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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还有未来吗？》
[巴西]威廉·弗卢塞尔著，朱恬骅译 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5月 【导读】德·塞杜通过与言语行为的类比，指出漫步建构了城市的意义，反抗将城市视为静态、僵化的“文本”。这引出如何保存和传递漫步中形成的意义的问题。罗兰·巴特认为，文本、话语、语言等都可以用作城市的隐喻，而文学书写构成了让漫步的意义生产得以延续的路径，构成了理解漫步的第二种模式。然而，当代技术状况正使包括文学书写在内的各种书写失去作用，遑论与城市漫步建立联系。弗卢塞尔的《书写还有未来吗？》比较了面向装置的编程和面向他者的书写，将编程同样视为意义的赋予，从而为理解城市漫步提供了第三种模式。当前的城市漫步更多体现了“被编程”的状况，应恢复城市作为装置的“可编程性”，以寻求主动的“装置编程”。
【关键词】城市漫步 装置编程 弗卢塞尔 德·塞杜 罗兰·巴特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法国思想家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区分了两种接触城市的方式，即鸟瞰与漫步。通过与城市拉开充分的距离并采取俯视的目光，鸟瞰使城市成为被阅读的“文本”。[1]92与之相对，漫步则以“平视”的视角贴近了真实的城市生活经验，并成为反抗以“文本”形式进行规制的权力。德·塞杜认为，城市的意义在空间实践的操作（operation）中形成和变化，漫步则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将迁移性注入“受规划的可读性城市”。[1]93简言之，漫步提供了一种在实践的层面挑战“文本”的方法。为描述漫步如何对“文本”提出挑战，德·塞杜借用了奥斯丁（J.L.Austin）、塞尔（John Searle）等人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概念。他指出，漫步和言语行为一样具有当下性、离散性和交际性。[1]98-99当下性指的是漫步者将空间中潜藏的可能性化作现实，将空间的符码转换成其他事物；离散性指的是漫步者所做的选择、对符码所做的操作是离散的；交际性指的是在漫步过程中，漫步者建立或中断了一部分社会联系，并因此处于社交互动之中。在此基础上，他还识别出“漫步”作为言语行为时所涉及的两种主要的“修辞手法”：和提喻法（synecdoche）相似，漫步选取特定的建成物而忽略其他，为之赋予超出原有的意义；和连词省略法（asyndeton）相似，漫步也是一种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组织的方式。通过在诸多可能性中选取自己的路径，漫步选择并分割了途经的空间，创造个体的城市经验和共同的文化符号。[1]101 除了从现象的方面揭示漫步与“言语行为”的相似，二者还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似。德·塞杜指出，言语行为“既是对语言的使用，也是在语言之上施加的操作”。[1]33具体的言语实现了语言学系统中潜在的说话方式，使之成为现实；而在说话时，说话人又势必挪用并改变了已有的言语，赋予其符合当前境况的新意义。这意味着言语行为对于语言具有递归建构性，而城市中的漫步也具有类似作用。一方面，漫步者实现了既有城市秩序中的某几个确定的可能性，只去到某地而不及其余，因此是对城市中潜在通行方式的实现；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通过在漫步中另辟蹊径或绕道而行，创造出新的路径并从中产生不同的意义。[1]98言语行为提供了把握城市漫步的一种模式，并与围绕“文本”的阅读或书写形成对比。“文本”是静态的，是“遗迹”（relic），而言语行为则是活态的（lived），城市是它发生的“此时此地”。例如，对于城市的历史记忆，“文本”的角度关注建成物与历史记述是单向度的指涉关系，并从鸟瞰的远距离把握这些关联，将其征用为显现权力的符号资源。言语行为则带有说话人的能动性，不仅会产生后果，而且本身就是完成行动的一部分。同样在城市历史的例子中，漫步唤起个体或集体的记忆，从而将这种历史的感受召唤到“此时此刻”。这样所激发的，自然不会是抽象的、脱离具体经验和记忆的“历史文本”，而是带有个体生存体验理解的过去发生之事的总和，有机地贯穿于日常生活中。作为言语行为之场域，“此时此刻”的城市只存在于具体漫步者的漫步（“操作”）过程之中，它构成了“持续的当下”（nunc stans）。 把城市当作“文本”的人势必远离这一具体的“此时此刻”，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乌托邦，寄希望于（同样用德·塞杜的表述）“概念—城市”，以提前满足未获实现的渴望。因此，那个显现为“文本”、成为“遗迹”的城市，只能是某个“书写者”自上而下规划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鸟瞰不仅是一种观察城市的姿态，同时也是自上而下地规划、设计城市的前提。与之相对，言语行为反抗“文本”，实际是反抗“文本书写”的权力对于日常生活的冷漠无视和横加干预。但是，正如语言构成了文本和言语的共同基础，“言语行为”的反抗仍基于同样的物质现实，即建成物及其空间模式。如果将城市视为文本的观念追溯到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可读性”（legibility）概念，就不难重新发现个体的城市体验作为共同基础的地位。