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文化周末·雅趣 文人雅事 赵树理漫画肖像 作家赵树理长于农村,心系农民,“恂恂如农村老夫子”(孙犁《谈赵树理》)。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质朴内敛的。实际上,赵树理还有着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面。作家汪曾祺说赵树理是一个“妩媚的作家”。“妩媚”这一形容真是妙不可言!它透过赵树理那满身的憨气,道出了其内里无限的诙谐机智与盎然生趣。 赵树理平日寡言,但只要他一开口,往往就会叫人忍俊不禁。某次灯下工作,有只小飞虫扑火而亡落在稿纸上,他诙谐地脱口而出:“有尸(诗)为证。”20世纪50年代,他主编《说说唱唱》,时常要从编辑部抱回一堆稿子埋头看,每当从稿堆里发现好文,立时便欣喜若狂,大叹“绝处逢生”。他爱习字,又格外惜纸,家中凡能写字的纸都会被他写满——包括厕纸。为此,他开玩笑道:“赵家的人丢了好找,脱下裤子,黑屁股的便是。” 早在20世纪30年代,赵树理就决意写大众化的作品,“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因此,他经常揶揄那些囿于知识分子小圈子内的“洋文学”,比如,将拙劣模仿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作品称为“妈呀体”,将《白毛女》中精简的一句“昨夜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戏改为烦琐的“噢!昨晚,那个一年一度足以使人们欢愉的除夕,我那始终和欢愉没有缘分的、被痛苦的命运捉弄得终年得不到慰藉的……父亲,竟晚到别人快要起床的时候,才拖着他那迟钝的步子,无精打采地踱回家来。从他那凝聚得死一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有像长江大河那样多的心事要向人倾吐,可是他竟那样的沉默,以至于使人在五步之外,就能听到他那沉重的脉搏在急剧地跳动着”(赵树理《“起码”与“高深”》)。经此对比,欧化语言的滑稽一目了然,闻者无不捧腹。 当然,主张创作通俗化的赵树理并不排斥外国文学。实际上,赵树理阅读广泛,深具外国文学修养。例如,一次闲谈中,他由某人的桃色新闻联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说《在别墅里》,于是详细讲述了这个幽默故事,“甚至连巴维尔妻子恶作剧写的那封假情书,都差不多背了下来”(戴光中《赵树理评传》)。 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客居北京,与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一家多有来往。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这样描述两位作家,“他们热情,慷慨豪放,像一团火”(胡絜青《老舍和赵树理》)。的确,与那内敛甚至腼腆的一面截然相反,赵树理的个人爱好总是带有火一般猛烈而畅快的特质:他抽烟,烟斗成天不离手,尤喜辛辣凶烈能过瘾的土烟;他喝茶,将茶沏得浓而苦,且只喝头遍;他酒量很大,且喝得十分潇洒——豪兴来时,往酒店柜台前一站,不就菜,仰脖,一饮而尽,喝完抬腿就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练习书法,字写得极好,严密法度中笔墨潇洒有力,常给人以自由激扬的快感。 而论其最爱,还要数家乡的上党梆子。赵树理9岁就学会了打梆子,后来终身都痴迷于此。他一听见锣鼓响就移不开步,常常带着一股子“唱的冲动”,有时即便有他人在场也会忘情自唱,全然不理会别人听不听。同时,他还热衷于身体力行地表演,外甥女王毓秀就记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吃饭时下楼嘴上哼着锣鼓点,常学小姐下绣楼的姿态。吃完饭,给我递个眼色,说:’小鬼!跟我上绣楼。’他一边’叮咣叮咣’地唱着,一边一步一步,学着小姐上楼的忸怩神态。”如此有趣的画面在赵树理的一生中比比皆是。赵树理晚年有一次扫院时见到一个娃娃跌了跤,便一拍大腿、拱手一拜,边扶娃娃边戏腔道:“啊呀呀,跌倒了!小小的将军你竟跌倒了!锵锵锵,呔呔呔……” 细数赵树理的生活点滴,便会发现这些出人意料的“好玩儿”之处实在太多:好喝咖啡,酷爱下棋,擅长盘腿,喜做数学习题,会耍钉子口入耳出等杂技,划拳也很厉害,连极擅划拳的老舍也常常甘拜下风。他还爱琢磨、爱动手,曾与之在山西比邻而居的邢小群就目睹过他的一件“发明创造”:毛笔蘸上墨汁,迅速落入平稳的清水中画出花纹,然后趁墨未沉,立刻将宣纸铺于水面,紧接着,将纸平提贴到玻璃上,如此一来,从玻璃的另一面看,这就成了块儿“大理石”。 不论什么年纪、何种境遇,赵树理的内心深处都能满载着乐观与幽默的精神,正如其夫人关连中所言,“老赵一辈子好乐。天大的事也不发愁……整天老是唱唱咧咧,不知哪里来的那股精神头儿”。汪曾祺曾与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二人多有来往。汪对赵了解颇深,且极为欣赏,“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儿,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汪曾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这种“农民式的幽默”,正是赵树理扎根农村、心系农民、与民同乐的结果。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24年8月16日16版 光明文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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