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信息
文献标题：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
文献作者：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发表时间：2009年第4期
摘要
五四运动 | 图源：美篇
晚清以降的各个变革阶段之间并不能用线性的现代化史观简单地加以解释。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危机的影响，“五四”文化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19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五四”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新的政治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产生于一种新的意识、思想、文化和历史理解。在这种断裂中，“文化”承担着双重任务，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促成政治的生成、造化和改易。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
“觉悟”的时代
影响较大的五四叙述 | 图源：qb.zuoyebang.com
过去20年中，影响较大的“五四”叙述是将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源头追至晚清，拒绝以“五四”为中心划分现代史的正统叙事。在纯粹实证的意义上，“五四”的确承晚清的各种潮流而来。但问题很可能是：“五四”能够在一个纯然实证的意义上说明其意义吗？另一个影响较大的“五四”叙述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置于同一个潮流的不同阶段之上，即从器物—制度层面的变革向观念层面变革的转化和突进。上述两种叙述各有侧重，但它们都肯定了晚清与“五四”的连续性，就此而言，它们与那种将“五四”定位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的观点在历史叙事上并没有更为根本的区别。
莫里斯·迈纳斯 | 图源：百度百科
迈斯纳(MauriceMeisner)率先将“五四”与中国的60年代放置于同一个脉络中进行观察，他指出：这两个相隔半个世纪的运动都是以“意识的转化”为宗旨的“文化革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但未能得到充分论证。这里的问题是：“五四”的“文化转向”所蕴含的断裂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20世纪中国政治始终与“文化革命”密切相关？
推动“五四”之“文化转向”的，不仅是从器物、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延伸的进步观念，而且更是再造新文明的“觉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共和危机使18、19世纪的欧洲现代性模式处于深刻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系统，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进性；共和危机与国家危亡不再仅仅被归咎于中国传统，而且也被视为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在共和危机、欧洲战争与俄国革命的背景下，西方形象的变化显然也是“五四”文化转向的动因之一。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19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因此，构成“五四”文化运动根本特征的，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
新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自觉”之上，政治与自觉的这种关联意味着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新的政治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它产生于一种新的意识、思想、文化和历史理解。“五四”文化运动的激进方面与保守方面均高度关注政治问题，转向“文明问题”或“文化问题”不是对政治的逃避，而是对政治独特的介入方式。“文化转向”的核心在于重新界定政治的内涵、边界和议题，其潜在含义是对既往政治的拒绝。在这一文化运动中，政治对立和政治斗争直接地呈现为文化对立和文化斗争。
“五四”文化运动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但它的直接产物之一却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20世纪的“文化”承担着双重的任务，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或“革命”)促成政治的生成、造化和改易。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文化运动是后19世纪新政治的重要开端之一。
从文明冲突
到文明调和
一、事件与历史
晚清时代即有“中体西用”问题的大辩论，但“五四”前后的“东西文明论战”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后者直接产生于中国知识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共和危机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回应：如何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结果？如何理解民国初期、尤其是洪宪帝制时期的共和危机？
