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15处遗产点简介（钟鼓楼共为1处）。

地图来源/《中轴线》策划出品：中国国家地理·图书

作者/帝都绘工作室，地图/刘耘硕

成为“世界遗产”，早已不是单纯的保护，更是一种文化表达。放眼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历史名城类遗产不在少数，与之对比，会发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自信之处：

与中华文明历史同样悠久的，诸如伊拉克的亚述古城、伊朗的帕萨尔加德古城、埃及的底比斯古城，经千年的风霜与战火洗礼，如今建筑茕茕孑立，当年建城的人们所自傲的文明却已成为了历史的过客，往日风流，正被雨打风吹去；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德国柏林，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机械轰鸣中，城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只收录了城市的部分建筑而非整体。

可贵而又幸运的是，北京从建成之日至今的数百年时间里，城中生活过封建帝王与现代公民，都谨遵这条中轴线扩展与接纳各民族与各区域的文化，这些建筑、历史与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了解中华文明“建中而居”、“天人合一”、“制礼作乐”精神内核的绝佳范本，甚至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元素：

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向北延伸的中轴线新貌。摄影/刘树逸

在中轴线南端遥远的延长线上，2019年大兴机场的落成，取代正阳门成为轴线崭新的现代“南门户”；而中轴线的北端从古老沧桑的钟鼓楼，可以一路延伸到今天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当2008年烟花“大脚印”从永定门走到鸟巢上空时，沿着中轴线，这座古老国度的气质，从历史的晨钟暮鼓，兼容了刚健雄浑的金声玉振。

北京中轴线在不断延伸，古老的文明也在不断延伸。正如把一生奉献给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筑的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

大兴机场如同书法里“中”字最后飘逸的落笔使得侯仁之先生的中轴线“南大门”设想成为现实。摄影/刘剑聪

与北京中轴线长度延长相伴的，是一个文明延展的厚度与高度，是始终依礼乐与秩序而行的念念初心，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明创新，更是中国人效法自然又改造自然的豪情壮志。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也是今日的中华文明和中国人向世界发出的邀请，向世界分享我们生生不息的文明。

一个古老文明的涅槃重生，是生生不息的豪情。摄影/杨易

作者 |九月

文字编辑| 何如卿

图片编辑 | 王家乐

设计| 九阳

地图编辑|刘耘硕

📖参考资料

《中轴线》·2021·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策划出品

本文系【地道风物】原创内容

未经账号授权，禁止随意转载

沿着69级台阶拾级而上，就能登上北京鼓楼。陡峭的阶梯直通南侧外廊，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最佳观景点。

鼓楼，北京最美的“时间建筑”。置身丈量岁月的“报时中心”，抬头可见一碧万顷的开阔天际，耳边会荡起暮鼓晨钟的悠远绵长。

更为壮阔的景象，是一条纵贯南北、穿越古今的中轴线尽收眼底。轴线之上，可见景山公园制高点万春亭；轴线两侧，饱览青瓦灰砖的老城风景。

如同城市的“脊梁和灵魂”，中轴线托起了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古都篇章；探寻首都历史文脉，中轴线上每一处古迹都值得细细丈量；

前后纵置的鼓楼与钟楼，是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从这里出发，径直向南，可依次穿越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至永定门。全程7.8公里的中轴线两侧，闻名世界的文物古建鳞次栉比，蔚为大观。

1951年，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盛赞这条中轴线，称其为“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认为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

全世界最伟大的北京中轴线，究竟伟大在何处？

前所未有，从无到有

初秋的北海公园，画舫如织，人来人往。

时针回拨870多年，对于当时的金中都来说，如今人声鼎沸的北海还位于城北郊外。这里坐落着金世宗营建的太宁宫，供帝王皇家郊游踏青。

同一时期，大蒙古国可汗忽必烈率领铁骑一路南下，南移都城的愿望日益强烈。建宅选址，近水为先；建造都城，更需水源补给。1267年，受忽必烈委托至燕京相地的刘秉忠，决定以北海所处的“高梁河水系”为依托、以太宁宫为核心，建造大都。北海，自此成为新都选址的重要依据。

泱泱大都如何规划？南北中轴贯穿其间；皇宫大内如何定位？传统文化“以中为尊”。

中国城市规划的理念，早在周代已形成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匠人》中的这句话，说的是国都的规模该是九里见方；四面城墙各开三个门；道路横九条竖九条；王宫左面设祖庙，右面设社稷；前面是朝，后面是市。这是中国先人构建的理想国都模式，是城市营建中彰显传统礼仪的规整公式，体现了古老民族对秩序之美的极致追求，对“天人合一”的无限向往。

