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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九流「师爷」

 若悟369 2024-09-02 发布于安徽

林则徐当过两广总督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

一、师爷流变——从诞生到终结

师爷源出周朝掌管帷幕等物的“幕人”。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就由幕人张幕设案,以幕为府,其参谋、文书等佐治人员统称幕僚。以后相沿成习,幕府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之代称,那些帮助军政大员办理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了幕宾、幕僚、幕友等称谓。

三教九流「师爷」

“幕宾”在清代达到鼎盛,被称为“师爷”。当时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所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熟悉的就是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一旦外放去当地方官,征粮收税、审人办案、上报拟稿、下发告示这些实际事务一样也做不来,非得有师爷们帮衬不可。

“师爷”并无官衔职称,与主家实属雇佣关系。故幕主尊之为“宾”、为“友”,“师爷”称主人为“东翁”“东家”。因师爷是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起草文稿,代拟奏疏;处理案卷,裁行批复;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的特殊人物,故府内衙役、仆从尊主官为“老爷”,其宾友为“师爷”。

“师爷”由官员私人聘请。他们从主官那里拿薪水,只对主官一个人负责。按照辅佐主官内容的不同,师爷又分作主管判案的“刑名师爷”,催收钱粮的“钱谷师爷”,书写信札文稿、代拆代行、承上启下的“书启师爷”。

“关书”请师爷

官员延聘师爷,须郑重其事,备好关书,亲自拜送。关书的书写程式是:用大红全柬,面写“关书”二字,内写“敦聘某字某姓老夫子,在某官任内,办理某事,月俸脩金若干,到馆起脩,谨订。教弟某(姓名)顿首拜”,另起一行书某年月日,不用印信,不加私章。外用红封套套入,签书“某老夫子惠存”。关书如同现代的聘书,但意义更为崇敬。

“师爷”名义上是“佐官以治”,实际上手中往往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他们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清代的师爷,很多来自浙江绍兴,他们大多功名不高或没有功名,但有“家传秘术”。所以,他们在清代师爷行里吃得开,几乎所有的基层政务都由他们包办。道台以上的官员所聘的师爷,大抵有较高的功名,由于包办的事务更重要,因而颇为威风。

左宗棠给骆秉章做师爷时,所有的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当年,一位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左师爷,就丢了总兵的乌纱帽。师爷的一支笔,往往可以陷人于狱,也可以解人罪过。李鸿章给曾国藩做师爷时,在上奏与太平军战况的奏折中,将“屡战屡北”改为“屡北屡战”,一字之差,精神气韵完全不同,使曾国藩转危为安。

不过,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师爷总是与心术不正、阴险狡猾、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等行径脱不了干系。在戏剧和小说中,师爷往往成了被奚落和嘲讽的对象。清朝晚期,朝廷大员张之洞奏请改革师爷制度,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可以说,张之洞是师爷群体的“终结者”。

二、无幕不成衙——以专长服务于官员

清代流行这样一句谚语:“无幕不成衙。”“幕”就是指师爷,“衙”就是衙门,这里是指地方衙门。意思是说,一个地方衙门如果没有师爷,也就不成其为衙门。按照清代从总督巡抚到州县大小几千个衙门,每个衙门有五个师爷计算,全国的师爷至少有数万人之多。

如此庞大的师爷队伍,加上他们事实上影响甚至左右着清朝各级衙门的运转,因此他们的地位与作用在当时就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乾隆时期,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哪三种人呢?幕宾、书吏、长随!这三种人邪正相错,到乾隆中叶,正派的师爷,十人中已经找不出四五人了。

师爷的勃兴,还催生了“幕道”“幕学”。《幕学举要》《入幕须知》《办案要略》《佐治药言》之类的幕学书,成为学幕者的必读书。学幕必须拜师,学成才能行幕。学习的内容,包括裁决民刑案件、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缮写公私函件、考核征收田赋等五方面的知识。相应地,师爷也分为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收五大类。品德修养方面的学习,包括尽心、尽言、不合则去等。据说,清代名幕汪辉祖学刑名一幕,就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带肚子师爷