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林奇将其界定为城市景观中能被识别并组织成连贯模式的便利程度，如区域、地标、路径相互连接成整体。[2]2-3“可读的城市”并不必然是鸟瞰视野下了无生气的“文本”，也可以是凝结了城市体验的“心理图像”（mental image），只是在功能上类似于文本：“既是即时感觉的产物，也是过去经验的记忆，被用来解释信息和指导行动。”[2]4借助城市意象所提供的参照系，人们得以掌握关于城市的知识，便捷地在城市中行动，促成意义的建立和集体记忆的形成。与德·塞杜一致，林奇还指出，重复出现的建筑、道路要素和具有专名意义的地标在个体城市经验中的重要性。它们如同字词一般编织出了城市的“可读性”。可见，“可读性”或“城市意象”的概念并不必然预设鸟瞰式的视角，甚至同“漫步”产生了实践上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在联邦德国出现的“感知漫步”（Wahrnehmungsspaziergang）开启了将“城市意象”“可读性”等概念与漫步活动结合的具体实践；而在学理上，卢修斯·布克哈特（Lucius Burkhardt）、伊娜-玛丽亚·格雷弗鲁斯（Ina-Maria Greverus）等人类学家提倡“漫步学”（Promenadologie），即以漫步的方式研究社会，均受到林奇的启发。[3]漫步广泛用于社会研究、自然教育、艺术创作、心理疗法等场合。这些既定路线的散步，专注于感知沿途的自然景观、听觉、气味、触觉和其他感官体验。 因此，德·塞杜关于漫步反抗“文本”的核心，并不在于对“可读性”等概念进行驳斥，而是在于规划者将自身从具体的城市实践中抽身而形成的“距离”。作为权力的标志，它使城市意象中可读的符码倒转为规划者主观意欲其有效的建成物，而无论其在当地居民实际形成的城市意象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又被赋予何种意义。但是，不同于有权力的人能够在鸟瞰的“距离”之外，改变城市的布局以实现他们的意义，漫步者对“文本”、对权力的反抗很难留下痕迹。这些现实仍然位居视觉性阈限之下[1]93，难以为他人察知。甚至一旦当它“可见”，成为“文本”，必然遭到歪曲以至于不再构成一种即时、在地的实践。如何保持和传递漫步在反抗“文本”过程中所生成出的新意义，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文本读写与言语行为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保存和传递漫步等城市实践所创造的意义的必要性。然而，像漫步这样的“言语行为”似乎注定是不可见的。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写道：“漫步者沉醉于街头的生活，这种生活永远在溶解即将形成的模式。”[4]对漫步的捕捉似乎就像捕风一般，而人们只能徒劳地周转于“意义不清的命名的吸引和排斥”，陷入“无意义乃至令人恐惧的东西”之间。[1]103
面对这一困难，罗兰·巴特试图对“文本”与“言语”加以调和，并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提出了“语言”的隐喻：不是作为“文本”和“言语”所共同遵循的某种形式规则，而是指向城市本身。在题为《符号学与城市理论》的演说中，他写道：“城市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城市向其居民说话，我们用我们的城市说话，也言说我们所在的城市，单纯通过居住、穿行和观察。”[5]在巴特的论述中，文本、书写、铭写与话语、语言、交谈这些相互关联但截然有别的概念连缀在一起，使城市同时可以是其中的多个。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巴特自觉地认识到，无论是将城市视为语言还是其他事物，都只是辅助人们进行认知的隐喻。 但与林奇不同，巴特并不认为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或标准。他强调，重点反而在于应当保持一种“读者的天真”（ingénuité du lecteur）——“我们应当有很多人努力解读我们所处城市的意义，并且可能需要以个人体验作为起点……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增加对城市的调查或研究，而是增加对城市本身的阅读。”并同时牢记“绝不能试图固定并让这些单位的意义变得僵化，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些意义是极其不精确、可修改和无法驾驭的”。而作为其中的例证，巴特推崇雨果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写作，称赞他展示了那种“相当现代的观念，将纪念碑和城市真正看作是一种书写（écriture），一种人类在空间中的铭写（inscription）”[5]。罗兰·巴特对雨果的引用看似出其不意，对城市漫步这一议题而言却是正中靶心。作为雨果的同时代人，波德莱尔形容雨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沉思的漫步者（promeneur pensif）”[6]。本雅明也称赞雨果的独特能力，说他善于让“大城市的面貌……在一瞬间闪现出来”，展现出“最短暂、最复杂、最道德”的诗性感受。