然而，要把“居中不偏”的构想，扎扎实实在大都化作现实，无疑是一项困难重重的浩大工程。在积水潭的东北岸，选定城市的中心点，被称为中心阁；再以中心阁为北端，紧傍积水潭东岸，穿过万宁桥，垂直南下至丽正门（今正阳门）。南北之间，串起一根约3.75公里的无形轴线，这就是北京中轴线的最早雏形，也奠定了北京的城市雏形。

1271年，忽必烈正式将都城定在北京。北京，从此踏上作为全国统一王朝政治中心的浩荡历史。

气势恢宏的元大都，正是因为这笔巧妙的中轴之墨，形成了方正中直、多元一体的阔大格局。在对《周礼·考工记》设计理念的严格遵从上，元大都远远超过了历代都城，不仅巩固了其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的都城地位，对巩固中国的统一和发展也有深远意义。

此后，历经几百年重修与扩建，日渐延伸的中轴线伏脉千里，一面见证着北京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一面续写独属东方的华夏文明。一路走来，托起巍峨的紫禁城，托起雄伟的天坛，托起一片片对称交错的胡同和四合院，不断演绎北京都城文化的传奇巨制。

绝无仅有，无奇不有

古都中轴，撑起了纵横捭阖的空间格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度，令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惊叹不已。

穿越陆上丝路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至少在元大都度过了9年时光。《马可·波罗行纪》中，留下了这位意大利旅行家对东方都城的美好印象：“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沉醉于“犹如棋盘”般的地面规划，马可·波罗赞叹不已：“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1601年，同是意大利人的利玛窦，开启了先后两次进京、与古都作伴十余年的跨国旅程。在他撰写的札记中，清晰记载着中轴线在明清对城市建筑的统领作用：“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像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其建筑的雅致和优美由于它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

1654年，荷兰使者约翰·尼霍夫出使中国。他绘制的《北京皇城平面图》中，有一条清楚凸显的主轴线贯穿紫禁城中央。除了画稿的直观再现，他对紫禁城还有比较通俗的描述：“这个皇宫的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一个大门，所有建筑物沿十字形中轴道路分布，很整齐地被分成几个部分……”

这些带着外国文学风格的考察纪实，与中轴线的变迁实况大致吻合。明清北京城的风貌，正是对元大都城市规模与架构的继承与沿用。明代自永乐迁都时期开始系统营建北京内城，又于嘉靖年间开始修建北京外城，形成了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7.8公里城市轴线，串联了天桥、正阳门、棋盘街、千步廊、紫禁城、景山、地安门、万宁桥等重要建筑，轴线两侧还分布社稷坛、太庙、天地坛、山川坛等坛庙建筑。

清代则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对轴线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和完善。自此，中轴线上的建筑以及景观的规模，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外国使者对北京中轴线的描摹和刻画，印证了中华文化对世界产生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不同时代的外国使者，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对北京中轴线不吝赞美之辞？

在世界文明的画卷上，多个国家城市的轴线各美其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就是巴黎的中轴线，它诞生于17世纪，自东向西贯穿多个城市地标，总长4.5公里；柏林传统中轴线所在的林登大街，最初是狭窄的骑马御道，始建于1573年，长约1.5公里；巴塞罗那、华盛顿和堪培拉的中轴线与北京传统中轴线的长度相差不大，但它们建成已在19或20世纪。

放眼世界城市中轴线体系，北京中轴线的规模和魅力独占鳌头——7.8公里之一贯到底、700多岁之阅历沧桑、规划理念之完整先进、山水道路之元素丰富，以及由此蕴藏的深邃审美观念与人文内涵，每一样均为北京所独创，为中国所独有。

长度对应都城的规模和气魄，理念折射先人的智慧和理想，样态则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包容格局。北京中轴线显然不只是简单的物理概念，更不是建筑物下的静态标识，它是一段古老又鲜活的历史，是城市文化的符号和百姓精神的坐标。随着文明的不断演进，雄踞在北京中轴线上的一系列建筑，也成为古代都城营建、国家印象秩序、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见证。

包罗万有，世界共有

历史进程奔涌向前，北京中轴线兼收并蓄，其物理形态仍在不断延展，价值内涵也在不断丰厚。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9个巨大“脚印”从永定门出发，沿着古老的北京中轴线，一步步走向鸟巢。北京中轴线，在空间概念上北延成为城市奥林匹克公园轴线——东侧建造国家体育场，西侧矗立国家游泳中心，向北则穿过奥林匹克公园，抵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该公园中间的仰山、奥海均“落座”中轴线。