《东方杂志》图册 | 图源：360百科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共同面对着战争与共和的双重危机，但两者建立历史叙述的方式截然不同：前者紧密追踪战争发展与共和危机的轨迹，反思战争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而后者以革命(先是法国革命，后是俄国革命)为线索，试图从革命所带动的历史变动和价值指向中探索摆脱战争与共和危机的道路；前者在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意义，注重传统的现代能量，构思中国的未来，而后者立足于“青年”、“青春”，以“新文化”、“新思想”召唤“新主体”，为新时代的创造奠定地基。因此，建立自身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的不同方式直接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政治。
欧洲战争与中国的共和危机不仅在时间上相互重叠，而且两者有着密切联系。从洪宪帝制到张勋复辟，中国政治领域围绕政体问题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选择问题纠缠在一起。在观察和分析战争的动因与结果的过程中，中国知识人逐渐地将重心从战争转向了革命，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和分歧。“五四”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列性后果之一，战争的结束与苏联的成立，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对欧洲战争的民族主义回应：从政体问题转向国家问题
在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中国知识人已经预见到这场远在欧洲的战争与中国有着难以逃避的关系。在这一广阔的世界视野中，《东方杂志》将民国以来政治问题的重心从“政治”(立宪、议会、政党)转向了“国家”(主权、统一、独立)。
杜亚泉 | 图源：抖音百科
杜亚泉的《接续主义》强调：“国家非一时之业”，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盖旧时之习惯既失，各人之意见纷乘”，无法形成共识。国家及其延续性暗含着对革命造成了国家基础动摇的判断。从这个判断出发，他提出了“保守”和“新旧间之接续”的必要性。“接续主义”所要处理的国家连续性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清朝皇权具备着多面而模糊的代表性，如中国皇帝、蒙古大汗、满洲族长、儒教政体的代表、喇嘛教的信徒等等，从而将“中国”这一复合社会凝聚在一个以各种线索勾连起来的庞大王朝体系之中。中华民国承清而起，但其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变，蒙古、西藏等边疆区域发生的离心倾向成为长久缠绕这一新国家的危机。杜亚泉在文中强调国家的延续依存于国民个人对于国家目的的自觉服从，将政治的传承问题与公民的道德状态关联起来，从而为《东方杂志》将对政治的关注转向文明或文化问题埋下了伏笔。
欧洲战争是一个重大事件，《东方杂志》分析普法战争后欧洲列强的均势平衡，指出欧洲危机的爆发与对势力范围的争夺直接相关，势必导致战争双方向其他地区扩张。欧洲战争与民族国家体制有着紧密关系，在这一体制下，民族认同超越了种族认同。为了避免被瓜分或分裂的命运，必须唤起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觉(“吾国民之爱国心”和“吾民族之自觉心”)，这是杜亚泉和《东方杂志》对于欧洲战争的第一个回应。从“接续主义”的角度论述国家的延续性本身也意味着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政治议题发生了一次位移，即从政体问题转向了国家问题。
超民族构架的构想
与文明冲突论
一、“白种联合论”与“大亚细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 | 图源：新浪新闻
欧洲战争催生了欧洲人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作为一个种族和文明单位的欧洲，有无可能消弭战争，最终走向联合？这是一种产生于对政治民族主义的反思而回向种族主义的逻辑——一种以种族主义克服民族国家冲突的逻辑。欧洲战争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反对和遏制战争的努力试图以文明概念和欧洲统一的构想超越民族主义。但按“白种联合论”和“人类之联合论”的逻辑看，以文明为中心的欧洲构想即便能够消弭欧洲民族冲突或基督教国家间的冲突，也不能消灭冲突本身，它不过是将冲突引向一种新的范式，即文明间的竞争和冲突。
《大亚细亚主义论》| 图源：360百科
欧洲战争接近尾声之际，中国知识界对于日本在战后安排中的角色的疑虑日渐深重。《凡尔赛和约》签订，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胶州湾的租借地全部被转让给日本。在这一条件下，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版的“大亚细亚主义”已经毫无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大亚细亚主义”的帝国主义内涵。李大钊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以亚洲门罗主义的方式展开的“大日本主义”，并提出“新亚细亚主义”作为替代方案，其中包含了两个要点：“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没有破坏之前，我们亚洲的弱小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个大亚细亚主义；另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既经破毁以后，亚洲全体民众联合起来加入世界的组织——加入世界的组织那时可以成立。”李大钊重视的是“全体民众”的联合，从而区域或世界的组织必须是一种以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为前提的“民众的大联合”。
