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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淡巴菰 中元节又至。 就算生活在都市，或客居海外，我从未忘记这个很中国的节令。多少年了，在七月过半的这一夜，仰头望着天上那轮月，像冷眼瞪视着我。听到远在家乡的弟弟说，去墓地祭扫了，先是给我们的奶奶、爷爷，然后，是我们走时只有六十六岁的父亲。 异乡的月亮和家乡的一样，圆而白，无声地提醒我别忘了那音容模糊的亲人们。可它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啊，无法帮我为他们寻到几枚纸钱。开车经过洋人的墓园，金色的银色的墓碑似规矩的名片，向路过的人谦恭地报上姓名。望着那些亡者的空壳，我总不由得心中怅然，故乡亲人的坟前，草青了又枯，我这贪心的人呐，只顾远游久未踏足。 不止一次，我梦到他们，几乎全都在清明、中元或寒衣节前一天。他们又何曾离开过我？不管我在何处落脚，孤身一人，碰壁或无助时，站在浴缸里闭眼冲澡，或躺在沙发上对夜无眠，脑中浮现的都是那几张熟悉却再也见不到的容颜。没有谁的手可以握，没有哪个电话能够拨，我会和另一个世界的亲人用想象和意念说话。干瘦的爷爷会坐在马扎上，吸一口烟，眯着细长的小眼，对那些伤害他孙女的人轻蔑地哼一声。富态的奶奶则会叹口气，宽宽的额头和大大的眼睛都写着担心与忧惧。我那耿直了一辈子吃过不少亏的爸爸则会说，“我看，就随它去吧。死了才知道，世间的纷争不过为了苍蝇大的利益，根本就不值得挂怀！” 这个中元节，我本来应该在欧洲了。一个月前，回故乡看望母亲，友人们说，下月回来吧，中元节了呢。我心虚地没敢应承。是天意吗，我经停转机的那个城市发生骚乱，在欧洲的朋友坚决劝我取消行程，说万一路上……于是，我退了票。心中有些不甘，打开行李时，想到第二天就是中元节，便暗自庆幸，天意如此吧？我可以去给亲人扫墓了。 弟弟却在电话里急急反对，说我对儿子那特斯拉电动车的功能一无所知，万一路上……他说每年都会在墓前跟那边的人念叨我的牵挂。“心意在，无论多远，他们都收得到。” 在欧洲的朋友心细，边听我念叨，边帮我在网站上订购了一堆烧纸，半小时后就由那送盒饭的快递小哥送到了我手中。没错，人回不去，可以在家附近找个路口烧一烧。 一叠黄色的草纸，带着镂空的古币图案，还有几打我叫不上名字来的剪纸，大概是阴间通用的，惟独没有我见惯的印有天堂银行的面额几万或上亿的纸钱。儿时，跟爷爷奶奶给太爷扫墓，我们烧的是那种纸钱。长大了，随父亲给爷爷奶奶扫墓，烧的也是那种冥币。长方形的一叠捆成捆儿，很有真钱的形式感。于是，我也上网，买到五摞，并一些看着眼熟的烧纸。 这个燠热的夏天，除了一早去公园晨跑，我几乎不出门。生怕晚上忘了，那堆送往天堂的钱被我放进一个无纺布袋，靠墙立在门侧。在朋友的提醒下找到两个打火机，一盒火柴，也放进去。收拾阳台上的残花，看到支着蝴蝶兰茎的金属签子，取下来刚要扔，想到晚上烧纸也许会用上，也收进袋子。 晚上七点半，洗碗时望向窗外，看到树影已经暗下来了，想着，一会儿就下楼。 换衣服时，我看到了他们。 奶奶眼巴巴地望着我，像当年知道我要去城里，盼着我会给她买回来她最爱吃的油条。爷爷明知有盼头，却不想被看出来，叼着烟袋锅像下象棋时一样坐在炕头沉思。姥爷，那个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儿的老实人，根本不记得这是一个他应该被想起来的日子，闭着眼皮很双的眼睛在享受难得的歇息。 “我说，你得穿长袖衣服，外面有蚊子！”惟一出声的是父亲，这么小的事，他的口气却不容置疑。儿时在南方蚊虫多，我手臂被咬了，痒得乱抓一气，化脓，去医院被切了一刀才好。 我依了，虽然刚穿上就出了一身汗。 楼下，蝉鸣仍像在白昼一样强劲，从树的高处恣意射出，炽热如电流。夜幕中的热气像看不见的河流，仍未消退。 我走出小区大门，立即后悔出来早了。双层公交车还在热闹地上下乘客。摩的排在人行道侧装卸快递包裹。马路对面水厂门口那几盏灯白亮得刺目。乘凉遛狗的人趿着拖鞋走来走去。我肩上挎着那袋子，心虚地沿街走着，不知道这久违的任务能否在这沸腾的大都市顺利完成。其实，早先住南城时我也曾烧过一次纸，当时那里还没完全开发，小区几排楼后就是农田，找个僻静地方并不难。 如今这高楼大厦林立的所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要找个适宜所在行乡俗之礼，好像有点不易。 仰头看天，树和楼遮了视线，那一小块残缺的天幕上，我望不见月亮。走了十分钟，我打算回去，想等夜深人静了再出来。脚步打退堂鼓，心里却不甘，走过小区大门口，我没进院，而是沿街继续向前走。虽然身上已全是汗水，我却并不觉得特别热，甚至想到不远处的公园走一圈儿，回来也许就人少街净了。 忽然，我愣住了，兴奋地看到不远的路口处，有团团火光，没错，至少有三簇，就在人行道上，或猫腰或蹲着的人面前燃烧着的正是一堆堆纸钱。 像在黑暗中的鱼，终于找到了同类。我不由得快走几步。一位穿黑T恤的小伙子正用木棍翻转着那火焰，手法并不娴熟，表情却有几分凝重虔敬。看我站住望着他，抬胳膊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 “这会儿，是不是早点儿？”我迟疑着问。 “那是，是该再晚点儿。”他望着我默契地答道，显然看到了我挎在肩上的袋子，似乎我是他的近邻，这对话一点也不唐突。 不同于他的独自一人，几步之遥，两个燃着的火堆旁边，都是俩人结伴儿。他们边照看面前的火堆，边略带警觉地观望着远近的动静儿。 “就在这马路边儿，允许吗？”我有点不安地问那好脾气的年轻人。 “我也是怕再晚了出来有人查，才趁早儿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火苗上又添了几张纸钱。 红绿灯闪烁。车辆或行或止。路边，这些通往天国的祝福就那么大大方方地被火苗舔着舞着，好像急着飞升上路。 我看到马路对面，一株槐树下，也有几堆火在烧。不同于这一侧紧临民居，那边临着一个工厂院墙，院墙与人行道之间是一片高大的竹丛。我暗自比较着，等红灯一变绿，立即走到街对面。我的家人们都爱植物，我相信他们宁愿我在那竹旁树下送出祝福。 竹丛边的便道上，那几个火堆旁，也都是貌似夫妻两两组合，在这城市夜幕下认真进行着乡野间的仪式，似乎每个人都不过昨天才从农村进到这城里。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还有几处只余灰烬的白圈儿，显然有人更早向先人尽了心意。 “请问，这白圈儿您是用什么画上去的？”我蹲下，犹豫着是否用那铁签子画圈儿，看到旁边刚直起腰的那六十岁左右的男人面容和善，便问。 “哦，得用粉笔。”他和悦地答着，俯身去寻找着。 “这儿呢。”他旁边的女人从地上捡起那粉笔头递给我，火光映红了她圆润的脸庞。 我想起早晨跑步时，在一个路口的水泥地面上看到过这样的白圈儿。 