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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117 | 从绝望深渊中爬出来的总司令

 文野 2024-08-26 发布于山西
“无论如何,我的日子不多了!”
35岁的朱德,抬头望着代表云南讲武堂旧址的那栋老楼,脑海里止不住地回想起,多年前蔡锷的这句低语。
那时,身患重疾的蔡锷,将朱德等心腹召集在前,共同筹划如何推翻袁世凯的帝制,护国军誓师出发那天的豪言,犹在耳边。
遥想当年,自己是如此朝气勃发,心中所思所想皆为这个国家。
如今,朱德不知不觉已经35岁了,十多年的军阀混战生涯,早已将曾经的那个热血青年变了模样,还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
越走越错,是时候做出决断了!

01

开国五大书记,朱德的年纪最大。
如果按照命运安排好的既定路线朝前走。
朱德或许跟他曾经的朋友杨森一样,成为某地军阀,在你来我往的军阀混战中虚耗生命,等到解放军打来时,要么去台湾捞个闲职度过下半生。
或者跟老同事熊克武一样,选择在1949年率兵起义,在政协中谋得个位置,在老家过完最后的日子。
又或者跟乱世中大多数一样,染上某种恶疾突然离世,又或者在一场战斗中,不幸牺牲。
但不管哪种选择,不管在哪个位置,对于朱老总来说,都是奇迹,都是曾经的自己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可朱老总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他选择不断自我革命,不断抛弃过去的自己,他选择了理想,选择了走自己想走的路。
这是一个从绝望深渊中爬出来的男人。
朱老总的家庭出身非常一般,是旧社会最普遍的佃农家庭。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李家湾一个贫苦的佃农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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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家庭,朱德出生后,全家有12口人。
那时的朱家还没有分家,兄弟四个和祖父母都住在一起,朱德父亲排行老二,母亲姓钟。
朱德的母亲前后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里穷,夭折了5个,活下来6男2女,朱德是第三子,前面还有一个姐姐。
朱老总回忆自己出生时讲,听说,也就是长大后后来听亲人们说,自己出生时母亲正在做饭,还没等饭做好,他就呱呱落地了。
孩子生下来后,他母亲也没有怎么着,把他放到床上后,接着就继续做饭了。
在朱德的回忆中,母亲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
旧社会的女性,主要职责就是生儿子,给家里增添劳动力,其次就是无休止的劳动。
朱德的伯父母没有孩子,大概在朱德两岁的时候,父亲就把他过继给了伯父母当儿子,此后朱德改口叫伯父母为父亲母亲。
虽然过继了,可大家还都住在一起,所以等同于朱德有了两对父母,自然就成了家里最受宠的那个。
说是受宠,也只是受到的关怀多一点,苦是一点没少吃。
因为老朱家很穷。

02

朱德家穷到什么程度呢?
四川产盐,可穷人家依旧很缺盐,像朱德这样的穷苦农民家庭,只能买得起那种又脏又黑的盐巴。
哪怕是这样的盐巴,炒菜的时候也舍不得放。
只在吃的时候,拿一个碗出来,在里面溶进去一点盐,吃菜的时候,再把菜往盐水里一过,就算吃盐了。
吃盐有讲究,吃饭也有讲究。
全家的运行,大小事务都由祖母管理,每到吃饭的时候,先紧着需要下田的男人们吃,然后才是女人孩子。
为了控制吃饭的量,朱德这样的孩子吃饭时都有时间限制,祖母看吃差不多了,就会下个命令,不许再吃了。
所以朱老总从小就没吃饱过,总是饿着肚子,都饿成习惯了。
后来参加红军,不管日子多么艰苦,再缺衣少吃,朱老总都习以为常。
朱老总家是佃农,所谓佃农也就是有一些农具,从地主家里租田种的农民,要比没有农具的雇农稍微强一点,是那个时代数量最大的人群。
佃农租地主家的田,义务不仅仅是按时缴租这么简单。
朱老总回忆说,他们家租田的地主姓丁,他们都叫他“阎王”,丁家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全家老小都要上山去避暑,而佃农们,就要去充当苦力,抬着地主一家老小还有各种东西上山。
等到下山的时候,佃农们还要把地主一家抬下来。
除此之外,地主家要是办什么事了,佃农们都要去帮忙,朱德家的男丁们要去干各种体力活,而母亲等女眷们也要去厨房里帮忙。
不仅要帮忙,逢年过节,佃农们还要送礼物给地主。
到了缴租的时候,把租子缴齐是应当的,此外还要额外送给地主家鸡鸭等牲口,鸡蛋等东西也是少不了的。
在地主的逻辑里,各种额外的付出都是佃农们应该做的,为什么呢?
因为地主掌握了那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土地。
地主们觉得,把地给你种,是对你的天大恩赐。
要是把地主惹不开心了,轻则提高租税,重则不把地租给你。
对于靠土地吃饭的农民来说,这是致命的。
所以只能忍受地主的压榨。
除了要应付地主的压榨,税吏每个月都要来,隔三差五还会有新的收税项目。
不把农民的血汗榨干是不算完的。