带肚子师爷,就是借钱给幕主的师爷。十年寒窗苦读,又经过漫长的“候缺”才当上官。这笔花费,对一般家境的人来说本已难以承受。而上任时,又需要花不少钱答谢“关节”,给上司和同僚作见面礼。没钱的幕主只好向他聘的师爷借钱。于是,师爷成了债主,有了挟制官员的资本。幕主反而成为被追讨的人,从而陷入被动的境地。

师爷多通晓刑名律例、钱粮会计、文书案牍等专门知识,并以此服务于官府。他们不食国家俸禄,只接受东主的薪金,对东主负责,有时也代“代官出治”,查核胥吏。地方官事务繁杂,但以刑名、钱谷两项事务,直接关涉官员的政绩和前程。所以,“刑名、钱谷之事,实为官声、民命所关”,师爷对于东主,犹如“饥渴之于食饮,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

尽管清代多数师爷自我约束力较强,其中不乏为世人称道者,但清代拙劣的师爷也相当多。师爷之间不但呼朋引类,暗通信息,上下交结,甚至形成一种令主官都难以控制的社会势力。

《歧路灯》中说:“大凡世上莫不言官为主,幕为客。其实可套用李谪仙两句云:'夫师爷者,官长之逆旅;官长者,师爷之过客’。”逆旅即旅店,师爷成为了旅店的主人,官长反而成为旅店的客人,这就是清代衙门颇为盛行,而又屡禁不止的“官转幕不转”的独特“风景”。

三教九流「师爷」

三、刑名师爷——大席中的大席

刑名师爷的工作是草拟奏稿、拟定判词等事项。在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五类师爷中,以刑名、钱谷两种为重,有“刑名钱谷动系考成”之说。其中,刑名师爷是动关“生死”的角色,因而在所有的师爷中,是大席中的大席。

刑名师爷所管事务达80多项,其所办案件几乎包括了所有刑事案件及部分民事案件,还参与一定的治安、教化等方面的事务。具体说来,他们要参与司法审判的全过程,从批呈词、勘验详案,一直到定拟招解、审转复核。这就要求刑名师爷必须精通律例。

刑名师爷对一个案件能否进入司法程序,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负责针对原告呈递的诉讼状文,拟写决定受理与否的意见——批呈词,然后交主官定夺。一旦主官同意并将其誊录到正本上,批呈词遂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个称职的刑名师爷,要能准确判断案件的性质,是否需要立案,以及在哪个环节终结案件。

正式审理案件,包括审讯被告人,讯问被害人亲属、证人,必要的勘验、检查等活动。由于报词真假难辨,轻重难分,牵连多人,就要求刑名师爷明辨是非,理出轻重,将无干之人排除在外,保证案件审理不被讼师诱导,从而定期结案。这些事情,本都应由主官来做,主官一般不通律例,难以胜任。有的师爷干脆在大堂后面拉个幕帘,在幕后听主官问案,然后提出具体的意见。也就是说,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刑名师爷都参与甚至主导案件的审理。

审理完案件后,如果要判刑,州县官无权判决,要定拟招解上报。这种司法文书的呈拟工作通常也由刑名师爷来完成,其中又有详报、叙供等多种。详报是下级呈报给上级的有关案情以及需要上级批示的公文。叙供是判决的基础,既有被告的供述,也有证人的证言,以及据此拟定的法律适用。有经验的刑名师爷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如名幕王又槐提出叙供应该遵守的“六法”“九不可”等等,被学幕者奉为叙供要诀。

招解类似司法判决书,包括对犯罪事实的认定,适用刑罚的拟定等。审转复核,会产生驳案、上控等司法文书。驳案是上级衙门对上报的各种法律文书提出的质疑和不同意见,呈文衙署要据此予以答复。这方面最见刑名师爷的“功夫”,既不能不坚持呈报的意见,又不能不给上级衙门留脸面,同时还要为将来一旦翻案留下转还的余地,因此要求字字老到。州县刑名师爷能在指驳中现中肯,方称“老手”。如果是做上级衙门的刑名师爷,不但要能办案,还要有见识,必须高人一等,方堪此任。