2022年，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同时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中轴线则见证并参与了这份“双奥之城”的无上荣光。北京冬奥会新建场馆“冰丝带”，与鸟巢和冰立方并列成为北京奥运中轴线上的地标建筑，强化了北京中轴对称的城市景观风貌。古老文物遗迹与现代体育场馆交相辉映，折射中国文化和奥运盛会的双重魅力，奏起文化传承创新与体育强国建设的交响华章。

日新月异的发展之轴、未来之轴上，不仅有速度与激情，还承载着国脉与文运。

2022年7月，坐落于燕山脚下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正式开馆。立足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主旨，在经过多次现场考察后，中央总馆的选址最终确定于北京中轴线北延线上一片青山绿水之间。

把历朝历代的珍贵版本保护起来，版本馆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展示场所；把北京城700多年的人与事串联起来，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代表成果。基于“一脉”，建造“一馆”，既是在守护中轴上的古都，也是在守护版本里的中国。中轴线古代建筑与现代化版本馆遥相呼应，共同展现大国风范，赓续中华文脉，见证时代文明。

曾经，北京中轴线上门禁重重，外城、内城、皇城、宫城肃然矗立。如今，城池街巷四通八达，正阳门成为北京雨燕种群最大的栖息地，故宫博物院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中轴线两侧往日的宫闱禁苑，成了博物馆、市民公园、休闲广场、美食街区。在国家整体规划下，围绕中轴线还发展演化出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大区域，市民生活其中，游客徜徉于此。北京中轴线，已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空间和历史记忆。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载体，也是属于人类共同的财富和记忆。这条中轴线如同元气充足的大动脉，供养着老城生生不息的生命，连通着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也向世界展示着一座伟大都城的历史骨骼，以及不断新生的美丽面容。

北京中轴线，担得起“全世界最伟大”。

它是非凡的创造。当先辈还无法像鸟儿一般在空中俯览大地，却能凭借惊人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工艺，制定出如此平衡对称、结构整肃的壮美格局；

它是文化的自信。中华文明在这里汇集、交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在这里绵延不绝；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北京中轴线代表了中华文明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与卓越才能，集中展现了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

它是历史的舞台。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在这条中轴线上；多少壮怀激烈的故事，在这条中轴线上演绎；曾经踏过千军万马，走过王侯将相；也刻下百姓影像，升起炊烟袅袅；

它是文明的延伸。当全世界最老的中轴线，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都市融为一体；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必将焕发更加蓬勃的时代活力，推动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篇；

它是如此完美地贯通了一座城，又是如此和谐地融汇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撰文：辛音

“中轴线”考释

“中轴线”的文化基因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出现“中轴线”的概念，只有“轴”的概念。“轴”的本意为轮轴，可以引申为舵、杼轴（织布的工具）、卷轴等。而在鲍照《芜城赋》中，则将“轴”的意思引申为中心或枢纽。此后，作为中心、枢纽，“轴”的含义得到加强，唐人吕温曾以“大邦钧轴，至则委汝”赞颂唐代名相房玄龄，白居易在《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亦以“钧轴”指代处于国家政务中心的宰相。到了宋代，儒家经典《朱子语类》使用“枢轴”一词形容古代天文知识中认为“居中不动”、“坐北朝南”、象征帝王权威的北极星。此时，“轴线”与儒家文化中最重要的礼仪等级制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4][15][16][17][18]}

虽然没有明确的“中轴线”概念，作为中心的“轴”却长期存在于中国传统建筑与城市的建设理念中。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文化建筑群的建设就体现了沿轴线分布的原则。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该地建筑群址在总体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的主次之分，讲究南北方圆对应。作为青铜时期都城代表的二里头遗址，亦有中轴对称、坐北朝南的特点。^[19][20]

以“轴”为中心的都城营建理念，在《周礼·考工记》中有确切的规范，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而在实际的都城营建中，无论是早期的邺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还是相对偏晚的宋代汴京、金中都城，均发现了中轴营造的情况。北京中轴线的理念并非独创，而是对传统都城建设范式的继承和发展。^[21]

“中轴线”的概念形成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学科分工传入中国，我国建筑学界开始对中国古代都城和建筑群以轴线为中心进行建设的模式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绪论》中提出，中国公共礼仪建筑的平面布局，最注重的就是“主要中线之成立”，追求绝对整齐对称的结构。一切建筑组织都要根据中线来发展，各种部署秩序都需采用左右分立的格局。根据其文可知，所谓“主要中线”的名称，大概是“中轴线”概念的前身。^[22]

