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墨宝、文人墨客……墨不仅在中国传统书画中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令复杂美妙的意境得以呈现和表达，也与文化艺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构建和传递着古往今来的种种意蕴。尽管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墨的使用趋向于便捷与特定，但与此相关的故事和文脉，仍然在笔间晕染，在纸上凝结，在一代代人中传承，并不断绘就新的篇章。
墨法：浓淡枯润见意蕴
周辰啸
▲ 米芾书法墨色变化
▲ 董其昌书法墨法
东汉书法家蔡邕有一次出门，见仆人在门口扫地，扫把在地上呈现的痕迹让他感到惊喜，于是回到家中，用毛笔蘸墨，在纸上仿照写出了飞白书。“飞白”是指笔触所呈现的一种墨色的虚实变化效果，后来成为书家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墨法也由此而生。
笔法、结字、章法和墨法是书法的四大要素。对墨法的应用会直接影响书法意蕴的表达。最早谈论墨法的是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说了八个字：“少墨浮涩，多墨笨钝。”过了100多年，唐朝的书法家、理论家孙过庭又说了八个字：“带燥方润，浆浓遂枯。”及至宋朝，墨法尤其为书家所看重。苏轼在《论书》中提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这里的血，指的就是水墨，元代陈绎更据此直接说出：“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专门有“用墨”一节；南宋陈櫃则在《负暄野录》中有“论笔墨砚”和“俗论笔墨”之说，关于墨法的理论越来越多。
清末民初学者、书法家沈曾植说：“北宋浓墨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关于浓墨，苏东坡称“须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佳”。何以做到？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所以能致此者，万毫齐力，而用墨浆浓色深，故能黝然作深碧也。”关于淡墨，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厌恶道矣。”对此，清代王澍在《竹云题跋》中解释道：“董文敏以家用墨之法作书，于是始尚淡墨。”墨法中的浓墨和淡墨各有其表现效果和适用场景。浓墨强烈，淡墨素雅。碑学强调气势，用笔逆锋涩进，因此推崇浓墨。帖学讲究韵味，用笔流畅轻遒，因此推崇淡墨。
清代以前，习书强调看前人真迹，具体原因也和墨有关，因为用笔点画的提按顿挫、起承转折和牵丝映带，变化很多，表现微妙，只有墨迹才能纤毫毕现，而刻本再精，也无法如实反映。陈櫃《负暄野录》引石湖云：“学书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画，全不见笔法神气，终难精进。”另外，墨迹能更清楚地表现原作的枯湿浓淡，正如董其昌所说：“古人作书，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墨迹，不足与语此窍也。”
清代以降，碑学兴起。按理说，碑刻是不好考量墨法的，但清代书法家包世臣主张取法碑版，特别指出学习墨法“不必真迹，即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他认为墨色“必黝然以墨，色平纸面，谛视之，纸墨相接之处，仿佛有毛，画内之墨，中边相等，而幽光若水纹徐漾于波发之间，乃为得之”，强调用笔要沉，墨色要有注入感和立体感。
墨法的前提是笔法，“笔实则墨沉，笔飘则墨浮”。所谓“笔实”，也就是包世臣强调的“万毫齐力”，具体来说就是用笔时将笔杆往笔面运动的相反方向倾斜，靠笔毫的反弹力，使笔锋咬住纸面，让墨水通过笔锋注入纸面，向两边渗开，就有了“中边相等”即中间浓两边淡的立体效果。用笔与用墨相通，不同的运笔节奏决定不同的墨色变化，用笔轻则墨浮而淡，重则墨凝而浓，徐则墨渗而润，疾则墨燥而枯。当代书画家黄宾虹也持同样的观点：“古人墨法妙于用水，水墨神化，仍在笔力，笔力有亏，墨无光彩。”