四、钱谷师爷——州县官的财神

钱谷师爷所负责的具体事务,共约60项,虽没有刑幕多,但涵盖面也同样非常广泛,而且都涉及国计民生。具体而言,钱谷师爷承担的职责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田土纠纷等民事案件,包括讨还银钱债务、买卖产业、纳税验契等。

二是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事业,如水旱灾情、修理工程,解送钱粮、采买变卖、牙行客欠、鼓铸制钱,以及驿站马匹、差使等。

三是钱粮税收,这是钱谷师爷的“主业”,也是其能够和刑幕平起平坐的根本所在,就这方面的职责来说,他既是钱粮总管,又是会计师。据《未信编》等书记载,钱谷师爷最主要的业务有清钱粮、造交盘、发兑支、查钱谷余粮、查税契等项。

清钱粮,是掌握收支的关键环节。尽管每年州县都要奏销钱粮,但存留支放,加上临时支出,会经常有挪、借、透、欠等款项,如果条条有着落,项项有去留,就不会给上官、同僚以把柄,吏役也很难侵蚀。

在清钱粮中,纳税人是否按时纳税,是否全征,关系到州县官的升迁。因而,在相当多的地方,专设一个“征比师爷”的席位。有的地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钱谷师爷,也是为了保证税收这个重点。

征比,其主要依据是《赋役全书》,以及所在地的税收档案。如果到期没有完税,要对纳税户进行比责,即将拖欠赋税的人户传唤到官府进行杖责。如果到期躲避,师爷会建议官员签发拘票拘拿,并治以抗粮之罪,除责打之外,还要枷号示众。

有些州县官,会把纳税户不能完税归咎于吏胥。州县官通常认为,纳税户通常不欠,多数情况是吏胥侵蚀,当通过比责使其不敢为非作歹,但如此一来,吏胥又比责纳税户,容易引起民众集体反抗。汪辉祖就曾主张将核对征税账目交给幕友后,对吏役实行奖惩。

造交盘,是州县官离任交代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主要是核对账目,检查账目与实物是否相符,这方面的事务也比较繁杂。

发兑支,是对积欠未完户采取的办法。一般说来,多年没有收上来的积欠情况复杂,其中有吏役侵蚀,也有里甲及代纳大户侵蚀,还有的确属民欠。这时,钱粮师爷要对具体的情形作出判断,采取兑支的办法使吏役难逃责任,不能推诿。其他还有查钱谷余粮、查税契等项。

三教九流「师爷」

五、“荐幕”——师爷行里的潜规则

清朝后期,师爷队伍普遍劣幕化,甚至一个家族长期包揽一个地方上下各级衙门的幕友一职,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幕友网络。师爷编织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

例如,州县官自主权力太小,为了做一件事情,常常须上司批准才行。如此,上下级官员师爷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并造成“幕友”之风盛行。

有些是师爷荐幕,即上级衙门的师爷直接向下级推荐自己的亲友,进入下级衙门做幕,并讲定一年要交多少规例,遇事好彼此关照。

也有些是上司荐幕。因为上司左右州县官的升迁,如果拒绝接受上司推荐的师爷,就会出现“州县幕中,非其与类,一切详案,立意苛驳”的情况,州县官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个不满意,也得接受,而有的州县甚至主动向上官奏请荐幕,以图照应。上级师爷及上司向下级衙门及下属推荐师爷,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上下衙门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

乾隆年间,安徽颍州知府史鲁璠,把自己的族叔史纬义,推荐给太和知县郭世谊做师爷。郭世谊为了巴结上司,竟将自己的小妾割爱送给了史纬义。堂堂一个正印官为其师爷献妾总是不光彩的,一时间“性贿赂案”闹得沸沸扬扬。不久,郭世谊、史鲁璠被革职。

在当时,荐幕已是官场的潜规则,“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师爷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该州县不问其人例案精熟与否,情愿厚出束脩,延请入幕,只因上下通气,申文免驳诘”,怎么禁得住?

