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制1.门阀制度的形成门阀制度的特点是按照门户等级区别士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处的不同地位。门阀贵族在各方面享有特权。汉代虽然已有士人和庶民的区分，但不象后来那样以门户来区别政治地位。士族在政治上或选举上特权的获得是门阀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标志在东汉时期已见端倪。
西汉后期豪强地主已有相当的发展。刘秀创建的东汉王朝，是在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地主、官僚集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刘秀本人是豪强地主，他的亲信、大臣也大都出身于州郡著姓、地方长吏。刘秀的姐夫邓晨，"世吏二千石"，"家自富足"；妹婿李通，"世以货殖著姓"，与其父皆仕于王莽；母舅樊宏，也是南阳著名的豪强地主，拥有众多的依附农民和奴隶。 东汉王朝建立以后，追随刘秀的豪强地主都封侯食邑，成了新的贵族。这些人地位尊崇，生活待遇优越，他们联结地主、富商，形成强大的豪强地主阶层。在东汉王朝的保护下，豪强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享有种种特权。 政治上，豪强地主通过把持"察举"和"征辟"，获得从政的特权，东汉后期，"以族(门第）举德，以位(权位）命贤"，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所以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豪强地主世代充任封建政府的各级官吏，牢牢地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他们拥有比西汉豪强地主更雄厚的经济力量，控制大量的土地、奴婢和依附农民，占有巨额社会财富。他们多采用庄园经济的形式剥削压迫农民，佃农受到超经济剥削，实际上是农奴，豪强地主往往以宗族关系掩盖这种阶级剥削关系；庄园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文化上，东汉重文吏，兴太学，士大夫通过累世专攻一经入仕，子弟大多做官，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累世的公卿名门望族。如东汉弘农杨氏，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他们熟悉儒家经典，是宣传封建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并以此维护其政治、经济特权。 至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战胜对手，无不尽力笼络拥有部曲、佃客的世家大族。如曹操拉拢许褚、李典、田畴、任峻、吕虔，孙权拉拢鲁肃、甘宁和吴中四姓，刘备拉庞麋竺、霍峻等，在这些世家大族的归附和支持下，魏、蜀、吴政权才得以巩固发展，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曹操依靠世家大族的力量统一北方后，对那些不亲附自己的士人进行了打击，先后杀掉了狂妄的名士孔融和以家世文才自傲的杨修，以及浮华惑众的魏讽和他的几十名党羽，推行"唯才是举"，以扩大统治基础，树立专制统治。 曹操死后，曹丕代汉称帝，以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官吏的制度，废弃打击世家大族的政策。自魏明帝以后，世族把持选举，相沿成风，积弊日深。 到司马氏当国时，就几乎专以家世论品了。掌握察考士人权柄的中正官位为世家大族垄断。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大族享有高官厚禄的捷径。中正依倚权贵，高下任情，按才德品人的规定已成空话。刘毅上书晋武帝论九品中正之弊时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已完全演变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了。 司马氏代魏称帝，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有力支持。西晋王朝建立后，对世家大族的利益倍加保护。当时的世家大族如琅玡王氏、颖川荀氏、太原王氏、泰山羊祜、河内山涛等，或以国之耆老，特蒙优礼；或以参与魏、晋递嬗密谋，任掌机要；或以连姻皇室，为晋室爪牙虎臣。他们的子弟通过中正品第入仕，获得高品显官，成为世代相承的贵胄。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从他们的家世源流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 西晋王朝除了在政治上通过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保障世家大族从政的特权外，还运用占田制和荫族制保证他们在经济上的门阀世袭权利。西晋占田制规定：各级官员按照他们官品的高低，合法占有多寡不等的土地，一品官占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连最低级的九品官也占有10顷土地。当时能够做到高品官的只有士族，而通过九品中正制，士族官位实际上具有世袭性，因而也就保证了他们广占土地的世袭性。 西晋的户调式还明确规定了各级贵族官僚、宗室、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的荫族权利，多者九族，少者三世，享受免役免税的特权。