二、文明的调和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超越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 图源：知乎
中国知识界对于“大亚细亚主义”的批评产生了一个结果，即不是像日本朝野那样以“亚洲文明”(当然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亚细亚文明”或“东洋文明”)为单位以与西方抗衡，而是以文明调和为方向对亚欧文明冲突论加以修正和调整。事实上，欧亚分野的基本概念建立在白种与有色人种的种族区分之上，而社会制度、宗教和其他生活方式则在种族分野的基础上构成了文明的分野。这一东西文明二元论不以冲突和对抗为宗旨，而是以克服现代文明危机为指向。
文明论战同时也是政治论战，“吾人之自觉”直接关涉如何估价中国及其政治价值——如果以西方为普遍尺度和政治规范，那么，中国是否还存在自身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价值？如果中国的危机是由文化衰败引发的基础性危机，中国的改造是否必须通过彻底改造这一文化传统(并全面引入西方进步价值)为前提？《东方杂志》和《新青年》的激烈论辩与其说是关于文明调和论与反文明调和论的冲突，毋宁说是有关“何为自觉”的辩论——不同的自觉将产生不同的政治。
洪宪帝制、政体危机与“新旧思想”问题
一、共和危机、权力配置与国家传统
袁世凯（中间）| 图源：新浪新闻
在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2日)之前，中国政治领域中的君宪与共和问题再度成为最为敏感的议题。《东方杂志》对于帝制问题的态度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政治态度。《东方杂志》认为称帝事件与其说体现了民主共和与帝制的冲突，毋宁说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体无法形成有机统一的危机。因此，尽管《东方杂志》并不赞成帝制，却体认国家统一和独立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杜亚泉提醒人们关心国家认同薄弱、中央政权无力、中央财政匮乏的局面，他的《接续主义》批评民国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截然断裂，显然是将超越政体差异的国家延续性作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途径。1915年2月，他又发表《自治之商榷》一文，对民国以降地方自治的存废进行分析，当务之急不是陷入民主与专制的价值论辩，而是探讨中国政体危机的解决之道。1916年3月出版的第十三卷第三号头条为家义的文章《建国根本问题》，无论是时间还是题目，都可以视为对洪宪帝制的回应。然而，细读全文，作者未及共和政治一语，也没有讨论皇权专制问题，而是将“建国根本问题”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问题。
民国12年军阀割据 | 图源：知乎
辛亥革命后，各省分裂危机、中央政府危机与外交危机此起彼伏，权力统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伴随中国政体危机、中央政府分裂和地方割据的加剧，各国外交紧锣密鼓，围绕外交承认问题，恃机抢占在华利益。中华民国的外交危机直接地联系着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在这个思路之下，《东方杂志》将民国的危机解读为“循环政治”的危机，而不是共和与独裁的政治价值冲突所造成的危机。独立浪潮的激发与帝制复辟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地方分裂趋势的确是辛亥革命前后始终存在、未能解决的危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对于如何形成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及社会自治之间良性关系的讨论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脉络。
二、“国家主义”与“政治主义”的区分
“政治主义”亦即民主宪政主义——以政府为中心，注重于改造国家内部环境，讲究群己权界，以伸张民权为取向，限制国家权力。而“国家主义”以国家为中心，侧重改造和适应国家的外部环境，强调人民对于保卫国家权利之责任，将国权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政治主义”的核心是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政党政治，对“政治主义”的批评必然包含对政党政治的批评。在国家危亡之际，不同政党为求一己目的而竞争，他们经常引入外力，其结果势必加重国家的分裂。分析政党与国家分裂的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将中国政治危机归结为人民对于国家和政治缺乏干预的热情，希望的是一种全民政治，以伦理作为政治的最终内涵，公众的参与和言论的自由是这一伦理政治的必要条件(或伦理的政治形式)，杜亚泉关心的是政党政治与国家稳定的关系。