“中轴线”概念的正式提出，最早见于1951年2月20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布了《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其中，在“从古就有有计划的城”一部分，他提出“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之后，他对北京中轴线的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北京中轴线由南至北长达七公里余，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门直穿进城，通过紫禁城，最终到达北面的钟鼓楼。这也是长期以来为学界公认的北京中轴线的概念。^[2]

考古发现

作为一个历经700余年的建筑群，在北京中轴线范围内，不断有重要的考古发现涌出，并作为材料和证据，支持专家学者推测古代中轴线建筑群的结构和变迁。举例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对旧鼓楼大街及其南延至陟山门大街一带进行了多处考古钻探，最终在在地安门大街一线、景山北墙外发现了一段宽达28米的南北向的元代道路，后证实为元大都的中轴大路。另外，考古队还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发现了元代厚载门的夯土基础。这些挖掘成果，为论证“元明时期中轴线并未发生变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元代中轴线位置之问。^[23][24]

此外，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综合治理的行动下，陆续产生了正阳桥遗址、天桥遗址、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等重要考古发现，进一步实证北京中轴线，同时为了解古代北京城营建理念和措施提供材料。^[25]

历史沿革

元大都的奠基

忽必烈至元四年，其决定迁都燕京，下诏将燕京定为中都（陪都）。因金朝末年的战争，金中都的宫殿建筑已不复存，于是忽必烈命令具有深厚易学背景的汉人刘秉忠主持重建中都，并设置宗庙宫室等国家重大礼仪活动场所。至元八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并将中都升为大都。在忽必烈的《建国号诏》中，他认为自己的政权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延续，并取儒家经典《易经》中的“乾元”之义，制定国号。同一时间开展的大都营建，就是在这种主流文化转向下进行的。^[26][27]

《析津志》记载了元大都的营造理念，“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天下本”。而与“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野，设官分职，为民立极”近似的话语，正是对《周礼》总纲精神的体现。也就是说，元大都的营建，势必会继承传统都城营建中“以中轴为尊”的范式。^[28][29]

事实上，据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元大都确实比较严格的建立了中轴对称的格局。报告认为，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目前，关于元代中轴线的位置，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主流观点认为，元代中轴线的位置与明清北京中轴线的位置重合。^{[26][30][31][32][33]}

明清北京城的发展

明代延续了元大都的营建体系，但对中轴线的建设有了基于实际需要的发展。元朝都城营建有着北部空旷、居民稀少的历史传统，皇城和宫城相对靠南。而明朝在建国初期，始终面临着北元袭扰的问题。因此，明代大将徐达在攻占元大都后，在城中偏北的地方修筑了一道比原始北城墙靠南的北城墙，以便及时应对战争。元大都本身的北城墙逐渐废弃。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前后，整个北京城营建向南扩张，北京中轴线向南延伸。最终形成了现在“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的基本形态。天安门、故宫的太和殿、保和殿、景山等建筑都直接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34]

为了符合“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营建要求，明清两代皇帝在北京中轴线上陆续修建了大量宫殿和礼仪建筑，如紫禁城宫殿、太庙、太社稷、万岁山、太液池、十王府、皇太孙府、五府六部衙门、钟鼓楼、天地坛、先农坛、日坛、月坛等等。最终形成了“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的四重北京城格局。而北京中轴线是统辖这一格局建设的基础。^[34]

民国的变迁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体由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政体。北京中轴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有学者认为，以中轴线为基准的传统空间结构随着帝制衰亡而丧失了合法性理论体系的支撑。民国建立后，紫禁城经历了部分拆除和市政改造，逐渐由原来至高无上的神圣禁地转变为相对宽敞的开放性空间。而在中轴线南段和北段，则有着商业化、市民化的发展。皇城城墙拆除，意味着确立皇城存在的边界概念不断消失。而中轴线自身的完整性遭到肢解，各类建筑通过功能改造，由礼仪建筑的象征性走向公共场所的实用性。^[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轴线规划趋于进一步开放化和城市化。天安门广场得到扩建，封闭式的宫廷广场转变为恢弘开阔的城市广场，天安门前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坐落在中轴线之上。东西长安街得到拓宽和延长。此外，在早期城市规划图中，出现了向南部延长中轴线的计划，证据为从永定门通向南苑大红门的路基。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新修建的毛泽东纪念堂坐落于北京中轴线上。一直到1900年为了迎接第11届亚运会的召开，中轴线的北延长线才有机会打通。为了连接北京旧城和亚运中心，沿中轴线向北修筑了鼓楼外大街和北辰路。这部分延长线的西边是中华民族园，东边则是亚运会主会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奥林匹林公园的规划使中轴线继续向北延长。中轴线以西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以东是国家体育场（“鸟巢”），最后抵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36]

