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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改朝换代史”，也是一部“农民起义史”。2000多年里，中国有十几次改朝换代，更有大大小小1000多次农民起义。绝大多数农民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没有动摇王朝的根本。比如两宋共统治319年，却发生433次农民起义。极少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王朝统治，比如黄巢、李自成，甚至建立了新政权，但结果仍然是短期内彻底溃败。 在这1000多次“农民起义”中，只有2次——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成功建立了长期统治。 农民起义的成功率为何如此之低？ 这2次“硕果仅存”的成功，究竟有何秘诀？ 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可以理解历史，更可以透视中国社会。关于此问题的答案，被引用最多的是说“言而有信”“善于用人”“得民心者得天下”。比如，刘邦起义后颁布“约法三章”，约束军纪，掌权后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朱元璋重用徐达、刘基等人才，掌权后严惩腐败…… 刘邦登基后背信弃义地诛杀功臣，成为后世君主的“标准操作”。此外，汉初的田赋不高，但人头税很重，不存在“轻徭薄赋”。朱元璋起兵后首先不是保境安民、反抗元朝，而是强征军粮，进攻其他起义军。最终淘汰更得民心的张士诚。可见，所谓“言而有信、善于用人、广得民心”即便真实存在，也不是核心原因。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些预设的的答案，导致很多人一厢情愿地崇拜虚构的“仁慈君主”。 
直到社科院历史学者、王学泰教授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才真正解释清楚这些问题。借着这本书的视角，甚至可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 传统学术界，一直把刘邦、朱元璋的起兵，定义成“农民起义”。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认为，这二人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豪绅起义”。刘邦、朱元璋都不是社会底层的农民，帮助二人成功夺权的核心力量也不是农民。起义前，刘邦及其团队中的萧何等人就是国家干部，后来更有张良等贵族加入。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但大部分时候是在社会上游荡，起义后成为军阀郭子兴的女婿；后又笼络朱升、刘基、李善长等知识分子，开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后他没有长期转战，也没有大规模吸纳农民团体。正如王学泰先生在书中的分析：朱元璋的儒生队伍，把儒家的那套“革命造反”、“顺天应人”之理，以及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全部灌输给了朱元璋，使他从一个“只知造反、行乐”的山大王，变成了“立志统一天下”的群雄之一。所以，这两次起义之所以成功，靠的不是农民，而是“土豪”和“高知”组成的士大夫集团。 
书中更进一步指出，历史上所有坐稳了江山的朝代，皆因掌握了上述“创业法门”。光武帝刘秀、三国的曹刘孙、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甚至满清异族，都是因为笼络了士绅阶层。 总而言之，“官绅士族”一直是传统中国的主角，该群体充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式的自负，但是其眼光和风骨的确比“农民”更高明，也更懂得合理分配利益、扩大统治基础，所以在乱世之后，只有他们能重建统治秩序。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进一步指出，历史上所谓“农民起义”，其实都是“游民起义”。农民属于主流社会秩序，宗族牵绊最多，最安分守己。农民通常宁愿种地苟活，即便受压迫，也缺少能力和勇气造反。而游民则是完全脱离了“士农工商”主流秩序的边缘人。他们没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宗族关系，常常在温饱线上挣扎。在治世，游民数量较少，他们难有展布。但是每到乱世，天灾人祸会带来大量流民，包括流氓、苦力、盗贼、江湖艺人、民间宗教。比如黄巢是盐枭、李自成是驿卒、洪秀全是不第秀才。这时，他们就有了机会大显身手。
除了刘邦和朱元璋，其他1000多次“农民起义”为什么全部失败？答案就在于这种“游民文化”——强烈的赌徒、反社会心态；注重拉帮结派，不注重是非；敌视士绅阶层和文明规范，崇尚暴力和及时行乐。所以本书还有一个深刻的结论：游民群体才是中国改朝换代、历史新陈代谢的主力，却一直沦为官绅集团的陪衬。游民文化，不但是重新理解农民起义、治乱循环的新视角，更是洞悉中国转型、预见中国未来的“新常识”。但是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相关研究一直是空白。 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正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作者不仅博学多才、著作等身，而且曾在1975年因言获刑，对游民群体、游民意识有真实的经历。要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必先理解游民文化。而要读懂游民文化，就必读此书。历史学者张鸣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的游民痕迹，而且从文化高度讲清了知识分子与通俗文化。前社科院李院长高度评价：王学泰的这项工作无异于“发现另一个中国”，它蕴藏着中国三千年治乱历史的谜底，而且还指向了中国未来走向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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