[7]借助雨果，巴特实际上是将隐喻意义上的“文本”“言语”“语言”同非隐喻的“文本”短接，从而创造性地提示了城市意义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联：作家善于将城市在漫步中显现和改变的意义，以诗性的方式记录下来，把城市中隐喻性的“言语行为”落实为纸面上的书写，从而丰富和留存作为漫步者的自身所创造和改换的意义。 这种从漫步中产生的文学书写，甚至不一定处于完全自觉的状态。在《柏林漫步》（Spazieren in Berlin）中，作者赫塞尔（Franz Hessel）形容，“人脸、橱窗、咖啡馆露台、电车、汽车、树木成为平等的字母，共同组成一个不断更新的书的词句和书页”[8]；他虽然貌似是以“文本”的方式看待城市，其目的却是将自己的经验书写为真正的文本。甚至在他自己认为是“阅读”（Lektüre）之处，本雅明发现了为城市而书写的意图。后者在评论中指出，对赫塞尔而言，城市“成了孤独的漫步者辅助记忆的工具”，但是这一“工具”并不只服务于某一个漫步者个体，而是具有它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在于它“所唤起的不仅仅是漫步者的童年和青春，更多的是城市自己的历史”。[9]通过向雨果的时代回溯，巴特和本雅明都向我们证明，文学的书写可以指向各种可能性获得实现的瞬间，尽可能丰富地保存其各方面感知和经验。它与愈发强势的“文本”隐喻相对峙，因为后者正试图把城市简化为越来越保持距离的、标准化的简笔图。同时，在与言语行为的关系中，记录无疑也是文本最为基础的功能，让说话人“此时此刻”的言语行为获得书证，从而将实践（操作）的效应加以保存和传递。文学书写成为作家对“漫步工作”的记录，保存了漫步中所创造的意义，展示出文本在隐喻的、限制性的意义之外，还有更本真的、肯定性的意义。然而，我们无法回溯到雨果和其他漫步者的19世纪。不仅是因为启蒙时代和浪漫主义都已过去，而且在于书写本身正在消失，连带着使文学书写显得过时。如今的人们更多地使用电子设备进行“读写”，甚至不再读写，而是观看、收听、说话、拍摄。过去“漫步者”或者将自身体验经层层加工转换为文学艺术作品，或者主动寻求隐没于匿名“人群”之中而获得庇护，这一两极分化的状况在“城市漫步”中被拉平、折中为民主化的大众传播，“城市漫步”主要已成为一项“媒介行动”。[10]巴特把“文本”拉回到现实的层面上，但在隐喻的层面上，那种产生“文本”的距离、进行鸟瞰的权力，正在不断冲击着文本。在技术的结合下，在德·塞杜的时代尚且只是模糊预见的“控制论的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现实，而且作为某种整体性的社会架构，渗透在包括漫步在内的各种城市实践之中。人们更多地通过社交网络“分享”，被手机应用“推荐”，依靠定位系统“导航”，漫步看起来也就成为对地图上连线的操演。它生产出千篇一律的图像、视频和仅仅作为其中辅助和点缀的文字内容，文本已经不再是传播中的主力，而只是服务和补充图像、视频的附加部分，是“哄骗”推送系统的“关键词”。在这一情形下，很难说文学书写能继续成为把握当代城市漫步的模式。 德·塞杜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今天的社交网络，但是其先兆已为他察觉。他指出，一种广义上的“进行书写的系统”正在掌控一切，它“在自己前进；它正在变得自主且技治主义；它将控制着它的主体转化为指令和使用它们的书写机器的操作者”。[1]135-136他用“书写经济”（scriptural economy）为这一现象命名，并指出上述“逆转”已发展到了如此广泛的地步，以至于一度用来解释和澄清它（信息系统）的隐喻（文本、书写）本身遭到它的侵蚀，几乎反要被它解释、受它制约。在这样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需要一种能够不同于文学书写的方式，以完成意义的保持和传递。在我们将技术状况纳入对城市漫步的思考时，“话语行为”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无论是作为隐喻、作为认知模式，还是在字面的意义上——都已显过时。在“自主书写的系统”所标志的新的技术状况下，人们已经不再书写，亦使一系列以此为喻体的修辞不再有助于澄清问题，反而阻碍了人们接近和追问其背后真正的问题。人们在形式上对漫步所做的“记录”体现于社交网络、导航应用的算法模型，成为“自主书写系统”控制论反馈中的一环。这些事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技术因素，有更为现成的名称，即“程序”。
在程序的主导下，包括漫步在内，人在城市中的所作所为都可能成为无主体性的装置操纵，这似乎有违于人们所期待的那种记录和传递意义的目的。对此，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在《书写还有未来吗？》一书中重新思考了“赋予意义”的行为。在他看来，伴随书写的消亡，另一种通过操纵装置而完成的表达方式正在兴起：它的名字叫作编程，其表现形式是程序和由程序生成的种种“技术图像”（Technobild）。[11]61他主张，同文本书写和言语行为一样，编程也是一种赋予意义的行为，而且它可以借助装置而得到持续、自动的执行。弗卢塞尔将“书写”与“编程”的主要区别定位在“面向装置”这一层面上。在他看来，书写始终是面向他人的书写（无论是否自觉），而编程则止于装置。在这一区别的基础上，他拓展了编程的概念，声称自从有文字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编程，因为那时的人们“将人作为装置的书写”，如记载下的戒律、法律和使用说明等。