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处：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自题书房联。 赏析： 这一副对联中虽然没有“读书”二字，但上联很明白就是讲读书的。整体看，上联讲“输入”，下联讲“输出”。范先生读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写出言之有据的历史著作。著史不像写诗歌散文，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抒情，而是要以严谨考据为前提，观点需要从史实中来，往往“孤证”还不足为“证”呢，所以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要甘坐“冷板凳”。 按照中国人做学问的传统，读书的首要目的就是弄明白人世间的大道理。清代学者钱泳（1759-1844）书写过一副“六经读罢方拈笔，五岳归来不看山”，气魄很大，名气很大，流传也很广（不知原作者是不是钱泳？）。  中国传统中“六经”的地位特别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差不多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非正式宪法。一切为人处事的准则都在这里，一切治国安邦的准则都在这里。只有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你才有资格为文著书。圣如孔子，也只说自己“述而不作”，也就是把先贤的学说转述出来，而不是自己创作。 那“六经”包括哪六部经书呢？那就是孔子整理的《诗经》、《书经》（也称《尚书》）、《礼记》、《易经》、《乐经》和《春秋》。这几部著作，是儒家学说经典中的经典。其中《乐经》早就失传了。到了南宋，朱熹又编定出“四书”，也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上述“五经”合到一块称“四书五经”。清代人对联里写到的“六经”，可以看作就是“四书五经”。 那“经”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呢？我们看“经”这个字，本义是指“织布时贯穿纵向的线”。“六经”的“经”，用的是这个字的引申义，指不随时间变化的准则、原则，可以理解为自然与社会运行的最底层的逻辑。 中国有很浓厚的“经”、“史”传统——“经”可以看作是“史”的灵魂，“史”则可以看作是“经”的肉身；“经”可以看作是亘古不变的根本法则，“史”则可以看作是鲜活生动的具体案例。所以古人读书往往是经史互参的。比如清代文人张廷济(1768—1848)书写的“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这副对联文辞与义理堪称双绝，儒、佛、道都占全了。  和“六经”有关的对联墨迹很多，再略举几例。下面又是一副张廷济先生的——“文章从六经得来，事业从五伦做起”。  下联“文章从六经得来”——大致可理解为：真弄通了“六经”的道理，那写起文章来就会“言之长短或气之高下皆宜”，怎么写都是好文章。就像武侠小说中高手出招，随意使来，招招妙绝；上联中的“五伦”指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中国人看重“做事先做人”，如果行事有悖五伦、做人上先出了问题，那做事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再比如清代状元陆润庠（1841～1915，1874年状元）的“一室之中有至乐，六经以外无奇书”。  “六经之外无奇书”好理解——“六经”把宇宙间的大道理都说尽了，还能有什么“奇书”再讲出其他有价值的内容呢？再新奇的书，也不过是给“六经”在做更新鲜的注脚而已。 那上联“一室之中有至乐”呢？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想大概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是无处不乐、无时不乐的。这个“乐”是不依赖外物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样的乐，不需要走马观花、饮酒高会，更不需要夜雨对床、知己会心。人生中、宇宙间的至乐，一个人独处一室完全可以领略到。宋代大儒程颢《秋日》写得好：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近代颜楷大家谭泽闿（1889—1948，谭延闿的弟弟）书写过一副“座中弟子多三馆，悟后文章似六经”，又换了个角度来讲“六经”。  下联“悟后文章似六经”，和“六经之外无奇书”意思是一致的。后者是正说，前者是反说，也就是说——不管啥文章，你要弄明白它说的道理之后，都会发现它并没超出“六经”的范围，就好像孙悟空再怎么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那上联“座中弟子多三馆”是什么意思呢？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曾设钦贤、翘楚、接士等三馆，以招集才智之士。唐朝、宋朝也都设有“三馆”，其中人员或为科举精英、或为饱学之士，均为一时俊彦。其中唐朝“三馆”为统文馆（昭文馆、修文馆）、集贤殿书院、史馆，宋朝“三馆”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这些个“三馆”，都属于中央政府储备、培养青年才俊的专门机构，类似于明清时期的翰林院。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蔡元培、谭延闿等这些名人，早年都曾在“翰林院”进修过。因此我们看，上联的意思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嘛。 下面这副清代满人状元崇绮（1829－1900）的“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口气很大，说的也和上面“六经”一致——“圣贤心”就是“六经”嘛！