整体规划

规划背景

北京中轴线的规划，离不开北京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人文背景。《史记》记载，苏秦鼓励燕文侯争霸，曾称燕地（今北京一代）“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今山西朔县北）、楼烦（今山西保德、岢岚一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河）、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这是盛赞北京的地理位置优越、物质基础富足。明成祖迁都诏书中提到，“臣等窃谓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大明一统志》记载，“京师古幽蓟之地，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清朝《皇朝文献通考》亦称，“京师为古燕蓟之域，地势雄厚，沧海环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诸关口卫其后，据九州之上游，南面而临天下。自古天府之国无过于此。”这些说法和措辞，无一不是由北京的地理条件上升至传统文化中神圣的“风水”观念，既展示了北京作为都城的雄厚物质基础，也在文化上为北京中轴线的营建提供理论支撑。^[37][38]

北京的基本地理条件如下：第一，地形、地势险固，其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之态，易受难攻；第二，水网丰富、河道密集，在永定河的冲击下土地肥沃，形成冲积扇平原，适宜农业种植；第三，物产极为丰富，既能种植五谷瓜果，又能捕获鸟兽鱼虾。事实上，在如此优渥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下，北京先后成为燕都、辽陪都、金中都，作为北方经济和军事重镇，符合元明清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结合其契合传统文化中都城营建的自然条件，北京中轴线的营建十分顺利。^[39]

规划特点

以地标建筑为点连线，会发现北京中轴线并没有完全按照《周礼》的理念进行建设，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40]

北京中轴线并非是一条笔直的线。在永定门到钟鼓楼段，北京中轴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在正阳门到地安门段，北京中轴线误差不到1米，几乎是在一条直线上。^[12]

北京中轴线不是正南正北走向，与子午线有2度左右的偏角。具体表现为，自皇城以北，北京中轴线向西偏斜2度。关于如何解释北京中轴线出现的偏角问题，学界内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偏斜的中轴线顺延270余公里后，即为忽必烈入主中原前的国都元上都（今锡林郭勒正蓝旗兆奈曼苏默），体现了某种深意。也有学者认为，指南针本身存在的磁偏角的技术问题，导致了中轴线的偏移，不应多加附会。总而言之，在更多证据出现之前，这一问题尚无定论。^[9][32]

北京中轴线不在老城正中，而是向东偏移了130米。中轴线将北京城划分为东城、西城两个部分，但两个部分的宽度并不相同，东半部要短于西半部，东城墙距中轴比西城墙近251米。^[12]

规划成就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对北京城市中轴线的成就有着高度精炼的评价，总体而言，中轴线的建筑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

北京中轴线长度接近8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南北中轴线。由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北京中轴线决定了北京城的空间秩序和建筑布局，为北京城的恢弘气势奠定了基础。^[2]

北京中轴线重要节点的平面布局十分精妙，以模数化的比例关系形成强烈的层次与韵律的表达，以居中和对称的布局方式与形制设计展现出严谨秩序中蕴藏的差异与变化，以对景和框景等中国传统景观设计手法塑造出不同区段错落有致的景观意趣。^[41]

北京中轴线是构成多元传统的空间载体的基础，以国家礼仪文化为核心，将皇家宫苑、礼仪祭祀、庆典活动的国家性仪式空间，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城市管理设施等城市生活空间联系起来，集中展现出北京老城复杂而多样的城市风貌，体现了高超的城市建筑规划水平。^[41]

建筑特征

建筑类型

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众多，包括城门、城楼、桥梁、庙坛、宫殿、广场、纪念碑等建筑类型。其中有许多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重要保护建筑，如北京鼓楼、钟楼、地安门外大街、万宁桥、地安门内大街、景山、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正阳门、前门大街、天桥南大街、天坛、先农坛、永定门御道遗存、永定门等建筑群和道路，是明清宫式建筑的集大成之作。^[12]

在北京中轴线上，数量最多的建筑类型是城门。中轴线自北向南原有地安门、寿皇门、寿皇殿院宫门、万岁门、北上门、神武门、顺贞门、承光门、天一门、坤宁门、乾清门、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中华门、正阳门、永定门等18道门。其中，地安门1954年因阻碍交通而被拆除，北上门1956年因修建景山前街而被拆除，中华门1954年因修建天安门广场而被拆除。^[12]