相比之下，“编程”的出现不如说具有解放的意义，它终结了人类被当作装置的历史，因为“借助程序，人类不必再接受指令，而指令只需下达给装置”[11]58。人从接受指令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需要听命于他人而行动。弗卢塞尔进一步辩护称，进行“编程”的人们所处于的不受限状态，并不会让他们被无目的的冲动裹挟而采取“任意行为”（acte gratuit）。相反，他们将是真正自由的人，因为编程让人类能够自由地通过这些装置赋予世界以意义，同时也赋予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世界中的生活以意义。通过编程，各种认知和体验也都可以向着行动的方向还原。编程将行为分解为构成元素，再将其重新组合（“计算”）到一起。它的主要形式是由各种技术装置产生的图像（包括“有声图像”，即视频）。而在与装置的关系中，编程也体现出递归建构的作用，它依靠装置并改变了装置。因此弗卢塞尔宣称：“编程就是赋予意义（Sinngebung）。”[11]60有鉴于编程在功能上同文学书写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期望它为理解城市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相比于德·塞杜所主张的那种“言语行为”性质的“漫步”，作为一种“编程”的“漫步”，将既有的空间结构投射到另一个秩序乃至意义都尚不存在的地方，从而不同于“言语行为”中对城市空间的挪用（appropriation），它在本质上仍依附于既有的权力结构。“漫步”的“城市”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文化意义上的“编程”隐喻所能够面向也始终在面向的“装置”，从而不断地得以重新建构，以此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模式下实践的递归建构性。我们可以继续借用弗卢塞尔的术语，将“漫步”界定为一种打破已有秩序、建立新关联的方式。漫步者们就像弗卢塞尔笔下“未来的'读者’”那样，能够“编织自己的时间流。他不是沿着一条线来阅读，而是编织自己的网”。[11]147人们可以在信息要素之间创造任意的交叉联系[11]145，而无须再受到单一的、线性的因果关系约束。 这种以城市为装置的做法在当下的“城市漫步”已显现得十分鲜明。从最外在的表观形式来看，它们往往面向城市的既有构成实体（如历史建筑），将它们重新排列，组合成有故事可讲的路线。它具有“预先组织”（preorganized）的特征，对于空间中存在的事物、发生的事件进行策划组织，并反过来要求城市空间迎合它的设定而发生改变。上海武康大楼、成都玉林路等“网红建筑”“网红街区”的产生，就是其中的显例。“城市漫步”中的参与者面对的是受到“城市漫步”的规训与筛选也就是已经被它所“编程”的街区。而在开展预先组织的过程中，由程序运作而产生和传播的技术图像大量涌现。这些不断涌现的技术图像调节着人与人的互动、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这些图像虽然在表面上仍然反映着城市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最终却是指向了地图上的漫步路径（由若干“打卡点”组成），回到对漫步预先的概念化把握。毋宁说，这种对概念的指涉正是技术图像的要义所在[12]：人们在看到这样的图像、解读其中的概念时，就已经“自动地”将自己认同于它。社交平台和导航程序等推送和生成的技术图像对“漫步”行为施加了条件的限制，再借助参与者接力式的媒介参与而得到再生，并且要求后来者将其重复。那些经过策划、编排，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城市漫步”，成为其他人的范本和参照，任何人都可以沿着社交媒介上提供的地图路线、打卡照片“复现”一条漫步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随着“城市漫步”生产出后续那些“自发”的“漫步”行为，它也就是在递归地建构以此为主题的技术图像：这些技术图像的持续制作与传播，与“城市漫步”的持续高度耦合。 但是业已成为“媒介行动”的城市漫步中所展现的这些“编程”性质，同弗卢塞尔的观点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语态上的差异：弗卢塞尔宣称进行“编程”的人并不是受奴役的人，相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人；但在当代高度媒介化的城市漫步中，漫步者重新成为被编程的“作为装置的人自身”——他们不是以城市为装置进行编程，而是作为城市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程序捕捉或生成、美化、推送的技术图像施加号令。由此，当代的“城市漫步”既把城市当作装置，又把人本身继续当作装置。技术图像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对漫步的“记录”，就已经先成为新的“戒律、法律或使用手册”。当前的人们并不是在进行编程以合成技术图像，而是被技术图像所裹挟以成为技术图像再生产中的一环。这种被编程的状态甚至渗透到日常的话语之中。当人们谈论“网红”“打卡”时，就已经不自觉地包含了执行“被编程”状态的指令。与此相对，在城市漫步的文学书写时代，为波德莱尔所讴歌的“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13]，则被隐匿乃至取消，而“装置编程”进入了自我实现的循环：以自动化的方式，社交平台通过筛选和推送机制的迭代更新，为用户制造“受欢迎”的幻觉，将他们生产的图像、视频连同文本一道带向了陌生人面前。