03

在这样的世道生存,农民翻身的希望基本等于没有。
剩余价值都被剥削走了,农民想完成资本积累,获得土地,非常非常难。
但旧社会的主流玩法就是四个字“攒钱买地”,这是绕不开的。
相对于攒钱买地来说,稍微简单点的翻身路径是先投资教育。
只要家里出了一个识字的,供养出来一个有功名的孩子,就能大大减轻生活的压力,就能应对各种贪官污吏,会大大加速一个家庭原始资本的积累速度,这无疑会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所以但凡有可能,一个家庭都会想办法送孩子去读书,哪怕是读一个学期,识得两个字都是好的。
在知识被垄断的社会,认识字,就意味着巨额回报。
这是那个人吃人的时代,底层社会唯一的翻身希望。
1892年,朱德6岁的时候。
他的伯父也就是养父做主,要把家里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用在教育上,要送朱德兄弟三人去读书,为家族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这是一次豪赌,牺牲家庭全部流动性的豪赌。
私塾是一个开药铺的本姓家族弄的小学堂,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
按照那个时代的规矩,读了书就要有学名,老师按照家族辈分给朱老总取名为朱代珍,不再叫小名“狗儿”。
朱德的大哥读书不太行,没有读书天分,几个字学了半天,后来就剩下朱德和他二哥继续读书。
读了一年后,朱德把启蒙的书都读完了,认识了不少字。
可这个老师只会这些,后来就转到丁地主家里办的私塾读,他养父求了老半天,地主才愿意让他俩去读,读书费用不仅一分不能少,还只准上半天课。
朱德上学的时候,经常被地主家的孩子欺负。
有天,朱德从家附近的一棵梨树上,摘了个梨子带去私塾准备吃。
结果地主家的孩子看到梨子后,就直接夺过来吃掉了,并咒骂朱德是“猪”不配吃。
双方打了一架。
此后,这帮孩子就经常来朱德家附近来祸害他家,这给朱德造成了很大烦恼。
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人一旦看到你有爬出来的希望,往往不会伸出援手拉你一把。
而是会试图一脚把你踹回去,再肆无忌惮地嘲笑你的狼狈样。
但朱德忍受住了各种欺凌,压着牙继续读。

04

好景不长,朱德九岁那年,出现了旱灾。
农民的可怜处就在这里,抗风险能力实在太低了。
环境稍微有点波动,就是地动山摇,足以毁灭一个家庭的所有希望。
一次小小的干旱,就把老朱家差点干破产了。
碰到干旱,丁阎王不仅不减租减息,还要加租加息,美名其曰“地主家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朱德的养父给地主跪下求情,希望看在他们老朱家历来勤恳本分的情面上,不要涨租。
最后地主“良心大发”,决定老朱家的田一半保持原样,另一半涨租。
无奈之下,老朱家为了活命,只能选择分家,被迫退租,朱德跟着养父母等人从家里分出来,到大湾重新租一块田生活。
这次分家,让朱德碰到了一位学识渊博,对自己还很好的老师,席老先生。
但分家后,家务繁忙,朱德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读书了,一年中大约一半时间在家里做农活,另一半时间去读书。
从席老先生那里,朱德知道了国家正在发生的事。
甲午战争、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事情,在朱德心里种下了励志求学报国的信念。
1904年,这年朱德18岁。
按照既定的故事路线,朱德这个时候应该回家了,他的教育之路走到这里就算结束了。
养父这些年都是靠借款在维持他的学费,已经无力再支持他学习了。
但席聘三席老先生认为朱德是个可造之材,主动找到他养父,不要他负担学费了,只需要给朱德够自己吃的粮食,就可以继续带他学习。
而且席老先生抛出了一个朱德养父无法拒绝的理由,朱德可以参加科举考取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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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是无法拒绝的诱惑,这意味着太多太多了。
一旦考上功名,便意味着家里出了一个当官的,家族里所有人的命运都将改变。
1905年,朱德带着家里给自己寄来的2吊钱,步行三十多公里,去仪陇县城参加科举考试。
一千多名考生,朱德考入前二十,中了秀才。
朱德当即把写有自己名字的红名寄回家。
他知道,他的名字会在大湾贴出来,镇上的人看到后,不仅回来到他家里道喜,还会送些礼金过来。
只要朱德再进一步,考中一个举人,那他就有做官的资格了,就彻彻底底跨越阶层了。
但朱德在这个时候,对家里撒了慌,他不想继续走科举的道路,他要去读新学。
他没有告诉家里人,只是告诉他们他还会继续考取功名。