用墨最重要的一点是用水，历代书法家对此有共识。笪重光的《书筏》说：“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则活。”怎么破水？黄宾虹在《画语录》中有精妙论述：“古人书画，墨色灵活，浓不凝滞，淡不浮薄，亦自有术。其法先以笔蘸浓墨，墨倘过丰，宜于砚台略为揩拭，然后将笔略蘸清水，则作书作画，墨色自然滋润灵活，纵有水墨旁沁，终见行笔之迹，与世称肥钝墨猪有别。用浓墨点蘸清水，用淡墨点蘸浓墨，在墨法中称为破。”
枯和湿、浓和淡分别是一对矛盾，在书法创作时应兼顾双方，但兼顾的时候也必然有主次之分，一般原则是“贵润不贵燥”。墨韵滋润、笔调柔和，字才会显得气韵生动。用墨太燥太枯，用笔纯刚无柔，甚至抛筋露骨，就容易产生僵硬浮薄之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比喻道：“凡人之生也必柔而润，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润则肥瘦皆圆，硬燥则长短皆扁。”
此外，书法创作是连续书写，写一件作品，不可能只蘸一次墨。几次蘸墨，每次蘸墨或多或少，每个墨迹或长或短，都会产生丰富的视觉效果。墨色从湿到干，从干到枯，逐渐变化，形成一个梯度。墨色的梯度变化能够表现平面的二维空间、立体的三维空间和连续运动的时间节奏，能够全面地展现自然界中物质的存在形式。因此，宋代以后的书法家都比较重视墨色问题。当今的书法创作中，墨色变化也是评判书法作品高下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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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票背后的交流故事
梁 丽
▲ 《南洋劝业会优等奖凭》墨票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过去，人们构图作画、运笔书写，都少不了一锭好墨。古墨按制墨用料可分为松烟墨、油烟墨、漆烟墨等，再按烧烟用料和搜烟位置细分，又包括顶烟、贡烟、选烟、大卷墨、藏烟、五石顶烟、五石清烟、五石漆烟、顶松烟、超顶烟、松烟、松柏清烟、真正松烟等。各墨肆为吸引顾客，会在墨面或墨侧书写、模印所选烟料，以强调自家墨锭品质上乘。
烟料的选用是保证墨锭品质的基础，然而，要出好墨，关键还在于和墨过程中用胶得法，烟胶配比亦是各墨肆制墨之秘法。《墨经》载：“凡墨最贵及时。”过去以人工制墨为主，古人善观气象，以对应制墨工序。除制胶当时，用胶还应按季节温度差异作增减配比。温湿度及照度波动亦会改变古墨中胶的稳定性，在保存和展示时需特别注意，从而避免墨锭碎裂霉变。
接下来是模印成型。木刻印模被运用于制作各种器物由来已久，从人们使用墨模造墨以来，伴随制墨用料的多元化，墨模纹样构图与外观形制逐渐由简到繁，印模数量却由繁化简。墨条经压印批量生产，促进了墨肆营收增长，同时，各家墨肆为丰富墨品内容、吸引更多顾客，往往聘请名家画师绘制图样，再由技艺精湛的刻工雕模，助推墨锭走向市场。清末，胡氏墨肆分支营业于全国各地，相互竞争，墨品内容样式常有相同，除了依靠繁复的店名款识区别外，各家墨肆还采取随墨品放置一份墨票的方式来证明出处。
墨票又称仿单、访单，内容多为制墨用料介绍、墨店经营情况概述或用墨者对墨锭品质的称赞等，以宣传推广为目的，由墨店售卖时附于锦盒内，以示质量保证。因此，墨票也是了解墨店发展的重要依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清代手卷墨，从包装外观到墨锭设计都别具匠心，墨盒仿书画手卷形式制作，展卷即见左右两墨匣，匣内共有10锭形制款识各异、图案内容丰富的墨锭，还有一张“芳郭钝叟”袁昶题写的墨票。