政党问题与议会政治条件下的自由言论问题关系密切，但自由言论的运用本身也可能产生新的危机——自由言论无法呈现国民之总意、政党政治条件下的言论往往陷于偏私之纷争。杜亚泉并不在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二元对立中陈述这一问题，他的政治批评逐渐指向了西方现代政治模式本身。杜亚泉认为，即便一般的社会问题，现代言论并未起到纠正、督促之实效，其根源在于现代言论一方面以公共舆论自任，但另一方面却受控于权势、党派与金钱关系，本质上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按照这一判断，中国的政治危机不是传统政治的危机，而是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政治模式的危机。当杜亚泉以“国家主义”批判“政治主义”时，他的论述就已经蕴含了从“政治问题”过渡到“文明问题”的线索——“五四”时代的政治辩论以文明辩论和文化论战的方式展开是有内在脉络可循的。
三、两种国家概念：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
通过将国家与政治加以区分，杜亚泉暗示了不同的国家类型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那种建立在“政治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类型，由于“时势”的压力，中国需要汲取“政治主义”的要素，却更应该关注国家自身的连续性，即国家的地基是自身的文明和历史，而不是其他外来要素。这是一种以文明为内核的国家概念，其政治含义不在政体的形式，而在文明国家间的差异和对抗。文明竞争的主体是国家，但竞争着的国家却属于不同的文明。
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是文明国家间的竞争。按照杜亚泉的观察，“政治”必须以独特的文明国家及其生活形态为基础，中国没有必要复制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在中西区分的前提下，杜亚泉提出的是两种不同国家类型下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而杜亚泉所要探讨的，则是在这种对立之外的文明差异——即共和与专制是欧洲政治传统的对立两极，是欧洲政治文化的内部矛盾，而建立在两种文明地基之上的国家形态的差异才是真正的价值差异。
四、“思想战”与“东西文明”二元论
《东方杂志》提出建国及集权与分权问题并不等同于回避政治价值的矛盾，毋宁说他们要重新规划“政治”的含义。这里的关键在于将政治问题归结为文明或文化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将中国政治问题单纯地解读为共和与君宪的冲突已经陷入了一种单一的文化—政治价值的框架，误将西方现代国家形态理解为超越文明差异的普遍政治形态。在这里，根本的价值问题即新—旧关系与东—西文明的差异问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提出了“新旧思想”的关系问题。在将欧洲战争危机确定为文明危机的基本判断之上，杜亚泉认为东西文明的不同产生于东西社会形态的两大差异：其一，西方社会以民族为单位，构成民族的国家，而中国各民族的同化程度较高；其二，西方社会海洋贸易发达，形成竞争激烈的经济形态，而中国的内陆经济以农业为本，安于里井，较少竞争。这两项社会形态的差异导致中西文明各自呈现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自然存在与竞争存在”的态势。杜亚泉用人为与自然、向外与向内、团体的竞争与自然的个人、竞争之胜利与道德之修为、以战争为常态与以和平为常态等等对称但截然有别的二元取向描述这种文明态势。在他看来，文明并不因其差异而必然产生冲突和对立，由于交往日盛、相互接近，文明间的相互学习、“抱合调和”才是真正的出路。
《东方杂志》对于政体问题的分析与对战争原因的探讨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指向对于“文明问题”和“新旧思想问题”的思考。那么，国际战争与国内政治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呢？第一，在战争与中国政体这两个性质很不相同的问题上，《东方杂志》均强调“思想”的作用，即战争的核心是思想的战争，政体冲突的核心是思想的冲突。这不但为将战争分析与政治论战引向了文明冲突和思想论战开辟了道路，而且也将思想置于政治和战争的中心地带。第二，尽管欧洲战争与中国的政治矛盾产生于各不相同的历史语境，但两者却同属于一个时势，受制于同一种逻辑。因此，克服战争危机的方法与解决政治矛盾的道路均与“思想问题”相关。对欧洲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反思没有简单地走向对“战”的否定，而是将“战”转向思想领域，以思想和文化重构被战争和暴力所压抑了的政治。因此，“文化”、“文明”和“思想”等范畴逐渐上升为政治思考和文明讨论的焦点。
调和论与二十世纪
新（旧）文明
一、19世纪政治模式的衰落
将政治问题纳入文明问题中加以处理，这一方式产生于对欧洲战争与社会危机的观察，即19世纪欧洲所代表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以及隐含其后的价值体系陷入了总体危机。如果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都是现代文明自身的危机，那么，如何估价现代文明及其政治价值就成了尖锐的问题。杜亚泉和其他一些同道提出“新旧问题”的目的，是要审查19世纪的新观念、新价值和新政治的衰落，进而重新勾勒未来之“新文明”。
杜亚泉对国家的批评是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亦即议会多党政治和军事体制的反思。他对于未来政体的观察——即民族国家即将衰落，超大型国家或超大型国家集团即将出现，而在这种超大型政体中，传统民族国家的两大政治力量即政党与武人将会衰落，而“科学的劳动家”将成为“二十世纪之主人”。这里所谓“二十世纪之主人”，即与19世纪民主政治的主体(如政党)是完全不同的未来政治主体。这个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预示着在19世纪形成的那种国家与政治的牢固联系正在发生转变：国家间战争与阶级间战争、政治军事斗争与市场条件下的权利竞争，政党、军队等政治主体与作为“未来之主人”的劳动阶级同时出现于历史的舞台，后者将催生超越国家范畴的新政治。即便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阶级斗争和劳工运动也常常比各国政府更具有政治决定的作用。