05

朱德二十一岁那年,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进入体育特招班。
为啥要进这个班学体育呢?
因为这个班只用学一年,学完之后就可以去高小当体育老师挣工资了。
穷人家的孩子就是这样,知道自己家庭不好,负担不起更多的学费,就想着学回报早的专业。
要知道,那个时候老朱家为了供养朱德读书,已经欠了200多块的外债,这是一笔巨款,要不是朱德此前寄回家的秀才功名,他们家都借不到这笔钱。
考取了举人才能做官,而做官还需要再交一笔天价买官钱,朱德就是考虑到就算考中了举人,家里也拿不出买官钱,才果断放弃了科举之路,去学体育。
毕业后,朱德找到了体育老师的工作。
算算日子,朱德已经离家两年了,找到工作后,他就写信回家,说要回去一趟。
原本想着,只要解释一下,家人就会理解他的选择,可当朱德回到家后,傻眼了。
他的家里人,已经不把他当普通人看待了,都把他当成官老爷看待。
朱德到家的时候,全家人排成了两行,等到他走进后,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在座位分配上,主位也理所当然的给了朱德。
而且一家人看着他,都有一种奇怪的情绪,既兴奋又害怕,跟他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
朱德跟史沫特莱回忆这个场景时,表情非常落寞,哪怕仅仅是回想起来,都能感到一种无力感。
朱德在家里的几天,他的家人拿出了招待大官下乡的姿态来供养他。
把全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从家人的眼神中,朱德能看得出来,家人们希望他早点走,因为实在负担不起了。
这是一个何等奇怪的社会,儿子有了功名,哪怕父亲都要小心翼翼伺候着,自知从此跟儿子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最后,朱德把心中强烈的情绪压制了下来,如实告诉了他的家人,他没有考举人,没有当官,只是当了一个体育老师。
他的父亲不知所措,体育老师是什么?
朱德解释了一番后,他的家人们感到不可理解,就这样比比划划,农民都会的事,学出来有什么意义?
教育不仅能改变人的命运,也会制造隔阂。
见过大世界的朱德,收获了很多,可也彻底失去了跟家人亲密沟通的快乐。
这真是一个怪圈,群体的选择却无法解决群体的问题。
农民们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读书人,可培养出来后,他们就再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农民了。
反而极有可能会走到农民的对立面,离他他们而去。
这样的隔阂,让年轻的朱德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有一点彷徨。
不应该是这样的。