城市景观

依据北京老城城廓结构和现存城市景观特点，北京中轴线自北向南可分为四个区段：北段、中段北部、中段南部、南段。北段是从钟鼓楼到景山以北，主要是居民聚居区，有着繁荣而充满生活气息的市井景象。中段北部主要由明清时期的皇家宫苑和礼仪祭祀建筑构成。中段南部主要由位于北京中轴线核心区域的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构成。南段由正阳门经中轴线南段御道遗存至永定门，两侧分布有规模宏大的古代礼仪祭祀建筑——天坛与先农坛。^[12]

建筑风格

北京中轴线的建筑群，以气势恢宏、尊卑有序闻名。北京中轴线的南北两侧建筑，按照重要性由弱到强的顺序，依次向核心汇聚，以体现礼仪与秩序的尊崇。故宫为中轴线的核心，为明清帝王执政和生活的场所，因而在明清时期，重要性极其突出。故宫以南，主要建筑的建筑功能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另外，中轴线两侧的建筑，多为对称、有序的布局方式。如故宫的东西两侧分别为太庙和社稷坛。又如，永定门东西两侧分别为天坛和先农坛。^[42]

但是，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并不单调乏味，而是充满趣味起伏，并产生了丰富的视觉效果。如，位于故宫北侧的景山、故宫内金水河、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等建筑景观，虽然布局并不规则，但完美融入了中轴线的建筑秩序，展示了古代工匠集科学和美学为一体的成就。^[42]

此外，北京中轴线是我国古代建筑水平的集大成者，浓缩了古代建筑技艺的精华。举例来说，位于中轴线核心位置的太和殿，采用了“千层饼”地基、浮放柱底、榫卯连接、分层斗拱、抬梁式大木构架、厚重瓦顶、磨砖对缝墙体等建筑技术，其庑殿式屋顶、九踩溜金斗拱、三交六椀菱花纹门窗装饰、数百年光亮如新的金砖地面、奢华的宝座和蟠龙藻井、辉煌的金龙和玺彩画等，都代表了我国古代建筑技艺的最高水准。^[42]

建筑成就

首先，北京中轴线上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国家祭祀活动场所，与北京中轴线上的其他建筑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中华文明传统包容、多样的信仰体系。其次，“以中为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秩序的基础，“大中至正”则赋予这种秩序道德以意义，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展现了对这种审美意象的极致追求。两侧对称布局的城市区域对居中的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烘托，形成了恢宏壮丽、纲维有序的城市景观。再次，北京中轴线穿越了多个功能复杂的城市功能区，呈现了宫城中帝王的生活，内城中王公、官僚等的生活、外城普通民众的生活，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最具完整性的物质载体。最后，北京中轴线的选址、建设与北京西部、北部的山脉，与从西向东穿越北京的河湖水系相互关联，构成了文化与自然、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的整体性。^[43]

文化内涵

儒家礼乐文明的反映

北京中轴线，是理想儒家经典《周礼》营建都城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儒家礼乐文明的几个核心思想。^[2]

首先是等级的秩序性。儒家强调社会关系的秩序，秩序包括“天人关系”和“人人关系”两个方面。在“天人关系”上，儒家强调天与人的对应关系。北京中轴线遵循了“象天法地”的原则，将都城位置与天象中的北辰相对，体现了皇帝即“天子”的神圣性。在“人人关系”上，儒家强调人与人的礼仪规范。北京中轴线基本展现出《考工记》所载中国理想都城规划范式，“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无一不反应了皇帝为天下至尊、至高无上的原则。^[40]

其次是地理的无上性。宋明大儒在讨论都城建设时，逐渐关注都城所处的大环境观。在朱熹看来，北京有五岳环卫，后有群山，前控河海，气象万千。元代陶宗仪也强调这一点，认为元大都“城京师，以天下为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居! 择此天府。”明代有更多儒士赞同这种都城观念。这样的都城并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在北京中轴线的营建过程中，遵循了“山环水抱”的传统理念，将中轴线所在区域山水环境巧妙地与地理条件相契合，强调中轴线对北京城规划格局的统领作用，最终使之成为都城秩序和国家秩序的物质缩影。^[11]

