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我留下的足迹：一串的主人是教师，一串的主人是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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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记忆》不只是历史记载的风霜雪雨

监狱人民警察桌案上的闲情雅致

  她是每一位与监狱有关的事与人的前世今生

陈剑，1979年12月在青海省第十七劳改支队参加工作，先后担任支队子弟学校的小学、中学教师，并成长为高级教师、青海浩门中学（门源监狱子弟学校）副校长，门源监狱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2018年，借调至青海省监狱管理局局办公室从事《青海监狱志》编纂工作。

1956年，父亲来到青海，在吐欲浑和羌人游牧过的浩门河岸、苏吉滩草原扎下帐篷，于是若干年后，我和我的兄弟伙伴们也就成了浩门农场（现为青海省门源监狱）不请自来的第二代，从出生落地那天起，就生活在高墙大院的外面，聆听着遥远世界吹来的风雨，辨识着日月交替的春秋更迭，感受亲人和邻里命运天空中的阴晴圆缺。

少年的时光是短暂的，似乎还没有来得及留意朝晖タ阴，没有来得及咏叹春花秋月，16岁的白驹从青春岁月的门隙间无声地闪过——我从农场子弟学校高中毕业了。我参加了刚恢复第三年 的高考。那年青海省的高考和现在有所不同: 大学和中专是分别招考，考生要么报考大学，要么报考中专，不能兼报兼考，当然报名时也就决定了考生的机会和去向。凭着自己的平时成绩，我没有报考中专，而是选择考大学。考试结束几天后，我就揣着母亲给的40元钱，到位于20公里外的门源县城由农场承建的建筑工地去打小工。每天的工钱是2元，任务是给 新砖瓦浇水、给大工忙人们端饭递茶。干到21天时，工地的负责人说要送我回家，我考上大学了，要赶快回去填 表。高考的结果让很多人意外：我们班那么好的成绩，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但与上一届相比这已经是不俗的表现了。当年考第一 名的比我多20分，现在已是医学博士，专家级教授;考第三名的只比我少一分，在录取之前就舍弃内陆的一切，随父母移居香港了。我这第二名因为填报志愿的疏漏而滑档，没能录取。那时候，对这样一个结果，家人和我并没觉得多么遗憾一一反正马上就可以工作，还可以再考。

告别了中学时代，即将开始全新的人生之旅一一去青年队劳动锻炼。浩门农场的青年队位于岗什卡雪山脚下的十三大队，距家10多公里。母亲为我备办了必需的行李用具，临行之前，又带我去场部商店买了一块海鸥牌手表，对此，我心里忐忑多于快活：这仅次于＂上海”和“东风＂的名牌货要100多元钱，超过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啊！刚跨进17岁的门槛，严格说还连个“成年人”都还算不上，这天物一样的东西不是我这种年龄身份应该拥有的。隆冬季节，青年队的生活是枯索无聊的，只好天天学习《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因为这是在几个月前国家刚颁布的，是头等大事，一进门就学了半个月，一帮傻孩子不知道都记住了什么。然后就是去农田里拣石头、垒土块、烧灰，天寒地冻、浑身是土。干了不到一个月，还没来得及分辨其中的苦乐，我在青年队的生活结束了，没有一点先兆。

一个中午，我母校——农场中学教务处的庄主任来到青年队，我和这位黄埔军人出身的前辈对答了三句话，就基本定型了我职业生涯。他敲开我们宿舍的门时，那一向的威严气质让我瞬时紧张，我傻气地说了第一句：庄主任，你来了？他细细打量着低矮昏暗的屋子，没有任何表示，我又问：你要找谁？他慢言慢语：我就找你，我语塞发楞。他又说：我来接你回去，收拾好行李跟我走！我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脱口问：我爸我妈知道吗？他一向严肃板正的脸上露出笑：傻丫头呀，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会来吗？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交接，但把行李都带走，我已经知道不会再回来了，至于去干什么、为什么是学校的主任来接我，我没想也没敢问。回到家才知道：我已经被分配到学校当老师了。父母在对我的“岗前培训”中讲出了他们的担忧：你在家里那么蛮，经常和弟弟打架，以后当老师了，万一把学生打坏了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打学生啊！他们的千叮万嘱我大都忘了，可这句话忧思深重，我执教30多年一直谨记，从未和学生＂比武过招”。就这样，迷迷糊糊之间，我成了老师，正象那首歌里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教师的生活宁静单纯，真感觉光阴如水，当忽然有一天许多年的小顽童们牵着自己的儿女来上学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往昔的幼苗已经玉树临风。在讲台上一站恍惚之间就已过了整整20年，当我连续送走了10届高三毕业生的时候，也是毫无征兆地，我又变成了另一个你﹣一我从小看惯、接触最多的、为监狱事业忙碌毕生的父辈和同龄。调任新岗，我没有多少兴奋，也没有抱怨推辞，只有新鲜：同样的饭吃了20年，换个口味也好吧？