读“六经”就是要体会其中的圣贤之心。  晚清重臣李鸿章（1823-1901）有一副“书城高大能容道，心地光明始爱才”，“书城”中“能容”的这个“道”，也可以理解为“六经”中的“道”吧。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1889-1931）书写过一副“汲古得修绠，荡胸生层云”。上联意思大概是——了解前人的智慧，弄懂“六经”的意思，就像用长绳子（修绠）从深井汲水一样。这个长绳子当然就是“书”了。以前有书店起名叫“修绠堂”，就是这个意思。  “六经”太博大精深了，其中的道理需要在长期的读书与实践中慢慢体悟。我们平时讲读书目的，最简单直接的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下联为赵孟頫行书集字）了。  王阳明先生讲“知行合一”，人生阅历越丰富，对这四个字的体会就会越深刻。当做事遇到困难时，你会发现你原来自以为明白的——还是没有真明白！常言“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平时读书万卷，夸夸其谈，好像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遇到麻烦则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 那反过来呢？人生阅历越丰富，你就越能体会到前人书中的深意。下面近代政治家于右任先生（1879-1964）的“阅历知书味，艰难识世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通过书本这个媒介，饱经世事的读书人和著书人发生了共鸣，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的——“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还有一副“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下图为赵孟頫行书集字），说得也很明白。读书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的，就是要提升自己，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 下面这副是清代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4）书写的，“行无愧事，读有用书”，文辞浅易直白，书法苍劲雄浑。赵先生这副字，根据2018年拍卖行情，至少也得卖50万人民币。 下面这副是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开卷有益，温故知新”（王铎行书集字）——书本打开，好事自来。把以前的成败得失弄明白了，定会对将来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有帮助。 光绪皇帝的老师、状元宰相翁同龢（1830-1904）有一副“张皇古初不类时论，排列书史坐收大权”。文辞有点费解，下面试着解释一下。 先看下联，“排列书史”怎么会“坐收大权”呢？我想可能是——遇到大事需要决策时，把经书、史书的意见全翻出来，权衡推敲，最后得出一个可行的结论。 有人可能会对这样的理解表示怀疑。好吧，那我们再看看上联。“不类时论”就是不随流俗，不盲从同时期大部分人的观点，不盲从社会上所谓的主流观点；那“张皇古初”呢，就是把古人的智慧彰显出来，“张皇”就是放大彰显的意思。 把上下联的意思连起来看一下——要解决前进中的大问题，当代人的意见难免目光短浅，还需要参考历史上的大智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怎么参考呢？那就从经书、史书中找吧。这不也就是“温故知新”吗？ 下面是一副清代文人郭麐（lín ）（1767～1831）的“诗书于我为麴糵[qǔ niè]，嗜好与俗殊酸咸”，文辞有点怪怪的。山西乔家大院中有一副楹联，写的就是这个内容。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麴糵”就是酿酒的酒曲，和蒸馒头的酵母类似。明白了这个，上联就可以理解为——读到肚子里的诗书，就像酒曲、酵母一样，会慢慢地在你的体内发酵，逐渐让你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这句话把读书与修养的关系说得很形象，“腹有诗书”是不会马上“气自华”的，还需要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说到这里，想起自己多年前在一个小书店见到过一幅字，内容是这样的： 读书仿佛如登山，愈往高处步愈艰。 步愈艰时景愈妙，行行不觉出尘寰。 大家体会一下这首绝句，讲的就是量变与质变、渐修与顿悟，和“诗书于我为麴糵”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面这副是近代名噪一时书法家唐驼（1871-1938）的手笔，民国初年好多学生课本中字就是他写的。当时各地学校勃兴，因此他的字也流布甚广，时称“唐体”。 “名教有乐地，诗书是良田”，这是一副很俗套的劝世联。“诗书”既然是“良田”，那就不仅要勤耕（勤读多读），还要精耕（精读细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产出。 顺便也说一下上联吧。“名教”可以看作是上面说的“五伦”，虽然是约束人的规矩，但没有纪律是不会有自由的。“乐地”就是这个纪律下的自由与快乐。 最后再看一副清代状元宰相孙家鼐（1827-1909）的，“宏通应在藏书室，经济端躬赋策人”。 “宏通”就是博大通彻，读书就是要追求这个境界，就是要追求博古通今、六经“注我，就是要追求“行行不觉出尘寰”。这——当然很难了。但难又有什么呢？胡适先生不是告诫过我们嘛：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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