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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 1945年8月15日晚,我们将要入睡时,忽听到窑洞外不少同志喊:“鬼子投降喽!抗战胜利喽!”一时间,村内外、窑洞上下一片欢呼声,后来还跳起舞来。有同志翻穿老羊皮大衣,头上戴了些野花野草,跳着、唱着、手舞足蹈,引得大家捧腹大笑。许多同志高兴之余把我们窗台上晒的西红柿种也给吃了。这种子来之不易,是张克威部长的美国老婆在信封内夹带来的,我担心明年种不出好西红柿来。有的同志说:明年早下山了,还种什么西红柿!? 黄镇同志对我说:“我们过去是前门打狼、后门打虎,现在是狼僵而未死,虎却要更逞凶啦!我们可能要立即行动。”朱总司令的命令很快就到了,首长和许多机关干部都上了前方战斗部队。不久,解放了武安和京汉铁路线上的一些中小城市,邯郸也到了解放军手中。男同志都到了前方,组织部只留下我一个人坚持工作。这时,延安大批干部经太行转赴各战场,太行的东北籍干部集中调往东北,从太行也选了一部分优秀干部支援东北解放区,各部队的干部也在调整变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白天,人来人往,我忙个不停;夜间,还要在月光下或小油灯下织毛衣,这是我们的生产任务。我想,我除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外,也应为到前方去的同志完成他们的生产任务。那段时间,我织了很多件毛衣毛裤,毛线是根据地纺的白羊毛线,我用核桃青皮煮水,染成咖啡色,交公后卖的钱完成了组织部全体同志的生产任务,还有一些剩余。工作、生产虽忙,但我内心充满胜利的喜悦。 1946年初,在美国马歇尔来华“调解”下,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黄镇同志被派往新乡第十执行小组,为我军少将、我方首席代表,和国民党、美国两方代表组成三人小组。执行小组不断视察双方交战地区,因为国民党不断破坏协议,侵占我解放区,小组内斗争十分激烈。后来,在执行小组赴修武视察途中,不幸发生我驻军战士因误会而开枪射死国民党翻译的所谓“郭子祺事件”,国民党以此为借口,迫害我代表团,监禁黄镇同志达半年之久。 在此期间,延安广播抗议,报纸上消息不断,组织上多方设法营救,晋冀鲁豫大军区通知我带孩子到邯郸去。张南生同志那时是大军区的组织部长,他们夫妇给我很大安慰和照顾。刚从新乡撤回的代表王维纲同志对我说:“你放心!黄镇同志斗争十分坚决,策略运用也很得当,他下了誓死斗争到底的决心。”情况确实是这样。在此期间,我接到黄镇同志的信,信中说:“在自卫战争中,我们许多亲爱的指战员及其他战线上的同志在那里流血牺牲,我们今天不过只是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与安全受到威胁,根本算不得什么”;“我已对那些家伙提出严重抗议:'共产党员头可断,志不可改,使命不可辱。企图用可耻的手段达到罪恶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 为了这件事,刘师长请我到他家吃饭。去后,我才看到桂干生同志的爱人郑光汉同志抱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也去了。桂干生同志是老红军,河南人,贫农出身,16岁参加革命,战争中曾八次负伤,担任过分区司令员、旅长等职, 1945年7月为护送干部过同蒲铁路,在山西平遥壮烈牺牲,当时只有36岁。我马上意识到师长要我来的目的。师长说了些安慰我们的话,嘱咐我们安心工作,教育好孩子。郑光汉同志1942年与桂干生同志结婚,已有两个儿子,夫妇感情很好,听到噩耗后哭得死去活来,亲手做了布袜布鞋放在棺内陪葬。但在刘师长面前,她表现镇静、坚强,我当然更加不敢惊慌失措。我们都表示请师长放心,大家有说有笑,不愿使老同志惦念此事。中午,我们和师长夫妇、李达参谋长一起吃了炸酱面,还有两盘小菜,一盘黄瓜,一盘辣椒。李达同志开玩笑说:我的经验是,第一碗面条少舀些,第二碗面应该多舀,防止以后没有面条了!的确,他的头半碗面条三四口就吃完了,以后舀的是一满大碗,引得大家都笑起来。回到住处,我却偷偷地痛哭了一场,思想上也作了黄镇同志不幸牺性的谁备。不久,得知太行托儿所传染赤痢死了七八个孩子,张部长对我说:你真是因祸得福,两个孩子离开了托儿所，才得幸免于难啊!经过组织上的营救和坚决的斗争,直到1946年11月份,黄镇同志及驻新乡小组的我方其他人员才由美国代表乘飞机护送回邯郸,同时也接走他们驻邯郸的执行小组人员。这是我方撤回的最后一批人员,解放战争立即全面展开。 和黄镇同志回来只住了三天,就到太行五、七、八分区去指挥部队打仗,除新乡、安阳、焦作外解放了豫北广大地区。以后,又组建了第九纵队,由秦基伟同志任司令员,黄镇同志任政委。1947年8月,他们带领第九纵队和陈赓同志领导的第四纵队一起过黄河,打到伏牛山,建立根据地,牵制敌人,配合刘邓大军,直捣大别山。这是一项艰苦的任务,新组建的部队还有待训练,开到新区群众基础比较薄弱,面对的敌人相当顽强,而且周围土匪猖獗。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但也牺牲了一些同志,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们渡过黄河的那一天,正巧我在涉县胡峪村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听到过河的喜讯,我很高兴。接着,又听说斗争是如何的艰难、残酷,我也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过去,每生一个孩子,我都要大哭一场;但是,这一次没有哭。我觉得,在这样严峻的时刻,自己应该更加坚强起来。 这时的太行山,已经召开了土地会议。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恶霸,贫雇农都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有些群众还分到房子和浮财,他们获得了翻身解放,情绪特别高涨。为了打倒内战的罪魁祸首、中国最大的地主——四大家族,也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农民踊跃参军,到处敲锣打鼓,送儿子、丈夫上前线。民兵、民工也是一呼百应,跟着部队过黄河南边去。妇女们连夜做军鞋、磨炒面,供应部队。这时,大批地方干部也随军南下,太行山土生土长的干部要离开家乡了,有的包了一小撮黄土,有的剪下老婆的一小撮头发带上,还有个别的带了老婆的一只小脚鞋。领导上发现后,批评了这些现象,他们说:共产党应该四海为家。但地方干部说:这表明我们已下了誓死为党为国的决心。的确,对家乡和亲人的眷念之情,也在情理之中。 我这时的情绪也特别激动,亲眼看到伟大的土地改革及其斗争的胜利,亲耳听到国民党反动派和顽固军的腐败卖国罪行。特别是到了刚解放的邯郸,看到妓院的妇女还过着非人的生活,旧社会的一切又重现在我的眼帘,与解放区相比,真是天地之别。我们下决心一定要保卫解放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时,我看到王堡村的杨庆功,参军不到一年,部队就送来立一等功的“光荣匾”,全村的群众都出来为他家庆贺。我望着“光荣匾”想得很多,杨庆功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到部队经过教育,觉悟提高得这么快,对比自己,感到很惭愧,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决心要更加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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