中华文化谱系的接续

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发展，并在新中国得到了绵延，见证了中华文化谱系的接续。忽必烈以体现《周礼》的北京中轴线为基础，构建了元大都的格局，并以中华文化谱系的接续者自居。明成祖在迁都北京前，发《北京宫殿告成诏》，向天下臣民宣扬“北京实为都会”，表明已落成郊社、宗庙和宫殿并在此后将明代的政治中心转移至新落成的北京宫城。清朝的乾隆皇帝亦创制《皇都篇》，据北京中轴线而咏吟“陶唐轩辕”所代表的中华文化。^[11][44]

近现代以来，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经历了诸多的风云变换。但这些活动几乎都绕不开北京中轴线。有的发生于北京中轴线上，有的直接体现在北京中轴线建筑的修缮和增减上。有的冲击旧有北京中轴线的体系，但同时为新的北京中轴线续写新篇。作为首都的核心区域，北京中轴线反映了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向新力。^[45]

国家礼仪文化的展示

北京中轴线上有大量的礼仪场所，如天安门、太庙、社稷坛、先农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这些功能不同的礼仪场所，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礼仪活动的载体，“太庙祭祖”、“天坛迎新”等礼仪习俗在这里开展，反映了传统中国对礼仪传统的高度尊崇。近现代以来，随着天安门广场的开放和奥林匹克公园的落成，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等各种国内国际的重大礼仪活动在中轴线和中轴线延长线上隆重举行，体现出我国礼仪风尚的崭新面貌。^[45]

中国信仰的多元一体

北京中轴线上有大量不同信仰的宗教场所。如，天坛供奉昊天上帝，先农坛供奉风雨雷电、名山大川、河神水神、农神、岁神等，绮望楼供奉孔子，正阳门瓮城中东侧有关帝庙、西侧有观音寺，故宫钦安殿供奉真武大帝，景山万春亭供奉毗卢遮那佛。道教、佛教、儒家和其它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集中荟萃于北京中轴线，不仅没有彼此排斥，而是营造出浓郁和谐的文化氛围，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信仰的多元一体性。^[12]

城市文化变迁的折射

作为北京旧城的核心区域，北京中轴线集中反映了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如作为景点的钟鼓楼，在古代主要用于报时，是明清时期我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报时中心。在600多年的报时历史中，北京钟鼓楼始终沿用先击鼓后撞钟，每日报时始于暮鼓、止于晨钟的报时方式，为古都发布标准的“北京时间”。钟鼓楼反映了古人的时间观和城市管理办法。而由北京中轴线决定的“外城-内城-皇城-宫城”格局，在近现代变革的浪潮之下，逐渐由神圣封闭转变为开放包容。这些变化，无一不体现了700多年历史文化的变迁。^[44][46]

开发与保护

北京中轴线开发保护体系

现阶段北京中轴线的开发保护以申请北京中轴线加入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心任务。在这一体系中，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保护对象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将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保护经费列入本级预算，促进遗产内涵挖掘、价值传播和保护利用。市文物部门主管北京中轴线的整体保护工作。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财政、文化和旅游、园林绿化、交通、水务、教育、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北京中轴线保护相关工作。北京中轴线保护机构具体负责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监测、研究和展示等工作。本市建立北京中轴线保护专家咨询制度。遴选文物保护、规划、建筑、历史、考古、法律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组成北京中轴线保护专家库；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作出涉及北京中轴线保护等方面决策时，征求专家意见。保护对象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以及其他保护责任人应当依法履行保护责任，维护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真实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北京中轴线的责任和义务，并有权制止、举报破坏北京中轴线的行为。鼓励、支持公众参与北京中轴线保护等相关活动。^[6]

北京中轴线“申遗”历程

2009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开始推进。^[47]

2011年6月12日，北京启动中轴线申遗文物工程。当时申遗的主要文物建筑包括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永定门（复建）、天坛、鼓楼、钟楼等，并计划对大高玄殿、北海万佛楼和阐福寺等一批重要文物建筑进行修缮。^[7]

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确定北京中轴线申遗核心区总面积468.86公顷，涵盖60%的北京老城面积。除了带有元明清特色的既有保护建筑以外，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等一批近现代建筑，也将纳入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遗产申报点范围之内。^[47]

2017年，“积极推进中轴线申遗工作”写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同年，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了中轴线申遗保护专项工作组，全面启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48]

2020年，《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发布。^[49]

202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写完成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格式审查。^[50]

2022年4月，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正式上报国家文物局。^[51]

2022年5月25日，《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获通过，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以下简称北京中轴线），是指北端为北京鼓楼、钟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北京老城，全长7.8公里，由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和居中历史道路、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的城市历史建筑群。^[6]

2022年8月7日，国家文物局确认北京中轴线为我国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推荐项目。^[6]

