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能共情底层人吗？

《逆行人生》剧照

徐峥自导自演的新电影《逆行人生》还未上映，舆论上就先翻车了。电影讲的是一个曾意气风发的中年人高志垒（徐峥 饰）在生活的重压下，成为一名外卖员后重新出发的故事。

虽然主题、剧照和预告片处处想要迎合打工人，但看来打工人并不买账，看看网上的评论，都在骂这是“一边拿着天价片酬，一边扮演底层”，怀疑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物能不能真的体会打工人的苦，甚至预告片中演员们一再强调自己亲身体验外卖员的生活，也被嘲讽是“有钱人来体验生活了”，演一出戏，只是拿底层人开涮，消费他们的苦难，还顺手自己赚一票钱。

徐峥不是头一回出演这种失意落魄的角色，以往的反响都相当不错，他自己看起来也相当有把握，在宣发时说“我们就是要有纪录片的感觉”，可见主打的就是真实再现，然而为什么这一次打动不了人了？

问题就在于，观众并不认可这是对打工人处境的真实再现，只觉得那种“外卖小哥合家欢”的剧情既不真实又夸张，更无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当然，那些问题本来也不是一部电影能解决的，真正让观众耿耿于怀的还是底层人的生活处境没有被看到，反倒被掩盖了。

《辛德勒的名单》在美国上映时，也曾引发过争议。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激烈抨击说，集中营里那种悲惨的生存处境是不可能真实再现的，“现在拍摄集中营根本不可能，因为无法把演员饿到垂死的边缘。无法拍摄集中营是因为用我们强加于它的叙述来'解释’它，一定会误导观众，最后导致人们无法理解真相。”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所谓“艺术再现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完全真实的再现恐怕确实不可能。

要较真起来，那历史上的生活，真会像是古装剧里那样吗？当然也没有哪个演员当过皇帝、妃子，但他们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难道就不能演、演不像了吗？毕竟演员的当行本色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他人，这样才能“演什么像什么”，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你可以说他演得不够像，但不能看都没看，就断言他做不到。

京剧大师梅兰芳以扮演旦角著称，很多观众都觉得他的扮相“比女人还女人”；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前一阵女子越剧《新龙门客栈》走红，出演东厂档头贾廷的陈丽君大受追捧，有个最高赞评论说：“老公还是女的好。老公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性别。”当然，老公其实还是一种性别，毕竟喜爱她角色的人，说到底是因为她塑造的男性够迷人。

更有甚者，有时假的竟然比真的还像“真的”。日本导演三谷幸喜向来都是靠想象和虚构来创作剧本的，唯一一次破例是，2010年的特别节目《我家的历史》，他当时把自己母亲的真实故事安在主角八女政子身上，不料却被观众评价为“不真实”。

一直以来，他从不做任何调查，无论写出多么荒诞的作品都不曾得到这样的评价，他悻悻然自嘲：“唯一一次写了真实的故事，却被批评为'没有这样的人’，太受打击了。我总算体会到了所谓的真实性究竟是多么没有标准的东西。”

《我家的历史》剧照

美国学者理查德·A.彼得森在研究了美国乡村音乐的流行文化之后指出，受众虽然想要“原汁原味”，但真正原汁原味的曲子，他们其实是感到非常陌生而难以理解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显而易见，对于消费者来说，本真性并不等于历史精确性。”也就是说，所谓真实，其实是“社会公认并予以接受的样子”，社会认为是真实的，那就是真实的。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主打“现实”和“真实”，但社会并不认可，反倒怀疑“嘴上说的是艺术和现实，心里想的都是票房和生意”。这质疑的重点并不是演技，而是道德真诚：天价片酬、很难接触到底层人生活的这些演员，真能通过浅尝辄止的“体验”就能演活吗？更有甚者，有些人认为这类电影只是在居高临下地审视底层劳动者，是在进行“镜头霸凌”。