06

从底层冲出来的过程中,最了解你的、最难以招架的敌人,是原生环境。
朱德返回仪陇县后,他所在的新式学校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排挤打压,双方发生了很多斗争。
朱德越发觉得,如果想让国家有新的面貌,增强革命实力是极重要的事。
恰好,朱德的同学秦昆给他写信,问他愿不愿意去云南报名讲武堂。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以当兵为耻,朱德早就想报军校了,可他的家人极力反对,这才作罢。
这就跟专业歧视一样,二十年前很多家长都歧视计算机专业,说这个是学打游戏的,不务正业,学化工、电力才是有面子的事。
后来计算机大火,人人都削尖脑袋了往里钻。
朱德那个年代也差不多,报军校一开始是很丢脸的事,只有毫无出息的人才想要去当兵。
可后来的发展证明,军事就是那个时代最有前途的专业,没有之一。
秦昆也是因为被家人拒绝了,所以才想到去云南报名军校,离家离远点,也省得让家人感觉丢人没面子。
朱德一听,便决定跟着去。
可他这一走,就无法继续给家里寄钱了。
所以临走前又回了一趟家把事情说清楚,这一次,家里人倒是不害怕他了,反倒让他在家里歇一歇,养一养脑子。
因为他的家人一听他要去报军校,都以为他读书读傻了,把脑子读坏了。
朱德离开的时候,连一个出来送行的人都没有,可见家人对他极其失望。
家人无法理解你的选择,更不支持你的选择,这是很痛苦的。
虽然都是一家人,可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了。
双方的认知已经不在一个水平了,尽管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可那种隔阂却生生把最熟悉的人,变成了平行世界里的陌生人。
如果不是生逢乱世,朱德不会做如此选择,他渴望家人的理解。
但有些路,注定了只能一个人独自走完,哪怕痛苦万分。

07

1909年初春,23岁的朱德跟好友秦昆从家乡步行到成都。
再从成都转了一大圈,历时七十多天,到达云南昆明报告云军陆南讲武堂。
第一次报考的时候,朱德跟秦昆都通过了初试,可最后只有秦昆被录取了。
朱德很诧异,搞不明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秦昆不好意思得解释说,自己在最后关头把自己的籍贯从四川改成了云南,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自己录取了,而朱德没有录取。
没有办法,钱已经花完了,朱德只能参军当大头兵,因为他是学体育的,还有文化,从部队里得到了一次报考云军陆南讲武堂的机会。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朱老总知道了做事不能如此实诚,不知变通,所以改了籍贯,这次顺利通过了考试。
这是朱老总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他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那个时候,朱老总的教官之一就是协统蔡锷,一位受云南总督信赖的青年将领。
蔡锷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军事高材生,奉命来云南组建新军,这个人非常有领导组织才能。
虽然只比朱老总大四岁,可蔡锷能力非常出众,位高权重,隐约间已经有了带头大哥的气象。
朱德是当兵的好材料,在讲武堂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很快就被人推荐进入了同盟会。
那个时候入会仪式还挺神秘,还需要歃血为盟。
后来的历史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当时滇军大量缺中下层军官,搞了一个特别班,把优秀的军事人才集中到一起,提前毕业入伍,朱德自然在此列之中。
1911年8月,朱德从特别班毕业,进入部队,成为正式的军人,随后就响应武昌辛亥革命,参加了云南的重九起义,随后跟随支援川军的部队入川。
1915年,袁世凯复辟,朱德在蔡锷的组织领导下,又参加了反袁复辟的战争。
1916年,这年朱德30岁,他的军事政治引路人蔡锷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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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担任护国军支队长时
次年,朱德认识了至交好友孙炳文,二人经常探讨各种问题,此后朱德好像进入了一个开悟期,写了大量评语,读了很多书。
有两句我至今印象深刻:
“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等,后多成功。”
“不屑居人下,又无特长,何能成事?”
朱老总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看了很多书,打了很多仗,遭遇过背叛,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
但朱老总憨厚的长相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啥都不懂的老农民。
思考得多,疑虑也就越多。