另一张印有“徽州胡开文督办贡墨湖水名笔发行所”“上海英租界河南路第八十二号门牌”等字样、由上海集成图画公司代印的《南洋劝业会优等奖凭》墨票，记录了安徽休宁县胡开文墨店的墨品参加南洋劝业会并获奖的情况。据了解，南洋劝业会由前南洋大臣端方于1908年秋发起。1909年2月，组织事务所开展国内外物产征集、办会机构组建等工作。同年7月13日开始筹建会场，选址南京，占地700余亩，各场馆建筑融合中西式风格设计建造，并设各地方展馆。作为一场全国博览会，劝业会以振兴实业为目的，通过制定税厘征免办法，鼓励全国各行业前来互学互通，以赛促业，进行工艺改良，提升品牌知名度。虽然是第一次举办展会，但考察借鉴了各国博览会办展经验，兴建西式建筑场馆，组织各类活动，又不限门类，集各地物产于一地展出，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南洋劝业会于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举办，汇聚中外产品近百万件，分24部440类，组织专家799人评定奖次，吸引观众30多万人。当时，徽州府为参加此次劝业会，在休宁县屯溪孙怡泰茶行举办物产会，征集产品44类1110种。清代徽州制墨业空前繁荣，选墨参展必不可缺。
胡氏墨因工艺精湛、装饰华丽而产量多、销售广，但各支系相互竞争，在外仿者甚多，因此，这张墨票上写道：“本店创自乾隆年间，开设徽州休宁县城内，货真价实，中外驰名。厥后如：皖省之徽郡芜湖；江苏之苏州，扬州，上海；两湖之长沙，武昌沙市、汉口；浙江之杭州等处，均续设分店。所制笔墨，精益求精，进呈贡墨从无贻误。近有本族不肖支丁串通外姓假冒本店招牌开设各埠，专用次货希图渔利。诚恐外方主客不知底细，最易被朦。兹特将宣统二年份，南洋开第一次劝业会，由审查总长颁发之优等奖凭，用缩影术缩成雏形刊入仿单。”并特别提示“倘蒙中外仕商赐顾，务请认明奖凭并牌号上休城两字为记，庶不致误”。
面对竞争，胡开文各支系墨店也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抢占市场，打造品牌效应。据载，胡洪椿主持休宁老店时所制地球墨，分获1910年南洋劝业会优等奖和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绩溪县志》载：1895年，八房硕德曾孙祥钧、祥礼、祥云，以居室名“广户氏”为号，开胡开文墨店于上海，设总店、支店、制墨厂、文具社……1932年裔孙洪开除经营上海各店号外，又相继在重庆、成都、昆明、汕头，九江等地设特约经销处，在万县、遵义开设墨店、烟厂19处，从业259人。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一张《广户氏老胡开文赠》墨票，上写“本号各种湖笔徽墨及文具运动用品定价非常克己”，下印“重庆下都邮街”和“万县二马路”店址。据罗子杰《重庆广户氏老胡开文笔墨庄的回顾》叙述，1926年，其长兄罗子东与总店在上海河南路抛球场的广户氏老胡开文笔墨庄店主胡祥钧立约开设重庆特约分店。1927年，分店以集股经营模式在都邮街正式开业，向上海进货的同时又购入毛笔文具、体育用品等林林总总货品，加之店址地处商贸繁华地段，常常顾客盈门。
西南地区盛产桐油，其中，万县拥有便捷的水运航道，周边桐油产地纷纷来万县港口销售，清末成为全国最大的桐油出口地之一。油烟墨盛行以前，宋代蜀工蒲大韶便取油松烟各半制墨，明代以后，制墨烟料逐渐以桐油为主，徽州各墨店不远万里，先后在万县、黔江、贵州建立烟房搜烟，再运回制墨。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重庆很早就成为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2011年，首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出发，继续书写新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故事……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员）
墨盒：从大众文具到小众收藏
纪习尚
▲ 陈寅生刻《兰亭序》铜墨盒 （私人收藏）
▲ 清代铜胎画珐琅蝴蝶形墨盒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 清康熙阿拉伯文铜墨盒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 清晚期银烧蓝葵花式墨盒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墨盒是储存墨汁的文房用品，一般由铜制成，内部装填丝绵，可以吸附多量的墨汁而不溢出。墨盒出现在清末，曾经风行一时，但随着铅笔、钢笔等硬笔的出现，很快淡出历史舞台。现在，它早已从一种大众使用的文具，转变为比较小众的收藏品了。