多年前，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样的作品曾因为贴近生活而广受好评，海清在《隐入尘烟》中、热扎依在《山海情》中也都被称赞演技精湛、真实演绎了底层农村妇女的形象，甚至徐峥本人就很擅长出演这类小人物，这类展现普通人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也一直是国内票房和收视率的保障，为什么现在的观众会如此反感抵触？

《山海情》剧照

问题的关键恐怕未必在于电影本身（毕竟骂的人很多都还没看过片子），而是潜藏在这背后的社会心态：打工人已经积压了太多情绪，他们很期望得到共情，但又怀疑那些电影演员们不可能真正共情自己。这意味着，人们相信不同阶层之间的经验差异之大已经难以跨越，悲欢当然也就无法相通。

就在一代人之前，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均质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处境相去不远，彼此也很容易相互理解，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就是：人们在自己所生活的小群体内密切互动，彼此之间非常熟悉，甚至很多话不用说出来，对方就能充分理解，因而中国人常强调自己“冤屈”，也就是自己的内心那种幽微的情感处境无法得到他人的深切感知。

然而与此同时，这个熟人群体又是有边界的，熟人之间充分理解、深入共情，但超出这个小圈子，那就不是“自己人”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社群纽带被拆散，无论是阶层和群体利益都在急剧分化，尤其是那些不幸堕入底层的人，就有可能陷入一种极其苦闷的境地：他们既失去了原先那种熟人社会的温情，更得不到其他陌生人的共情，因为彼此缺乏共同经历，使得这种共情变得极为稀缺，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奢望。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照

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原子化个体产生了一种绝望的自怜情绪：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的处境，内心既渴望，又不抱希望，而那些居高临下的“同情”，甚至还不如没有。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共情，而是对方出于自身目的的行为，或是为了表现其道德优越感，或是为了利用一下穷人，那从根本上说都是冷酷和误解。

这绝不是说人们完全不抱期待，恰恰相反，看看网上言论就会发现，近年来的流量密码就是“输出情绪”，只要某句话踩准了群体痛点，引爆情绪，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事实上，这是现在自媒体和通俗文艺的惯用手法。《逆行人生》切中的选题，本来也确实算得上是“流量密码”，却没想到遭到了情绪反噬。

《逆行人生》剧照

张秋子在《堂吉诃德的眼镜》中指出，那种因偶然瞬间的契合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共情”，其效果是相当可疑的：

实际上，“共情”是来自于传统文学的一个花招，作者会想方设法让你的情感不自觉地偏向于主人公：认同他的行为、为伤害他的人而愤怒、为他的失败而沮丧，也就是所谓的“主角光环”。由于人的情感能量是有限的，也往往只会附着在“共情”策略下的某个主要人物身上，所以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意外的结果，我称之为“情感漏洞”：你没法关注和在乎所有遭遇痛苦的角色。

她更进一步指出：“现代小说不再营造共情幻觉，作家们主动切断了与读者可能产生的情感联系——原本，这种联系会保障读者对一部作品的接受乃至认同。所以，要求与一部作品发生'共情’，变成了一种比较幼稚和传统的读法。”

《逆行人生》剧照

然而，这种看似相当传统、过时的做法，却正是我们当下的现实，并和急剧变动中的社会心态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两难处境：正是那些能激发受众情绪、让他们产生强烈代入感的作品才有票房保证，然而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社会心态的不断变动，那种共情本身就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即便是熟知这个市场的老手都可能会翻车。

说来讽刺的是，这次虽然电影没能激发受众的认同，濡养他们的情绪，但对它的吐槽本身就起到了情绪宣泄的功能：打工人迫切需要情绪释放，平日里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刚好有这么一部作品不识相地撞到枪口上来，于是，在对它的共同吐槽中，人们不期然找到了情感共鸣。

要指望哪部作品来提供情绪释放，那恐怕确实是不现实的，但艺术的再现不管怎样，至少能让人关注相应的公共议题，有助于公众更好地了解相关问题，坚持认为自己的悲苦遭遇，没有类似经历就无法真正理解，那势必导致社会更加彼此隔绝。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发声与对话，才能让不同人的处境被看见，才有真正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