08

蔡锷死后,整个四川基本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
今天这伙人联盟打这帮人,明天那帮人联盟打这伙人。
在这个期间,朱老总地位是越来越高,逐渐朝着军阀发展。
他还派人把自己的家人接到身边,买大房子给他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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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和亲属合影(左二)
安排家里的小辈上最好的学校,还把自己的两个弟弟放入军队里培养,在一场恶战后,立马把两个弟弟任命为下级军官。
然而在一个星期内,朱德的两个弟弟都牺牲了。
他的父母受到了很大打击,很想立马带着弟弟的尸骨回老家去,但那个时候朱老总的境遇不太好,滇军被川军压着打。
那是朱老总非常痛苦的时期,事业、家庭都遭遇了沉重打击。
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似乎一文不值,毫无意义,那种空洞的虚荣感,无法带给他长久的安宁,只会让他感到羞耻。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抽鸦片,开始躲避家人,躲避军务。
终于,在跟熊克武部展开血战后,朱德的部队被打得只剩下一个团。
这次挫败后,他的家人们无法安心居住,准备回老家。
朱德给他们安排了船送他们,十天后,朱老总接到消息,他的父亲死在了半道上。
四川军阀混战,朱德这样的将领都遭遇了如此逆境,更别说普通老百姓。
在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中,看着护国军慢慢变成了北洋军阀的样子,看着国家并没有好转,朱德开始疑惑。
中国革命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为什么俄国人能打败反革命能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而中国人却做不到呢?
最后他跟好友孙炳文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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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孙炳文
在绝望的深渊里,朱德跟好友孙炳文终于下定决心,要彻底摆脱这种人生困境,要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共产主义道路上,但在正式做出选择前,他们决定要先研究国内的情况,再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
而当时,朱德所在的护国军如果再不从四川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所以朱德决定,先带兵打回云南,然后就去北京。
1921年,护国军会师云南,连枪都没有放几下,便顺利占领了省会昆明,控制了全省。
但朱德对这样的军阀混战,越发感到无聊,就好像是过家家一般。
今天你来当土皇帝,明天我来当土皇帝,何时才是一个头?又有什么意义?
望着云南讲武堂的旧址,思绪万千。
这一次,朱德坚定了信心,哪怕自己已经成为一省大员,他也不愿意再这样耗费光阴了。
但新政权不让他辞职,请求他留下来一段时间,把这个政权再巩固一下再走,他留了下来成了省会警察厅厅长。
1922年,大致安排好后事后。
就在朱德准备离开的当口,唐继饶又打回来了,他跟着一帮人绕道重庆躲避追捕,在杨森的邀请下回到了四川。
当时杨森和刘湘劝他留下来,杨森让他当师长。
刘湘也劝他在峨眉山休养一段时间再出山就是了,出国留学纯属浪费时间和金钱。
可朱德这次是铁了心要离开是非地,要走新的道路,要走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革命道路。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这是朱德二十岁时,送给友人的词句。
如今,这只从底层飞出来的大鹏,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本心,要扶摇直上九千里了。
此去,当翱翔九天,不为个人前途。
只为亿万穷苦大众做一点实事。

09

1922年6月,朱德乘船顺长江而到上海。
在赶路的途中,朱德早已想好了去上海要做什么。
第一件事是先去了一家法国医院,把自己吸鸦片的恶习彻底根治。
第二件事是考察帝国主义远东基地上海。考察后,他认为上海是“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
朱德感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
第三件事是拜访孙中山等民族革命领袖,尤其是陈独秀。
但他在上海没有寻找共产党的消息,没找到人,无奈去北京跟孙炳文汇合,他俩到了北京后,又接到消息说陈独秀在上海,连夜会又回到了上海。
当时,朱德在上海见了不少人,孙中山先生接见他时,愿意支援他十万元让他回云南,重整滇军,朱德婉言谢绝了。
后来终于见到了陈独秀,朱老总当即就提出想加入共产党。
结果陈独秀认为朱老总是军阀出身,并不相信他,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还需要考察考察。
朱老总也不生气,还是照常执行自己的计划,先去欧洲研究共产主义。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
1922年10月,朱德历尽艰辛到达柏林,立即找到周恩来。
他跟周恩来详细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对革命,对国家未来的想法,最后提出了入党申请,周恩来愿意接纳他入党,但要等待组织审批。
在德国近三年的生活中,朱德全面详细学习了主义马克思著作,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终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朱老总原本是军阀体系中的一名高级将领,有丰厚的薪水,有优越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沉迷于此。
1917年他已经是少将旅长了,1921年便已经担任云军陆南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了,不管从何种角度看,这都是成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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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冬 教员和朱德在陕北保安合影
朱老总不像其他领袖,是在二十出头一无所有的年纪,就接受了马列主义。
他是在36岁的“高龄”,从一无所有完成了到应有尽有转变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
这意味着他需要舍弃的不仅仅是高官厚禄,还有很多情感上观念上的东西。
刘伯承讲:“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
他最终还是没有背叛自己的出身,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尽管曾几何时他有过这种倾向,甚至一只脚已经在其中了,可最后还是挣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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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太行山
他的家庭,他的养父母和亲生父母,在他身上的投资不仅没有打水漂,反而得到了千百万倍的回报,他们为红军培养出了一位总司令。
鲁迅讲:“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我想,朱老总在离世前,不会在意有没有人记得他,更不会在意死后会有苍蝇来袭扰他。
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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