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里，部分人的授衔过程是比较曲折的，比如王建安。他因为有一个定性“军区会议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差点被降为中将。是罗帅力排众议，觉得不能因认知问题抹杀个人的贡献，所以就推迟到1956年才授予王建安上将；还比如聂鹤亭，授衔名单出来后他非常不满，到处跟人诉苦，造成的影响很不好，且“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出自《罗荣桓传》）气得罗帅狠狠批评了他，说再不改要给予严厉处分。不过罗帅为人厚道，综合评定后还是在1956年为聂鹤亭补授中将军衔。他们二人已经算曲折，但跟李健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李健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64年组织已明确晋升他为少将，然而手续、礼服、官方身份这些落实，却是在1987年。王建安、聂鹤亭他们只等了1年，李健却等了足足23年，为何如此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跟李健的个人经历有关。他1918年出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中，自幼开始接受教育，从师范毕业就回到济源中学教书。本来他的一生能够安稳地度过，奈何日寇入侵打破了这种平静。国难当头，李健依然投笔从戎，参加当地的游击队。出发前，他给家人留下一首诗：“国破家亡山河碎，中华男儿怎偷生？愿效班超投笔去，马革裹尸亦英雄！”1938年，八路军来到他家乡附近发展，李健就顺势加入，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成为一名“三八式干部”。此后他历任参谋、副科长、科长兼副处长、军分区参谋长等职。别看李健是知识分子，他可不是那种文弱书生。1942年日寇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当我方骑兵团被围后，时任冀中军区司令部科长的李健奉命去协助指挥。他刚到，骑兵团团长马仁兴就如同看到救星般问：李科长，你这次来有没有什么办法？此次日寇来势汹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有人都望着李健，目光灼灼。李健则很冷静地说：日寇的扫荡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先跳出包围圈才最要紧，跳出去后，再择机狠狠打击日寇，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根据地，壮大我们的实力。李健说完就开始安排布置，让部队分批突围，他自己则率三个连反击掩护。骑兵团行动之时，日寇也围了过来，一发炮弹就落在李健的身边，当即把他掀翻在地、人晕了过去。这种情况不能缺少指挥，身边人想尽办法将其唤醒。李健刚有一点意识就询问情况，得知日寇已相距很近，立即下命令：都上刺刀，打出去！随后他也操起一把大刀，跟日寇进行白刃战，在付出很大的代价后，骑兵团得以冲了过去。后来李健回忆过此事：日寇的炮弹后劲儿太大了，我被炸得晕乎乎的，但提刀上了战场，马上就清醒了，幸好把大部分人都带了出去。接下来的几年，李健都在勇敢地与日寇斗争，1944年他率部解放肃宁县城，只用不到20个小时就全歼了守城的日寇、日伪，得到《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通报表扬。1945年反攻武口和子牙，李健也带队冒雨获得了胜利，获得军区极大的肯定。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晋察冀军区炮兵旅参谋长、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参谋长等职，参与了华北/晋察冀的大多数重要战事。新中国成立后，李健继续在炮兵系统工作，先后担任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十二兵团炮兵主任、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带着炮兵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多次立功。本来他算是那种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的干部，但没想到，1964年意外找上了门。这一年，中央军委准备将320位大校晋升为少将，其中就包括了李健。大校和少将，别看只差了一级，实际却天差地别，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突破这层“壁”。李健从北京军区听说自己已获批晋升时，跟其他319人一样高兴。然而没过多久，又一个消息传来，有人向上级反映，说李健存在“历史问题”。那个年代，有检举，组织就得去查，由于涉及到的时间太久远，一下子很难确定，所以李健没能跟其他319人同批佩戴将星。本来吧，只要把所有问题搞明白，李健就能获得该有的荣誉，大不了推迟几年。可没想到的是，1965年，中央取消了军衔制度，这时李健的事情又没弄清楚，只好被搁置了。本来有老领导准备帮他说说话，看能不能争取补授一下，结果66年大运动又来了。此阶段社会各界都非常混乱，根本没人能顾及李健的军衔问题，所以就一直等到了1987年。中央当时已准备重新设立军衔制度，在审核档案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李健的历史遗留问题竟被拖了这么多年还未解决，于是就立即组织人手处理。很快，李健的少将礼服送到了家中，他的开国将军身份被中央正式承认，相应待遇也终于得以享受。当年到底是哪个人举报了什么事，以至于影响到了李健的军衔呢？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在李健的晚年，还有不少媒体曾登门咨询过。他每次都是微微一笑并不作答，既是早已看开，也是不想影响到对方的声誉。如此豁达的心胸，属实令人敬佩，也正因为这样，老将军才特别长寿，2007年，李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