北京中轴线“申遗”内容

根据《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以下简称北京中轴线），是指北端为北京鼓楼、钟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北京老城，全长7.8公里，由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和居中历史道路、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的城市历史建筑群。

《条例》规定，对北京中轴线及其环境实行整体保护，保护对象包括：

北京中轴线，包括北京鼓楼、钟楼、地安门外大街、万宁桥、地安门内大街、景山、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正阳门、前门大街、天桥南大街、天坛、先农坛、永定门御道遗存、永定门等；

以北京中轴线为骨架对称展开的历史城廓、历史街巷、城市标志物或者标志性建筑群；

依托北京中轴线标志性建筑构成的重要景观视廊；

烘托北京中轴线核心地位的北京老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

与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河湖水系和水文化遗产；

作为北京中轴线重要背景环境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成片传统平房区；

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相关的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名园、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资源；

在北京中轴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与其所承载价值密切相关的国家礼仪传统、城市管理传统、建造技艺传统、民俗文化传统等。^[7]

北京中轴线“申遗”宣传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宣传由政府主持、社会各界广泛相应参与。各种“中轴线”知识讲座、社会活动、电视节目、数字化项目等层出不穷：2020年，北京中轴线申遗主题摄影展、“京城之脊·一脉绵延”北京中轴线申遗主题创作作品展巡展先后开幕；2021年，“北京银行杯”2021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举办等。^{[7][52][53][54]}

2022年11月7日，北京中轴线官网试运行上线。^[8]

2023年3月21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发布了北京中轴线网络视听文艺精品片单，包含网络文化综艺节目《登场了！北京中轴线》、网络纪录片《一脉》、短视频《至美中轴》、直播活动《中轴骑妙行》《听建·中轴》5部作品。^[9]

2023年8月8日，2023北京中轴线国际艺术周发布宣传片，宣布艺术周将于8月19日至8月27日在北京举办，以综合的文化艺术活动带领更多人认识中轴线、爱上中轴线。^[10]

中轴线相关

北京中轴线的“延长线”

北京中轴线的延长线主要由几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代化建筑的规划建造而得到延伸和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北京举办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南北中轴线概念逐渐回归公众视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将亚运会场馆建在中轴线的北延长线上，这是传统中轴线第一次向北延伸，带来了北部地区的巨变。2001年，北京取得奥运会举办权，中轴线再次向北延伸，到达今天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2019年建成的北京大兴机场，正处在北京中轴线南向延长线上，成为中轴线的重要节点，目前位于北京中轴线延长线的最南端。2022年7月对外开放的国家版本馆总馆，则代表着中轴线进一步向北延伸，达到燕山山脉脚下，目前是北京中轴线延长线的最北端。^{[3][4][5][55]}

北京东西轴线

除北京中轴线这一南北走向的轴线外，北京城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轴线，即现在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1403 - 1424年）在承天门（后改称“天安门”）前元大都南城墙旧址上修筑的天街。明、清两朝并未对其格局进行更改，民国期间略有调整，新中国成立后经改建、扩建、整修，在空间和沿线建筑景观发生了变化。2005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 - 2020年）》，规划指出，要在北京市域范围内，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其中明确规定了北京市的“两轴”是指“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和传统中轴线的南北轴”。北京中轴线和东西轴线十字交叉，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都城营建思想，同时顺应了时代发展，体现了轴线类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56][57]

汪芳等人通过研究指出，媒体信息对两条轴线的报道存在一些特点，如：主要关注的都是轴线位于旧城内的中心段，对轴线延长线的阐述明显偏少；天安门及广场区是两条轴线的交汇处，也是各自的核心部分，受媒体的重视程度均高于轴线上的其它地段。此外，媒体对两条轴线的关注点也不同，主要关注的对轴线特色的界定不同，强调南北轴线最突出的是历史文化和传统建筑，而东西轴线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政治意义；对轴线象征意义的认识不同，南北轴线作为北京城市的象征，其历史文化价值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东西轴线虽然也被当作北京的象征，但其更倾向于被视为新中国的象征，与其相关的政治职能和历史事件明显地超出了一个城市的范围，而具有国家层面上的意义，也很少和“世界”联系；对轴线代表性建筑的认识不同，南北轴线的代表性建筑是天安门、正阳门和永定门，均建成于古代，因此南北轴线容易被看作是“历史的”、“古代的”、“过去的”，而东西轴线的代表性建筑是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除天安门外均建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通常被看作“古今结合的”、“现代的”、“新中国时期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