我抬眼看看那株挺拔的槐树，就在围着树坑的砖垛边画了一个圈儿。 “得留个口儿，要不收不到。”声音从另一侧响起，一位黑瘦的大爷冲我笑着说，他正扑打着面前那堆残灰。 我依言在旁边重画了一个。打火机，还是火柴？不用多想，我划着了一根火柴。七八岁时，我第一次学会划火柴，给奶奶点着了灶膛里的麦秸，那口大铁锅里，她刚放进去一张肥白柔软的大饼。点着了一捆带钱印的黄纸，很宣的纸，易燃。轮到那几捆纸钱了，因为互相间贴得紧实，得用那铁签子不停挑动着才能充分燃烧。签子短，很快，我的手就发烫了。给我粉笔的那对夫妻烧完了，起身离开时，把那根约一米长的木棍递给了我。 我蹲在那儿，小心翼翼地烧着，全神贯注地烧着，全然听不见车辆与人声。火离得那么近，小小一堆，不会比奶奶当年烧饭的灶膛大，通红得却像一片滚烫的火海。很快，一片片，一块块，由红转黑，只是一瞬，就像阳间与阴间的转换一样迅速。爷爷，奶奶，姥爷，爸爸。我小声依次呼唤着，看到他们就蹲在黑暗中望着我和那堆对他们至关重要的火苗。 最后，我把十几张宣纸也放上去，那上面有我写的毛笔字。嗡的一声，火势一下更旺了，有两小块还顽皮地飞升到空中，跃上了那株槐树。我有些惊异地仰脸望着它们，带着火星的碎花布块一样，落到绿叶上了。害怕它们会引起火灾，我就不安地呆望着，只几秒钟，它们眨了几眨眼，乖乖地熄了。 我刚上小学时，喜欢把铅笔削得极细，写出的字极小，向大字不识几个的奶奶炫耀。“瞧我们大雁啊，写的字真好真秀气！”奶奶举着那作业本打量着。她是十七岁就为抗日传递情报的老革命，解放后自愿从县城回村当农民，她做妇联会主任，老伴儿是村支书。到死最大的骄傲就是她孙女上大学时填表，家庭成员那一栏，她的奶奶是党员。 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一直希望我练字。他鲜少要求和评价他的孩子。只记得读初中时，给他看我在美术课上画的背书包的男中学生立姿。他微笑着说，“你画的这衣袖，打弯儿处都没一个褶儿，跟气儿吹起来的似的。”明明被批评了，我却被这话逗得乐弯了腰。想想，当时的父亲不过三十多岁，是气宇轩昂的军官。后来我开始发表作品，需要签名，练了一阵儿给他看。六十岁的他刚被确诊为癌症，仍是心平气和，“笔画太软，像煮过了头的面条啊。”爸爸！你那些生动的比喻，如今都在说给谁听？ 我用那根木棍仔细翻动着，好让每一个纸片都燃尽，好让它们无一例外地飞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时，又走来了两拨人，都很熟练地蹲下，画圈，点火。一个妇人还用粉笔在圈里写上了亡者的名字。另一个与同伴讨论着那个圈的开口应该冲着西方，因为那亡者的墓在这个城市的西边儿。我闻言看了看自己留出来的那个缺口，是西南，正好，那是我故乡的方位。 得益于那根粗细长短正好的木棍，我也努力把那些黑色的蝴蝶都掸成细灰，直到再也看不到一点火星。我用手捏起飞到圈儿外的一撮，捻了一下，居然只是微温了。那么丝滑细腻，我相信那是亡人骨灰的质地。 我用木棍轻轻将细如尘土的灰扫过那砖垛，滑落进露着泥土的树坑。“这样好，可以做树肥。”这次，是爷爷干瘪缓慢的声音。 往家走，抬头，仍是没看到月亮。回到屋里，脱掉外衣换上睡衣。“放心吧，身上一个包也没被咬。”轻声地，我对亲人们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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