士人子孙即使不做官，也同样可以获得荫族权，只要祖先被认为是士人，子孙自然也是士人，这一规定在以前是缺乏保证的。 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明确士人和非士人的区别。挚虞撰《族姓昭穆》10卷，专门记叙士族官僚的家谱，作为中正官评定士人品级的依据。《晋书.苻坚载记》(上）称"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同书《慕容宝载记》称慕容宝"定士族旧籍"，所称旧籍应指魏晋士籍。由此可见魏晋时已出现了确立"士名"的士籍，使"士"的身分有籍可查。南朝人认为士庶分隔始于魏晋，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道理的。
2.门阀制度的盛衰公元317年，东晋建立。晋元帝司马睿在洛阳时就与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琅玡大族王导关系密切，渡江南来后，司马睿用王导为谋主，王导建议他从北方南来的士族中网罗人才，同时拉拢江南士族。司马睿以勃海刁协、颖川庾亮等百余人为掾属，称为"百六掾"，南下的北方大族垄断了政权、顾荣、纪瞻等江南大族也投靠了司马睿。东晋王朝是在北方南方的"侨姓士族"和南方原有的"吴姓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代表士族门阀大地主的利益。 司马睿称帝后，以王导为丞相，以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军政大权全部由琅玡王氏掌握，甚至在登基时让王导同坐龙床，接受百官朝拜，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反映出东晋政治的主要支撑力量是侨姓士族。东晋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吏，几乎全部由"侨姓"或"吴姓"士族充任。士族门阀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种种特权，当时是"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在东晋时期形成了琅玡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几家北方士族轮流执政的局面，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门阀士族自魏晋时期形成以后，到东晋时达到极盛。南朝时期，虽然是寒门地主做皇帝，但门阀士族的特权仍得到承认。 南朝时期，士族一方面力图凭借父祖余荫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尽可能地保存家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婚姻和仕宦两途，把自己和庶族地主严格区别开来，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士族同庶族寒门保持着严格的界限，不同庶族通婚共坐，婚姻关系严格限制在士族内部，以排除庶族混入士族的可能性。士族如果不严格遵守这种限制，就会被士族阶层看作婚姻失类，而受到排抑和讥斥。齐代士族王源把女儿嫁给寒门满璋之的儿子，御史中丞沈约上书弹劾，说"王满连姻，实骇物听"，请求将王源免官禁锢。庶族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如不自量去见士族，也不为士族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舅的孙子路琼之，和士族王僧达是邻居，路琼之去拜望王僧达，他还没有出门，王僧达就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弄得路琼之极为尴尬。 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有很多位至三公，大权在握。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吸引了少数世家大族与他们结亲，如琅玡脁王锡以女妻沈庆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谢脁妻王敬则女等。这种士族向寒族权贵攀亲以保全自己的情形虽然还不普遍，但反映了士庶间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已发生紊乱。沈约在弹劾王源时，就说宋代以来"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论厮庶"。 南朝的世家大族，承两晋以来的趋势，继续坐取公卿，盘据高官重位。宋、齐、梁政府规定，高门士族的子弟20岁登仕，庶族地主子弟30岁才能试做小吏。高门士族子弟不仅升迁极快，而且独占清流美职，只愿担任那些品秩既高，又能无所用心的职位。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学盛行，遂成为专门的学问。东晋南朝时，平阳贾弼之祖孙三代都是谱学名家。贾弼之撰《十八州士族谱》，共700多卷。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都撰有《百家谱》。谱学是吏部选官的重要依据，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不能在吏部做官。 江南士族衰落原因很多，主要有士族本身的腐朽，寒人实际掌握政权，以及通过孙恩卢循起义、侯景之乱、陈朝灭亡所遭到的打击等等。 世家大族经济上有田园别墅供其剥削享受，政治上有父祖的资荫作凭藉，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此都只醉心于保持家门富贵，既不屑留心吏治，又大都鄙薄武事，甚至"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奋励的志气逐渐消失殆尽，精神腐朽，习于逸乐，沉湎酒色，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侯景之乱时，他们"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此后，士族更为衰落，沦为社会的废物。