上司荐幕的情况从私人著述中也可见一斑。据载,道光年间,有位知县刚上任,去拜见首府。首府问他师爷是否已请,知县回答刑名、钱谷两席已定。首府不大高兴,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荐也。”知县解释说自己初任事,须赖师爷以襄事,今天大老爷要推荐朋友,是人情难却,但人情只能施之一小席,不可行之刑名、钱谷两大席。后来首府推荐了一个小席,知县收下了。据说,当时向这位知县推荐师爷的人非常多。稍微出色的,他就将荐条都贴到签押房壁上,次一等的,就贴到内账房壁上。

后来,“幕风”更是江河日下。咸丰年间,旗员出身的陕甘总督乐斌,对公事全不知晓,把奏折文案全部委托给师爷彭沛霖。彭沛霖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若鹜。更奇的是,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及同知章桂文,都与彭沛霖结为兄弟,俨然一家人。

后来还出现了不干活只拿钱的师爷,被称为“坐幕”。有些官员对上司推荐的师爷,不好回绝,一般是不用其人,只给予优厚的薪金,说白了就是为上级官员养闲人。

三教九流「师爷」

六、前途何在——师爷的收入与出路

据说,在清代,绍兴人从事幕业的“不啻万家”。由于出外游幕的太多,以至于“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绍兴人对师爷这个职业趋之若鹜,是否因为师爷薪水高、出路好呢?

事实上,师爷的薪水,因所从事的事务不同、主官的级别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幕主对师爷中的重要角色不惜重金。对刑钱师爷尤其不能吝啬,如果“惜小费”,不但师爷不能久安于席,且有别项染指,闹出事来,后果就严重了。

在清代的所有师爷中,以刑名、钱谷师爷的报酬最高,从几百两到几千两不等。另外,有些师爷还能得到下属衙门的“年节敬”,少则几两、几十两,多则成百上千两。很多师爷还有贿金等非法收入,清代的“官一幕二衙门三”,说的就是官员、师爷、书吏的分赃比例。

对绝大多数师爷来说,从事这一职业都只是谋生的手段,很少有人能混出名堂来。尽管清代许多大臣都有过做师爷的经历,但他们并不以做师爷为职业,仅将其作为走向长远仕途的短暂旅程罢了,而那些以做师爷为职业的,常是不得已而为之,多数师爷并不富裕。

那么,庞大的师爷群体,出路何在?师爷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人群,如刑名师爷,实际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钱谷师爷,实际上是兼有财政、会计、统计等专才。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不熟悉这些专业知识,师爷则帮助他们避免或减少施政中的不当行为。

邬先生安否

相传田文镜做河南巡抚时,其师爷邬先生最擅长写奏稿,每天的报酬是白银一锭。每天早晨,当邬先生看到几案上白花花的银子时,就欣然命笔。否则,一个字都不写。凡是经他改定的题奏本章,雍正皇帝都极为满意。后来因为一件小事,邬先生拂袖而去。田文镜再上书言事,谴责呵斥立至。田文镜只好又用重金将邬先生请回来。雍正皇帝在田文境所上的请安折上批道:“朕安,邬先生安否?”

师爷是清代衙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朝廷从制度层面给师爷提供了一定的出路。师爷中优秀的,经督抚上报吏部,可以授以官职,但不具有普遍性。清末督抚衙门有劳绩的师爷,多因其他事列入荐章,而绝大多数师爷,“则布衣终老而已”。

更多师爷仍以参加科考,求取“功名”为出路。如绍兴人范家相早年做师爷,母亲责备他“泯泯无闻”,他为此发奋读书,考中进士。著名学者戴震、名吏林则徐等都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说,做幕之后重走科举路的比较普遍。

到了清末,由师爷而当官的人多了起来,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人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而在曾国藩、张之洞这两个近代最大幕府中做幕的人中,后来做官的更是举不胜举。清后期的师爷,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向官的身份转变,与幕主形成了上下级的官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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