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颜家雄 上一个甲辰年，我出生在江汉平原的曹市公社太平桥大队，巧的是，离我现在的工作地咫尺之遥分别有个曹市弄和太平桥公园！走村入沪，千里半生，有缘无故，我其实没离开“曹市”，没离开“太平桥”。既然如此，那就来说说我们的太平桥学校。 “人民公社化”时期，“村” 的概念一度消失，公社以下有片、大队、小队三级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乡、村、组。我们太平桥大队的学校就建在三小队和四小队之间的一块空地上。主体建筑是两排砖瓦平房，灰褐色，西排是低年级教室，南端有几间辟作教师临时休住室；东排是高年级教室，北端另砌一间厕所。坐北朝南的淡红色瓦房稍高，进深大，是大队部，辟出一块给老师们办公用，走廊一角吊着预告上下课的响铃。学校没有围墙，没有校门，中空区域是简易操场兼篮球场，一侧有水泥制板乒乓球台。 校长谭老师是学校里唯一的公办教师，中师毕业，家住街上，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其他老师来自各生产队，亦教亦农。另有四位年轻女老师，是城里下放知青。 我在太平桥学校读完五年小学和两年初中。1997年学校曾“平改楼”，后来“转型”成民办幼儿园，再后来学校名实俱失，和大多数村办学校一样。 “崇尚英雄”的印记 “取个什么学名呢？”父亲送我上学第一天，老师问。桃老师、清老师是我们五小队人，家族辈分比我父亲高，建议给我取名“颜家雄”，“家”是辈分，“雄”是崇尚英雄的年代符号，一番“现场办公”，学名敲定，此前，家人和乡邻只叫我小名。 我入学正在“批林批孔”时期，不久“学黄帅，反潮流”，写“大字报”，再后来就是“开门办学”——有两个学期没教材，没事就放半个月“农忙假”，由老师带队去生产队掐棉花顶心，或“哈”秧田，或去窑厂搬砖。教材来了，老师们要用板车或自行车去15里外的曹市把书运回来。 为落实“讲英雄故事，学英烈事迹”，大队和学校挖掘资源，在学校西北侧修建“颜泽友烈士纪念墓碑”，碑文借用毛主席给刘胡兰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田老师用比例尺把主席的字放大，再拓印、漆红。颜泽友是本地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先辈，学校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常请其亲属给我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文以载道，文以宣道。我们从小学语文课本里知道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及其事迹：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和草原英雄小姐妹自不待言，还有几个很令当今年轻人陌生的名字：珍宝岛战斗英雄陈绍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知青英雄金训华，舍身救火的向秀丽，舍己救人的小英雄戴碧蓉。印象较深的语文课文还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泥塑收租院》，《半夜鸡叫》，《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诗），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及诗词《和郭沫若同志》《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等。 三绝：绝版，绝游，绝唱 “政治挂帅”的同时，老师们教书也很尽心力。肖庆和老师教我们拼音，背诵，默写，声韵相拼，四声辨读，抓得很扎实。读大学时，两次考《现代汉语语音》我都名列班级前三，得益于肖老师给我们练了“童子功”。学完拼音，我们读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是从读高中的大玩伴那儿打听来的，跟读“龙丽五千面貌”，觉得外国人说话怪怪的。 老师们用方言土语上课，我们会借助拼音念“北京音”，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学过“二简字”，被废止后还习用了较长时间。我们最早学唱的歌是《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不见于教材的“二十四节气歌”是胡贞荣老师教我们背熟的，他做过农技员，曾公派去海南岛学习水稻育苗，有时会给我们讲点海岛见闻。 “一穷二白”是那时的国情，“艰苦朴素”“自力更生”是写进教材的价值观。我的书包是家父“拉练”时用过的军黄包，铅笔本写过后有时拿橡皮擦了再用，放学后或提竹篮拿小铲去田埂挖猪菜，或带瓶子到田边抓“土蛤蟆”喂鸭。每学期学费是两块五角，卖猪卖蛋是换取学费和文具的主渠道，有时不能按时交学费，要拉家长到大队部“办学习班”，家母就被拉过。那时多数家长是不让女孩读书的，尽管学费只要五角钱，学校还办过一期“女子速成班”，泽炎老师参与教她们，很投入，下课后他常和速成班的女生打毽子。 七上二去五进一，九退一还一，二一添作五，清老师教我们珠算课，我跟着他把666加减和“凤凰展翅”玩得很熟，至今还会简单乘除。