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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是明朝江西泰和人，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内阁，长期辅政。史书称他举止恭谨，擅长应对，建言朝政，常常一语中的，深得君心。杨士奇一生宦海沉浮，身为四朝重臣，其高超的沟通艺术备受赞誉。
杨士奇画像 善于机变，不墨守成规 广东布政使徐奇统领西南时，将当地特产赠予内廷官员，有人将馈赠名单呈给皇帝。明成祖看其中无杨士奇名字，于是召见他询问。 杨士奇回答道：“徐奇奔赴广东的时候，群臣作诗文赠行，当时恰逢我得病未有参与，所以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如果我当时无病，是否有我的名字也未知。况且赠礼都是小东西，应当没有其他意思。”明成祖于是下令烧毁了那份名单。 按照常理，既然接受礼物名单上没有自己，杨士奇应该沾沾自喜，甚至可借机批评他人。但是杨士奇没有这样做。 他很客观地告诉皇上自己只是因病没有参与“作诗文赠行”。言外之意，如果不是特殊情况，自己也可能是名单上的人。然后接着告诉皇上，都是小礼物，不至于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杨士奇这样做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先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谈论这件事，然后又委婉地劝皇上，不必小题大做。这样既保持了朝廷的稳定，又在群臣中增加了威望。 说不说，说多少，恰如其分 杨士奇的沟通艺术高超，说与不说，说到什么程度，拎得清楚。 永乐十四年 （1416年），朱棣返回京师，听闻汉王有夺嫡的打算以及其他不轨行径，于是问蹇义这些事情。蹇义没有回答，朱棣便又去问杨士奇。 杨士奇对答道：“臣与蹇义都是侍奉东宫的，其他外人不敢对我俩谈论汉王的事情。但是皇上两次派遣其就藩，都不肯赴任。现在知道陛下要迁都，马上就请求留守南京。这些请陛下仔细考察他的本意。” 朱棣听闻后默然不语。过了几天，朱棣了解了所有事情，于是削汉王的两个护卫营，并安置其到乐安。 在汉王夺嫡这件事，之所以蹇义不回答，是因为做臣子的讨论皇帝家事不合适，也没那个胆量。但蹇义不回答，又让皇帝觉得他缺乏诤臣的果敢。 但是这件事到了杨士奇这里，就变成小菜一碟了。他以实据实地回答朱棣，为什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问题不在自己，是别人不给他们消息源；又说了自己见到的，但没有说结论，因为结论要朱棣自己确定，做臣子的有义务实话实说所闻所见。 最后朱棣作出了选择，而杨士奇既做了诤臣，又避免了直接参与皇帝家事的祸患。不可谓不高明。 敢于直言，毫不含糊 杨士奇高超的沟通艺术还表现在，不含糊、敢直言，深谙有理走遍天下的道理。明仁宗即位后，杨士奇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一次，明仁宗与蹇义、夏原吉议事，老远望见杨士奇，于是明仁宗对两人说：“新上任的华盖殿大学士来了，必定有正直之言，我们不妨都听一下。” 杨士奇进言道：“皇上两日前刚下诏减免了岁供，可惜薪司又征枣八十万斤，这与前诏相矛盾吧！”明仁宗于是马上下令减免一半。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对于皇上的工作失误，许多臣子看得见，但有勇气说的不多。 为什么杨士奇敢说？ 因为杨士奇深知皇上喜欢忠臣，涉及国家社稷的事情、明摆着的道理，皇上还是会听从谏言的。所以他敢于直言不讳。这种逆鳞而谏，需要慧眼识别事情真伪，更需要直言的勇气，令人信服。 据理力争，通情达理 高超的沟通艺术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片和谐？也未必。 明成祖朱棣刚驾崩，明仁宗朱高炽服制二十七日期满，大臣吕震上书请明仁宗穿吉服。杨士奇则称不可，吕震随即厉叱杨士奇，蹇义见此，兼顾两人观点进言。 次日，明仁宗仍然戴素冠穿麻衣上朝，而廷臣中只有杨士奇与英国公张辅仍然服制如初。罢朝后，明仁宗对两旁的人说：“父亲 （指明成祖） 棺木仍然在停柩，我又怎能忍心易服？杨士奇所做的是对的。”之后，明仁宗晋升杨士奇为少保。 正常来说，刚刚登基的皇上肯定都想穿得喜庆一点、隆重一点，但为什么劝明仁宗穿吉服的吕震没有得到升迁，反而是提倡穿素服的杨士奇得到明仁宗的肯定？ 这是因为杨士奇的提议符合明仁宗想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孝道的心理，也符合礼法，所以此刻的杨士奇不但没有因为反对皇上穿吉服而得罪皇上，反而得到升迁。在这一事件中，杨士奇不但占领了道德高地，还得到了实际利益。 杨士奇能够一直得到重用，与他本身的能力和才华分不开，但更得益于他高超的沟通艺术，无论是上对皇上献言，中为同僚分忧，下为百姓谏诤，都入情入理。当然，他高超的沟通艺术背后是其高尚的人格。 （摘自《领导月读》2024年8月第8期，作者：陈柏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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