墨盒的出现是19世纪后半期技术发展的结果，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使用方便的瓶装墨汁，用砚磨墨已无必要，再加上人们外出的机会增多，迫切需要一款便携的储墨和蘸墨、舔笔文具，墨盒便应运而生。据说，清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阮元在清道光丙午年（1846年）与新科举人同赴鹿鸣筵宴时，就携带着一枚以皇帝赏赐的旗匾银制作的圆形墨盒。
由于省去了磨墨之苦，而且方便携带，墨盒迅速得到广泛应用。清末民初，从刚入学的小学生到久负盛名的学者，每个人的案头几乎都有一方墨盒。
墨盒是当时学生的必备文具，有教材专门教学生如何使用墨盒。1934年出版的《复兴说话范本》初小第三册中，一篇课文《灌墨盒儿》写道：“我的墨盒儿太干了，我把它灌一灌。我把墨盒儿掀开，我用小刀儿把绵子掀起来。我把墨汁儿灌到墨盒儿里去。”课文还配了两幅插图。
人们日常办公、写作也离不开墨盒。鲁迅在短篇小说《弟兄》中写道：“月生也就不再去抢着办了。沛君便十分安心似的沉静地走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呈文，一面伸手去揭开了绿锈斑斓的墨盒盖。”胡适在短篇小说《一个问题》中写道：“我有时做点文字卖给报馆，有时写到夜深才睡。她怕我身体过劳，每晚到了十二点钟，她把我的墨盒纸笔都收了去，吹灭了灯，不许我再写了。”
因为具有外观精美、价格适中、劝人向学等优点，墨盒还经常被当作奖品或者礼品。1929年的湖北全省秋季运动大会就特制大墨盒十方，作为优胜者的奖品；1947年出版的《普通新尺牍》介绍了如何书写各种信函，其中有《赠墨盒》一节，讲解了收到别人馈赠的墨盒后，应该如何写答谢函；当时的日记、新闻、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互赠墨盒的记录。
正因为应用面如此之广，商家也在墨盒的开发上动起了脑筋，墨盒的材质、形状等不断丰富。
材质上，墨盒一般为铜质，也有瓷质、银质甚至金质等。就铜质来说，又有白铜、黄铜、红铜之分。其中，以色泽典雅的红铜品质最佳、价格也最贵。高端的墨盒兼取白铜的坚硬和红铜的适墨，一得阁墨汁的创始人谢松岱曾说：“白铜面、红铜里，适用雅观，深合知圆行方、体用兼备之义。”市民百姓多选用价格低廉的黄铜墨盒，时盛麟在《民国故都剪影》中回忆：“白铜的我只在一户人家案头上见过，形制较大，外饰也漂亮……可能是价格较便宜，同学们用黄铜的最多，文具店货架上陈列的多半也是它。”
形状上，方形和圆形的墨盒最实用，也最常见。有商家为了美观和新奇，还制作了形状独特的墨盒：有蝉形的，双翅展开，取“一鸣惊人”之意；有葫芦形的，寓意“福禄双全”；有扇形的，整体呈三角状，边缘有圆润的弧状突起；有两个菱形相叠的，寓意“得胜”。此外还有心形、斧头形、八角形、椭圆形等，生活中的种种物件都可以抽象为墨盒的外形。
墨盒除了作为实用器外，还可加以雕琢，成为艺术品。铜墨盒的精美丝毫不输砚台。铜器雕刻称为刻铜，是一种古老的手工技艺，春秋时就已出现，清末，它又被匠人应用于铜墨盒上。墨盒刻铜早期名匠有陈寅生，他秀才出身，会写会画，作品广受追捧，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写道：“陈寅生……以手镌铜墨盒著名于同光。凡入都门购文玩者，莫不以有寅生所刻为重。”后来又出现了张樾丞、张寿丞等工艺大师，还有齐白石、张大千等艺术家，他们传承阴文刻、阳文刻、双钩浅刻等造型手法，将墨盒雕刻艺术推向高峰。
墨盒的表面可以镌刻文字，少则数个，多则上百，多为激励墨盒主人发奋向上的词句；可以雕刻图案，以中国传统的松鹤、山水、钟鼎、人物故事等为主。书画结合，涌现出很多精品。
作为书写工具变革时期的过渡性产物，墨盒的存续时间不过百年。虽然它现在已无文具属性，但由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也被不少收藏家关注，如今，在博物馆和艺术品市场中还时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