这表明“被编程”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意义赋予的行为，也无法成为文学书写在新技术状况下的后继。因此，在从“装置编程”的角度重新把握城市漫步时，弗卢塞尔所给出的命题要求我们在“后书写”乃至“后文本”的当代媒介境况中，恢复城市—装置的“可编程”状态，重置人在装置面前主动性的文化“编程”。而这需要一种新的创造力——不是制作可识读的图像（或心理图像），而是创造新的概念，或是建立先前不可能建立的概念联系；不是将城市空间中意义晦暗的部分尽可能地消解，将其中含混不清的部分单义化为可辨的符号，而是借由文本、言语向数字符码“转码”的契机创造出新的符码。 显然，能够成为这种新符码的事物，同样只能在技术图像中寻求。既然“城市漫步”通过图像、视频和文本真的被带到了陌生人面前，那么“受欢迎”也就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幻觉”。“被编程”的状况还是或多或少暗示了城市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可编程”的装置：如同文学书写之于曾经的城市漫步，装置编程在隐喻和非隐喻的两个层面同时成立，而关键点在于让非隐喻的层面重获对隐喻层面的主导。程序本身并非这些图像得以产生或传播的原因，相反，通过将现实存在的事物转换成技术装置能够识别的信息模式，技术装置才能进行介入和操纵，“编程”才有所施展的空间。回到技术图像的生产与“转码”的起点，蕴含了一种解放的希望：人们迫切需要发展一套新的批判技术图像的方式，有意识地介入并干预技术图像“自动化”的生成过程，并技巧性地和推荐系统的“黑箱”周旋。认识并理解技术的原理可能是必要的，但首要之处在于发现并伸张对城市可编程性的权力要求，从而将包括自身在内的城市居民，从日益成为装置的城市中剥离出来，由“被编程”的状态转向主动的“编程”，并从隐喻的层面逐渐落实到事实性的层面。这既为现状提供了一种解释，也指出了“城市漫步”作为“装置编程”未实现的潜能。注释： [1]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trans.Steven Rendall,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88. [2]Kevin Lynch,The Image of the City.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6. [3]Anja Schwanhausser and Stefan Wellgraf,From ethnographic surrealism to surrealist ethnographies,Reconstructio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vol.15,no.3(2015). [4]Siegfried Kracauer,Theory of Film: 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trans.Miriam Hans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72. [5]Roland Barthes,Sémiologie et urbanisme,Architecture d’aujourd’hui,no.154(January 1971). [6][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94. [7][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70. [8]Franz Hessel & Walter Benjamin,Walking in Berlin:A Flaneur in the Capital.trans.Amanda DeMarco,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2017,p.133. [9]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 (Bd.3),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1,p.194. [10]陆晔，赖楚谣.创造新公共社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情感维度[J].中国出版，2021（10）：3-8. [11]Vilém Flusser,Die Schrift: Hat Schreiben Zukunft?,Göttingen:European Photography,2002. [12]Vilém Flusser,Stefan Bollmann & Edith Flusser eds.,Kommunikologie,Frankfurt am Main:Fischer-Taschenbuch-Verl,2007,p.140. [13][法]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M].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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