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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孕育了众多古老的文化。其中，良渚文化以其独特的漆黑色陶器而闻名，成为研究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1 良渚文化的辉煌 1936年，施昕更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受到古荡遗址发掘中发现的石斧的启发，联想到自己家乡良渚地区散落的类似石器，决定对良渚进行调查。施昕更在良渚镇进行了调查和试掘，确认了12处遗址点，并出版了发掘报告，这标志着良渚遗址考古的开端。 施昕更的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尤其是精美的琢制玉器，这些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玉器包括玉璧、玉琮、玉钺等，它们的雕刻纹饰繁密细致，和谐工整，尤其是细线阴刻，堪称微雕杰作。良渚玉器的制作工艺非常先进，采用了管钻打孔、磋磨平面以及硬物刮刻装饰线条等技术。 施昕更的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详细介绍了发掘经过和出土文物，尽管他当时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部分，但这一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施昕更的进一步发掘计划因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他本人也因猩红热在1939年早逝。施昕更的工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和研究打下了基础。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名称。 ⑴玉器和陶器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首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确认了这些玉器是良渚文化的玉礼器，而非周汉时期的。此外，草鞋山遗址的发掘还发现了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的三个叠压土层，被誉为“江南史前文化的标尺”。这些连续的文化层堆积，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1986年，考古学家们在浙江省余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的反山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揭露了11座大型墓葬，这些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等珍贵文物，总数超过1200件。 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包括了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三叉形器、冠状饰、锥形器等特殊器型。这些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工艺精湛，纹饰精美，反映了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玉器制作技术和审美风格。特别是出土的“玉琮王”，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纹饰，成为良渚文化玉器的代表。 反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也颇具特色，这些陶器以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技术较为普遍，器壁较薄，器表多素面磨光，部分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这些陶器的出土，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良渚文化陶器制作工艺的认识。 ⑵良渚古城 2007年，考古学家确认发现了良渚古城，城分三重，占地630多公顷，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的城墙宽度在20至150米之间，保留下来的高度约有4米。城墙的一圈约7公里长，整个城修建在一个沼泽地上，先在沼泽地上铺石头，然后在石头上堆筑黄色黏土。 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是一个高台，即莫角山宫殿所在地。主要宫殿区的范围是一个630×45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十几米高的人工堆筑高台。考古学家在宫殿区发现了长度14至17米的大木头，推测良渚的宫殿规模非常大。 良渚古城的内城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故宫那么大。内城的城墙以内其余台地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区。外城则由众多环绕内城的台地组成，面积近800万平方米。 ⑶水利系统 2015年，考古学家在良渚古城的外围存在着一个规模宏大的古代水利系统。这一系统由多条堤坝构成，具有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其年代距今近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系统。 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从北面和西面围绕良渚古城，由11条人工堤坝组成，分为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三类。其中，山前长堤位于良渚古城北侧2公里，全长约5公里，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谷口高坝位于西北侧较高的丘陵的谷口位置，包括6条坝体，分为东、西两组，各自封堵一个山谷，形成水库。平原低坝建于高坝南侧约5.5公里的平原内，由4条坝将平原上的孤丘连接而成。 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是在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考古所对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揭露的。2009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最终确认了这一庞大的水利系统的存在。 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证实了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已经相当进步，稻谷品种的多样性体现了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如在茅山遗址发现的水稻田，面积达56000平方米，折合84亩，表明当时已有大规模的稻作农业生产 。此外，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也保留了成片的稻谷种植，反映了良渚先民可能的生活状态。 良渚文化不仅仅局限于稻作农业，还种植了蚕豆、花生等农作物。这些作物的种植进一步证明了太湖流域原始农业的繁荣。考古学家在多处发现了炭化稻谷遗存，如在浙江杭州莫角山遗址和池中寺遗址，其中池中寺遗址的炭化稻谷埋藏量巨大，推测为五千多年前的大型粮仓。 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工具也极为发达，如大型三角形犁形器、穿孔石斧等，这些工具的发现反映出农业生产的显著进步。出土的农具遗存，如石犁、木耜、割穗刀、石镰等，不仅提高了土地的翻耕效率，也提高了收割效率。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为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粮食来源，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阶级的形成。城乡分野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组织化程度。 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不仅满足了基本的食物需求，还为社会提供了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支撑了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活动的发展，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2 屈家岭文化 1954年，屈家岭文化的发现，标志着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文化阶段的确立。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广泛，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几乎遍布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 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730-2635年，这一时期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早期相对应。这一时间跨度通过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得出，屈家岭文化后期约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 屈家岭文化的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实现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空前统一和繁荣。出土的炭化稻粒证明了长江中游最早的稻作农业，其中在屈家岭遗址发现的541粒距今约5800年的炭化稻粒，是该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 生产工具方面，屈家岭文化拥有磨制石斧、石刀等，这些工具的出土显示出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石器的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超，器形有斧、铲、锛、凿、镰、箭头等，这些工具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生产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屈家岭文化的畜牧业和纺织业也相当发达。出土的兽骨和狩猎工具，以及大量的陶纺轮，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彩陶纺轮上彩绘出的纹样，如旋涡纹、平行线纹等，体现了当时纺织技术的进步。 屈家岭文化的聚落形态、农业生产、家畜饲养及渔猎采集等经济活动，表明了社会经济的综合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最为兴盛和辉煌的时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如蛋壳彩陶、彩陶纺轮、陶鸡陶羊等陶塑装饰工艺品，都代表着当时最高的生产水平。 3 石峡文化的探索 石峡遗址的发现是在1972年，随后在1973年至1978年间经过三次系统发掘，揭露面积达3666平方米，清理墓葬132座。这一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连续文化层，其中新石器晚期的石峡文化层尤为引人注目。 石峡文化出土的稻谷遗迹显示，该地区已有广泛种植人工栽培稻，包括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这些发现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的空白，并将广东地区原始农业的历史推前至4500年前。 石峡文化的生产工具，如石锂、石铲等，普遍磨光，展现了石器制作的高超技艺。这些工具不仅用于狩猎，也是重要的战斗武器，反映出私有制的发展和贫富分化。 石峡文化的墓葬具有独特性，多数墓坑经过烧烤，多为单人葬，盛行二次迁葬。迁葬墓中通常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迁葬时从原墓中带来的，另一套是迁葬时新放置的，这种葬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墓中尚属首见。此外，大墓随葬品种类繁多，包括石器及贵重玉器，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和贫富分化。 石峡文化的发现，不仅对研究岭南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探讨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石峡文化通过与相邻文化的交流，向北输出了广东的几何印纹陶因素，对三代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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