我的新角色是监狱办公室副主任。新任不久，还没来得及找到新岗位的真实感觉，一次突发事件让我从周围众多穿警服的同事那里感知到与以往20年教师经历的巨大反差，也从中领悟到另一种未曾体验过的艰辛。正月初四，人们卸掉过去一年形形色色的重负，正沉浸在新春的喜庆中，刚吃了晚饭，外面响起警报声：有罪犯脱逃了！除了我们几个女警和值班领导，监狱上下几乎全部即时出动。领导让我暂时回家待命，睡到凌晨2点，我被电话铃声惊醒，草草穿衣冲进办公室，才发现300多米的路赶来，在零下20多度严冬的深夜里，我竟然满头大汗。办公楼里灯亮人聚，赶印罪犯照片、协捕文告、门源县地形图等，然后分发、送达，完毕看表，已近5点。我可以回家睡觉，家里很温暖，我没有丝毫辛苦可言，真的。但是，那些日子里，我的兄弟们、战友们却要不分昼夜轮班跋涉、攀爬在冰天雪地的山川河谷，不能放过一块岩石，不能疏忽一片草丛；干粮在怀里冻结成硬块，开水在渴饮时咀嚼出冰渣。换班回来补充食物、稍事喘息的人，全部都面色青灰，瑟缩着肢体，沉默木讷。经过6个日夜，抓捕任务完成。同事归还了出发时向我借的皮大衣和棉帽，旁边细心的人说，这好象不是借出去原物，因为它们明显的旧了、脏了，我只一笑：那衣帽的“新”价值已经在它应该发挥的时候奉献过了，“ 旧”得其所，“脏”有所值。酷寒时节的六个24小时，就是这些普通的人用忠诚和执着论证了一个严肃的命题一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虽然抓捕及时，没有造成太大的后果，但脱逃事故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所有的民警思考警醒。事后，我曾随党委秘书去监区向脱逃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宣布监狱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我们去监区的时候，正值农场春播之前，这个季节仍然是滴水成冰，农场几乎天天刮大风，一路上黄沙蔽日。到达时，他正在大田里带工，进行播种前的播肥耙地作业。当他赶回来站在我们面前时，只见全身从头到鞋颜色是惊人的统一：整个被厚厚的土包裏得严严实实，似乎他身上所有的缝隙都让土填平了，如果在没人的路上与他相遇，估计都不敢多看。当时，我受到极大震动，心里充满矛盾，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口完成此行的任务，好在我知道自己不是主角，只是陪同。他这么辛苦地工作，大风和拖拉机卷起的尘土几乎把自己裹成了活着的“兵马俑”，原本是应该迎接嘘寒问暖、感受奖励赞扬的，但还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时的疏忽大意，使那么多相关的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受到干扰，给监狱带来多方面巨大的损失，我怎么也不情愿这两组镜头的主角是同一个人。我整理自己的心绪，想起了鲁迅先生早已有过的心情﹣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处分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在，我还会常常想起这件事，同时心语：作为民警，责任是忠诚的根本，吃苦却未必是敬业的全部啊！

我不知道别人会认可我是教师还是警察，但我自己很想说，我既是教师也是警察。也许是天意成全，终于有一天这两个形象、两种职责合而为一，2001-2003年，我有幸受命担任全省司法系统警衔晋升培训班的教员，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项全新、艰巨的任务。我深知成人教育，特别是这种短训班的不易，加上自己在监狱理论等方面的欠缺，所以我没有去设想象在中小学教书育人那样的精彩，但也不满足于照本宣科的平淡琐碎。尽管如此，在培训班授课时也还是不时地遇到不能不重视、不解答的质疑。有学员说：教材和老师说的是很美好，但却和现实对不上号，你认为学那些东西有必要、有用处吗？我用自己的切身感受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人不论美丑善恶，都因为有各种希望和期待才活着、才有活着的意义和乐趣，如果没有了理想和憧憬，人生便永远坠入黑暗，国家和民族也是一样。教材的理论和观点代表着国家和大众对人民警察的要求，它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理想，心智健全的人都会因为它的美好而心生向往，国家也因此才拥有生机和活力。难道就因为我们有人做不到，社会就会因此放弃理想，大众就会接受非正义的现象？我们不但要服从于社会理想，而且应该是诸多社会理想的承载和印鉴。我要求自己：让学员们从我的讲台上，看到的是警官的严谨、教师的坦诚，得到一点启发、引出些许思考，重温社会对监狱人民警察的期望。我可以对自己说：我是认真的。

在40年漫长而又短暂的行程中，双重身份让我留下的足迹是两串脚印：一串的主人是教师，一串的主人是民警。有时候它们是平行的，时隐时显、此深彼浅，有时候它们又重叠着，走成一条直线。站在三尺讲台，脚下是一片春天的沃土，田野上嫩绿的希望在生长，我曾浇水施肥、扶枝剪叶，和孩子们一起栉风沐雨，健康成长；身着严整的警装，头顶是一方深邃睛朗的蓝天，白云下银色的警徽熠熠闪光，我愿阳光驱散邪恶、甘霖荡去污浊，与战友们并肩拯救心灵、建设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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