在南朝士族衰落的过程中，庶族地主的权势日益上升，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登上政治舞台，由于南朝士族卑薄武事，不能胜任武职，建立军功就成了庶族地主重要的进身之阶。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这些开国皇帝，都是通过建立军功、控制军权而迁升的庶族地主。南朝的将帅功臣，亦多出自庶族。 宋代将帅到彦之，以担粪自给，后因军功累官至护军将军；沈庆之躬耕垄亩，目不识丁，后以军功官至太尉；沈攸之少孤贫，后以军功官至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齐世将帅王敬则，母为女巫，本人是屠狗商贩，其后官至大司马；陈伯之曾为盗贼，后官至安东将军、江州刺史，等等。由此看来，南朝自刘宋以降，出身庶族寒门的将士军人，已能因缘际会，致位通显，担任一二品高官了。南朝士族不掌兵权，他们的地位也就得不到东晋士族那样的武力保护，事实上不得不听命于掌权的庶族地主。 士族盘据高官重位，又不屑于勤劳政务，南朝皇帝在世家大族力量尚很雄厚的情况下，只好一方面优容世家大族独占清流美职，一方面引用寒人典掌机要，处理政事。南朝时实际政权和军权的行使，集中到中书通事舍人手中。南朝中书舍人为八品小官，掌起草诏令，参与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极为显赫，成为实际的宰相。在宋孝武帝死后，前废帝刘子业尚未亲政之际，商贩出身的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总揽实权，"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所以民间称戴法兴做"真天子"，称新即位的小皇帝为"赝天子"。梁代寒人朱异由中书通事舍人累官至中领军将军，但他始终兼任中书舍人，居权要30余年，凡"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威震内外，权势最盛。 南朝时，寒人担任的另一要职是典签。南朝君主鉴于东晋政权因门阀势盛而威权下移，因此多以宗室诸王出任州镇军政长官刺史。出任方镇的诸王势力强大以后，往往威胁中央，南朝骨肉相残的事，史不绝书。因此，南朝皇帝以寒人为典签来控制方镇诸王的权力，典签也称签帅，代替诸王批阅公事，甚至照管诸王的饮食起居。典签职位虽低，实权极重，州镇要事包括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都必须得到典签的签名才能实行。有些典签一年几次回京向皇帝汇报州镇官员的情况，供皇帝进退黜陟官吏作参考。因此，诸王刺史无不畏惧典签，刻意巴结，恭敬备至。于是，逐渐形成了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的情形。 士族从表面上的极盛走向衰亡的迹象，从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中已经可以大略看出。孙恩、卢循起义由会稽而波及东南八郡等地，这里是南北大族田园别墅的麇集之地。起义农民冲击了士族地主的田庄，杀掉了许多同他们对抗的士族成员，田庄中的依附者和奴婢投身于起义队伍，使士族地主的剥削无法进行，穿金戴银，却闭门饥饿而死。起义军杀死了镇压义军的北府兵统帅谢琰，从此作为建康政权支柱的北府兵便为寒人所掌握，士族的军事权完全被剥夺，实际上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把权力让给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地主。士族从此走向没落。 梁代的侯景之乱和继之而来的江陵破灭给予士族以沉重的打击。公元549年，侯景攻陷建康，对"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体羸气弱的士族大量死于战乱之中，北齐颜之推说，两晋之际南下的百家士族在建康者，经过侯景之乱已"覆灭略尽"。在侯景覆灭之后的第三年(555年），梁元帝萧绎的侄子萧詧勾结西魏攻陷江陵，杀了萧绎。许多士族被西魏虏往关中，罚作奴婢，耕田养马。不到40年隋灭陈，江南士人全部迁往关中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垒垒不绝"。至此，士族在江南的势力就完全消灭了。 北朝的门阀制度，通过北魏孝文帝颁布区别姓族的标准与鲜卑贵族的门阀化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北方郡姓经过北朝后期和隋代，逐渐走向衰落，隋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决定了它的衰落命运。到唐玄宗统治时，科举已几乎成为唯一的入仕途径，门阀制度就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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