时下，各种计算器、AI早将这代表“慢时代”的快节奏手工活“非遗化”，一如耙、耖、罩、罾和风箱（方音“樯”，北方话叫“谷风车”）之进“农渔博物馆”。四年级时清老师还教过我们语文，他喜欢剪报，有时会给我们读报纸。有一年的“元旦献词”特别好，记得开头是“乘长风越关山万里，逐银波走江河千条。”“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是报纸常用语，我们就依样画葫芦学写作。 学校开办初中仅三年（1977年——1979年），我们赶上了两年制初中最后一届，堪称“绝版”。 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学校，以个人体验、观察来看，“原生态”的乡村教育多有可圈点之处，虽条件简陋，但“五脏俱全”。每天随着高音喇叭的乐曲响起，一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后，我们便列队操场开始做广播体操。每年庆“六一”，“纳新”仪式之外，一般会安排一场四、五年级同学之间的篮球赛或乒乓球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校园里一片和乐热闹。以纪念716、响应毛主席“到大江大河去锻炼”的号召为名，学校还组织过一次校外游泳活动，场地是夹在一队与二队之间的那段河道，部分四五年级同学参加，老师们护游、跟游，我那时小，只能在岸上走观。现在那条河已被填平，那场野泳活动就成了“绝游”。 体育课一般是男老师兼职上，有时练操、打球，有时会去操场边投“手榴弹”。唱歌课主要由女老师承担，一节课一首歌，教唱跟唱，全班齐唱，无乐器伴奏。温习的方式是响铃后、老师进教室前文艺委员发歌齐唱。毕业离开太平桥学校后，这个“课前三分钟”的画面就成了“绝唱”。学校里林老师、田老师、苏贞智老师、肖元木老师都擅长书法，大队的宣传标语均出自他们之手，上面没要求学校开书法课，我们有条件却没能接受必要的书法训练，遗憾。昌华老师人物速写很好，大队在学校操场开大会，他有时静坐一角，一边听会，一边择人画像，没能受业于他，好遗憾。 那时，只要天气、路况可以，我们常推“咕噜滚子”去学校，下课放纸飞机，踢“房子”、打毽子，打陀螺，跳绳，吃子（把破碗底锤成五粒小块，磨平，单手抓放），高级一点的是下象棋、军棋。学校东北角是一片竹林，有一年秋冬之交，老师们带着高年级同学在竹林北侧开挖小鱼池，没能参与拿铁锹干活，到现在我也觉得少了一份师生同乐的体验。 大环境下，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严格的——读低年级，我们被要求背着手听课。学生犯错了，要写检讨，开头语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成绩不合格，要留级。违反校纪校规要接受处分，大会宣布，全校张榜，我有同学被“留校察看”过。“学校不是菜园子门，不能想进就进。”我常听老师们这样训诫。斗转星移，这样的“生态”及环境都变化了。 学校有专门的贫下中农管校代表，参与管理，不上课。校长谭老师教我们政治课，是我们最初的“传道”者。他给我们宣讲“十大”和四届人大精神， 讲“评法批儒”，讲时势造英雄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毛主席逝世后他给我们读《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声音哽咽，眼眶湿润。学校和大队部连在一起，有时我们会在操场参加或观摩一些大型活动，如“四类分子”批斗会，“写反标”人员公判会，918毛主席逝世追悼会。（全国同步，我听不懂高音喇叭里王洪文的上海话，静穆中跟着大人们学“三鞠躬”。） 我曾被老师安排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定期去片里汇演。好多有年代感、现在鲜少传唱的歌我还能哼，如《火车向着韶山跑》，还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学习大寨要大干。”去年到云南旅游，参观佤族村寨时，我竟然哼出了近50年没唱的《阿佤人民唱新歌》。大队也有“文艺宣传队”，社员们以表演唱、湖北大鼓、三句半等形式宣传好人好事，如“生产队长颜昌礼…下面听我来表一表呀哎嗨哟…”。我们和社员们一起排练，负责人是何明汉老师。 高我两届的李伟，是学校的大队委员，是自学《毛选》的标兵，常写“读后感”，常作学生代表发言，放学后他带着一群学生走村喊口号，“防火防特，人人有责……穷灶门，富水缸。”让人印象深刻。他班熊昆仑多次登台讲“评书”，小木块往桌上一敲，似成模样，大概是听收音机自学来的，那时没见谁家有电视机。他班颜昌连是学校第一个考取县一中的。 我读初中时，仍要自备桌椅去学校，重要考试得搬桌椅到操场旁树荫下进行，一人一位。林老师、永伦老师、李新哲老师、李传清老师为我们的中考备考付出很多，那时的试卷要老师们刻钢板、推油印，那时农村不通电，居家点煤油灯，偶尔上夜课，教室里就点汽灯，亮到刺眼。 汽灯，电灯，瓦砾，杂草，农田。 “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鲁迅道别百草园的话契合我心，且以此文与消逝了的太平桥学校道别。 【作者简介】颜家雄，男，湖北洪湖人，先后在湖北、上海任教中学语文。有文字见诸《中国青年报》、《语文报》、《中学生导报》等多家报刊和网络平台，曾获评民进上海市委组织的征文比赛一等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