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巴林右旗教育工作的回忆
马德荣
我是1947年参加教育工作的。1947年一1948 年8月，在原巴林右旗隆昌区胜利村和全胜村教小学。当时教学困难很多，一无大纲，二无教材，甚至学生连桌凳都没有。只搭土台子，当桌凳，用锅底灰和灯烟子刷在墙上做黑板，粉笔只能用白土子自己做，钢笔水也是紫颜色沏的。现在看来教学条件可谓差到极点。学生学的是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自己编写当时需要用的辅助教材。如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八路军打败日本鬼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乡快当兵保卫胜利果实。算术编写地主剥削帐，穷人翻身分得土地果实账，互助组织和单干生产比较，交公粮等简单的加减乘除和珠算运算等方法。尽管教学条件差，但学生学习起来也很有趣味，又学习又活动，生活很愉快。这是我最初的两年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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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我调到隆昌区政府任教育助理工作，到1950年8月。在担任教育助理工作期间，主要抓中心工作，关于农牧业生产的事多，教育上这时逐步走向正规，学生有课本。教学条件有所改善。但在教育上主要依靠中心完小来抓各小学。我当教育助理时，全旗只有隆昌区政府有教育助理。因此当两年教育助理没有在旗开过教育会议，只凭自己一点热情来做教育工作。
1950年9月至1953年8月在内蒙古工农干部速成中学学习。经过考试和组织上推荐到工农干部速成中学带职学习，三年学习生活很艰苦，也很紧张，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并顺利的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本科四年。在大学学习，由于基础差，先天不足，学习异常艰难，并且任团支部、学生会、党支部工作，可以说是经过顽强拼搏，终于完成了学习任务。学习时仍按连级干部待遇。
1957年7月，因工作需要提前分配。由中央侨委分配到朝鲜支援朝华教育工作。1957年7月至1960年8月在朝鲜平壤市中国人高级中学任教。我担任的课程主要是化学，全校初一到高三年级都是我的课。教初一的地理，初二的政治，初三到高三年级的化学课，还担任班主任。1958 年送走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当时全班只有12名学生，有6名考入国内大学，2名留校工作，参加社会工作的4名。升学和留校工作的占三分之二。1959 年送走第二批高中毕业生，全班有50多名学生，大部分考入朝鲜各大学，有的进入金日成大学，金策工业大学，平壤师范大学。考上大学的有30多名占全班学生67%。1960年送走第三批高中毕业生，还是大部分考入了朝鲜各大学，录取时我已回国，从同学来信中谈到考试成绩不错，仍有70%学生入朝鲜各大学。在朝鲜除了正常教学外还兼函授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和化学课程。假期集中授课，平时编写函授讲义，三年内也送走第一批函授毕业生。这三年工作是异常紧张的，没有假也没有星期天，甚至连整宿的觉都没睡过。因为任务太重，除了备课，就讲课，晚自习还要给学生辅导，学生就宿后，这时才有时间备课。组织上交给的三年任务已圆满完成。因为已养出来接替自己任务的学生。深受朝鲜政府的欢迎和赞赏。回国时由我国大使馆赠送抗美援朝奖章一枚(文革中已丢失），中朝友谊章一枚。并受到朝鲜中央华侨联合会表彰和礼品（礼品现在还保存）。三年任务完成于1960年8月胜利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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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回国后，到中央华侨委报到，被分配华侨大学工作。当时华侨大学正在初建，只招收语文系的一个年级学生，其它系正在筹办。所以有些教师需要进修和备课。因此学校叫我负责带领30名教师到厦门大学进修和备课。1961年8月回华侨大学工作。化学系和数学系都已招生。当时我担任化学系秘书工作，兼任无机化学课。1961年至1965年8月在华侨大学化学系先后担任化学系秘书、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系工会主席，系党支部副书记等工作。1965年8月为了专业对口，华侨大学热带作物系迁往海南岛，我带一批学生先期到达海南，建立教学基地；开荒造梯田，种植胡椒和橡胶园地。经过一年的苦战，教学基地已建成。中央华委决定华大热作系改建华侨农学院。设有热带作物系和农学系，我任热作系党总支书记。教学大楼已建成，一切就绪。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切计划都付之东流。从此我便走入逆境。从1966年6月开始以“走资派”等罪名被批斗。以后逐渐升级什么“内人党”，因我加入过内青团，所以自然成为“内人党”，什么“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等莫须有罪名，一古脑儿加在我的头上。批斗和劳改长达三年零三个月。其中又搬回福建来批斗一年半。劳动也很艰苦，挑水浇菜地，清扫厕所，挑大粪，挑海泥种园子，种水稻，放水牛，死了人还得埋死人等。至于批斗的残酷更无法形容，低头猫腰那是常事，拳打脚踢更是司空见惯的事，难忍的是石子和砖头，特别是1968年8月3日，被抓到兴隆华侨农场综合工厂，绳二背连续七昼夜批斗，扣发工资一年多，抄家次数和损失也难以计算。幸好在1969年9月23日，经过三年多的批斗和劳改终于得到“解放”，但又被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五团农场劳动一年多。1970年又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团岭门农场工作。1971年任岭门中学指导员兼任化学和历史课。1972年调回大板二中工作。回右旗大板二中工作也并非顺利，先后遇到所谓的“反回潮”、“马振夫事件”、“批林批孔”等运动。这些运动较之“文革”初期和中期较轻些，但精神压力也很大。幸好在1974年10月调到旗教研室工作，精神负担较轻些。但在1973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受到波及。总之“文革”十年确是对我来说是灾难的十年。粉碎“四人帮”后，知识分子精神枷锁被打碎。从1978年我被调到大板三中任副校长。从1980年到1984年工作期间，大板三中高中毕业生每年都有10多名考入大学，最多的一年又近20名考入大学。每年考入初中中专和高中中专10至20名。这些成绩决不是我个人成绩，我只是分享到一份光荣。1984年8月4日上午，我参加三中初高中录取新生工作刚完。下午便接到离休通知，从此开始了离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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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后的工作。1984年9月至1985年1月为大板三中高一年级，教一学期政治课。
1985年2月到1986年4月参加全旗整党，担任整党联络员和巡视员工作。1986年5月到1988年，担任教育系统落实政策工作。平反了历史老案12人，评定“文革”死亡6人，评定伤残19人：一次经济补偿26人，补助款10750元；补发工资17人，补发款4880元；落实“文革”被抄家的17人，折赔偿损失2800元，已退赔550元；安排子女31人，其中3名代课转正的。改制的13人。需要新安排子女(包括过去评残和新评残)17人。这就是两年来落实政策工作的基本情况。落实政策工作是一件极为复杂、细致工作，政策性又很强。两年来基本上做到领导满意。本人尽心竭力不遗余力做些工作，也算是离休为党为人民做一点贡献而已。
一生中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对党的工作和教育事业，我是尽心竭力去做，这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巴林右旗教育志》20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