自杜亚泉接手编辑以来，《东方杂志》始终存在着一条探索“二十世纪之政治问题”的脉络，“人类之解放、个性之自觉、亚非二洲之自主运动、劳动界之反抗运动、社会党之政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妇人参政运动”等便是新世纪政治的主要课题。当杜亚泉沿着这一线索探索20世纪“新政治”、“新文明”的时候，他的政治概念超越了19世纪以政府、政党和国民经济为中心的国家论，而这一取向与《新青年》其实完全一致。
总之，通过对于欧洲战争危机的分析，一种将政治范畴从国家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诞生了。
二、19世纪经济制度的危机
《东方杂志》对于19世纪政治形式的批判始终与对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分析相互关联，这也就为其政治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其中心是对以权利竞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杜亚泉而言，这一批判同样产生于他对国际战争与欧洲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关系的分析。由这一国家间战争与阶级间战争的区别，一种关于超越国家范畴的社会主义政治的萌芽产生了。
《东方杂志》的主张接近于欧洲社会党人，其核心观点是以“社会政策之厉行”、“民主主义之确立”、“殖产兴业之奖进”、“平民教育之普及”等社会主义方法克服资本主义弊病。《东方杂志》力图将社会主义与“过激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与“过激主义”、民主主义与“过激主义”区分开来，对俄国革命、尤其是“过激主义”的态度与《新青年》日后的发展大异其趣。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均以东西文明或新旧思想为中轴展开讨论。恰恰由于这一共享的前提，一场包罗万象的论战才会在文化论战的形式下展开。通过对于19世纪经济模式和阶级问题的社会主义分析，一种将政治奠基于社会和文明之上的可能性也诞生了。
三、“新旧文明”之辩证
尽管杜亚泉与陈独秀对于共和与传统价值的观点截然不同，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批判性分析都指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与政治领域从国体与政党等范畴向社会范畴的转变相一致的，是政治范畴从客观领域向主观领域的转变。政治不仅取决于政治组织等物质基础，更取决于构成这一物质基础的主观条件。新文化运动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思想潮流将文化与伦理置于政治概念的核心，他们在文化上和伦理上的对立也正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对立。因此，新政治不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而是一种思想的政治。
“五四”时代的论战以“东西文明”与“新旧思想”为战场，其前提正在于论战的双方事实上共享着一些前提。在这一论战之中，通过论辩、对立和相互渗透，不同思想和理论立场得以理论化，并催生出与这些理论相关的新政治。在欧洲战争、俄国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之下，“东西文明论战”说到底是一场如何判断现代危机及中国未来道路的大争论。无论其枝蔓伸向何方，这一争论最终取决于开创这一道路的主体究竟是谁。
《东方杂志》对于世界局势和中国困境的描述没有任何其他杂志能及，但它恰恰未能回答由谁来“调整新旧势力以形成新势力”。《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分歧不能全然置于东—西、新—旧概念之下加以说明：它们都批判18、19世纪的“旧文明”(从政治模式到经济形态)，都拥抱20世纪的“新文明”(社会主义)，但政治取舍各不相同。更为清晰的差别在于：《青年杂志》开宗明义，从“青年”问题开始，也即将一代新人的创造作为政治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路径，它与《东方杂志》所共享的旧轨道已然终结的历史意识在这里转化为一种“青春的哲学”。在“文明调和论”的框架下，东西文明、新旧思想被置于一种客观的结构之中，杜亚泉仔细地勾画去取的方法，却无法说明由谁来对之进行汲取与调和，使之陷于一种“无主体的方法论循环”，而“新文化运动”以“运动”界定“文化”，以“文化”创造“运动”，它所召唤的是一个运动的主体，以及这个运动主体的政治。它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与对新政治主体的召唤完全一致。杜亚泉相信新政治只能产生于既定的历史与文明，而《新青年》却认为新政治只能产生于与历史断裂的意志。当杜亚泉从《东方杂志》黯然退场的时刻，“五四”学生运动的声浪仍在中国上空回荡，一种新的政治当真就要登场了——这个新政治是从对政治的拒绝中、在“思想战”的硝烟之中产生的。文化和伦理居于新政治的核心。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轮“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我们将在“短促的二十世纪”一再听到它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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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丹黄甲乙”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