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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七年（1084）秋，苏轼在真、润二州之间访友问田的这段时期，有很多新老朋友前来相聚，这其中就包括秦观（少游）。在苏门四学士中，苏轼最看重秦观，很多年后，听闻秦观早逝的消息后，盛赞其为“当今文人第一流”。之前在《黄苏篇》中讲过，贬谪黄州之初，很多人由于担心受到连累，断绝了与苏轼的联系，而第一个给苏轼写信问候的，就是秦观。甚至，当时秦观还打算亲自到黄州看望苏轼，只不过因家中临时有事无法脱身才不能成行。到了元丰五年的春天，秦观再度落第后，一路排解失落情绪，游山玩水中来到黄州，与苏轼久别重逢。大约也就是在这一年，屡试不中的秦观，将自己弱冠之年自定的字“太虚”，改新字为“少游”，按照陈师道为他所作《字序》中的解释，青少年时期的秦观，向往杜牧那样的“强志盛气”，于是以太虚二字明志。人到中年，蹉跎半生功名无着，秦观当年的豪情也逐渐消退，只想“归老邑里，如马少游”，故以少游来自解心境。马少游，即东汉名将马援的堂弟，他对这位豪情万丈、马革裹尸的堂兄非常不以为然，尤其对于马援“慷慨多大志”的价值观持悲观态度，认为人生一世，何必如此拼力，但得温饱，德行不衰，就已经很好了。前文有述，秦观几次落地，有一部分原因与王安石在变法期间对于考纲的变动过大有一定关系，这也就联系到，元丰七年夏，苏轼离开黄州到金陵时，特意向王安石委婉地推荐过秦观。同年秋天，当苏轼往来于真润时，秦少游再次不期而至，苏轼在诗中送给这位亦生亦友的门徒最美好的祝愿：东汉建光元年（121年），汉安帝东巡泰山，名将马援之后马融献上《东巡颂》，受到天子赏识，召入庙堂。苏轼以此典勉励秦观入仕。一年之后，秦观终于考中进士，并于年末到蔡州任教授。这里的原因当然并不全是苏轼举荐的功劳，但联想到元丰八年的大部分时间，主导变法的神宗皇帝已经驾崩，一力返旧的高太后主政，也有一定的关系。说回到元丰五年的冬天，苏轼离开扬州一路北上，很快就到了秦观的家乡高邮。公号：无犀之谈这是南宋时期一首记载当时东坡在高邮与秦观等文人雅士聚会盛况的诗作，名《文游台》。 
据记载，这场聚会的参与者，除东坡与少游，还有另二位东坡朋友圈中的重要人物，一为刚刚从贬谪地宾州（今广西南宁下辖）北归暂住在高邮的王巩（定国），二为返乡修养的高邮本地人孙觉（莘老），而这座文游台也成了高邮当地著名的历史遗迹。按理说，如此盛大的雅集，当有众多诗词作品传世，遗憾的是，在苏轼本人的文字中，唯留下一条可考的记载——余过高邮，莘老出砚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杀，何以其砚为。”余以谓憎而知其善，虽其人且不可废，况其砚。乃问莘老求而得。大意是说，苏轼从孙觉那里求得了一件想念多年的砚台——许敬宗砚。
如果一定要为“雅集无词赋”寻找一个理由的话，“元祐党祸”或可一辩。在东坡仙逝翌年，即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任用蔡京为相，奉熙宁新法为名，令登记元祐旧党姓名刻石于各地，列为奸党，而元丰年间高邮这次文游台会中的四位，无一幸免，均位列其中。《重新认识苏东坡》至今三载余，以地点或事件为章节，讲述苏轼人生片段。苏学已是显学，本作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这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不枉余生“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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